在對社會主義理想社會形態的闡釋中，安德森以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訴求，主要就社會主義的策略模式、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治學以及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思想等內容進行了重點論述和分析，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革命工程，同時也借鑒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改良措施，闡述了東西歐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模式和理想形式，形成了一種基於“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對於安德森而言，他不僅繼承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化，而且秉承了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思想，認為要想實現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徹底改變必須通過革命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才能完成和達到。然而，安德森的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理論和實踐的不斷交鋒和統一中形成和塑造的。當1964年安德森寫作《當代危機的起源》和《對威爾遜主義的批判》時，他還是哈羅德·威爾遜新政府主義的支持者；當1976年他寫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之後，便成了一名堅定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在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保羅·布萊克裏奇看來，這一顯著轉變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內因來看，安德森從黑格爾的總體性概念轉向了阿爾都塞的總體性概念，走向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更為靈活的理解，並信奉了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外因來看，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所引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激進革命浪潮，使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相結合的時刻會重新到來，從而使安德森走向了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有關東西歐社會主義策略模式的論述中，馬克思本人曾做過一些初步的和重要的思考。當馬克思1871年批評巴黎公社不願發動內戰，並於同年向第一國際代表大會宣布：“我們應當向各國政府申明：我們知道，你們是對付無產者的武裝力量；在我們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們將用和平方式反對你們，在必須用武器的時候，則用武器。”①在此，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的兩種策略模式，一種是和平的或改良的方式，一種是革命的或武力的方式。隨後，馬克思在1872年阿姆斯特丹的演講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製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製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杆；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總有一天正是必須采用暴力。”②這裏，馬克思進一步區分了歐洲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認為像美國、英國和荷蘭等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而像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則隻能通過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暴力有時是革命的助產婆，但他從不讚成使用暴力革命，正如他對法國雅各賓派在法國革命中使用暴力革命的強烈批評那樣。然而，安德森認為，馬克思本人低估了和平主義的英國、美國和荷蘭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強製性或壓迫性的政治力量，而高估了這些資產階級國家的思想或意識形態的文化力量，因而形成了一種傾向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這就為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思想奠定了基本的雛形，也為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之間的爭議提供了最初的框架。
在此基礎之上，安德森就為整個東西歐地區和國家的無產階級提供了一種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模式。在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策略的理論譜係中，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相互交叉，內在統一，形成了其獨特的革命社會主義策略思想。首先就經典馬克思主義而言，安德森主要繼承了列寧的革命社會主義的經典工程，認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同時汲取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思想，走向了國際主義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其次就西方馬克思主義而言，安德森在葛蘭西的改良社會主義的策略模式基礎之上為西方無產階級提供了一種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模式；最後就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而言，安德森在湯普森有關“革命的文化學”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的批判中形成了一種“革命的政治學”的社會主義策略思想。因此，安德森所希望的就不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的修補式的改良，而是脫胎換骨式的革命。這一革命思想就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存在著極大的契合，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宣稱的：“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①
然而，針對歐洲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安德森在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模式中加入了諸如托洛茨基的革命的國際主義視域，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的基本思想，湯普森的文化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甚至威廉·莫裏斯的現實主義的烏托邦思想，並使這些思想成為革命社會主義思想的必要條件和必備因素。如果說革命主義是安德森社會主義策略思想中的核心要義，那麽國際主義、改良主義、道德主義和現實主義等就成為其社會主義策略思想中的基本特征。使其革命社會主義策略思想變得更加豐富和多元，而不是牢不可破的鐵板一塊。
在對理想社會形態的闡述中，安德森始終把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其核心思想，把對社會主義的科學闡釋作為其理論的目標，把對社會主義的道德論證作為其理論的途徑，把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價值與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等這些人類的基本價值相結合，試圖形成一種真正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認為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②
對於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的批判是安德森塑造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的一個前提條件和基礎。在他看來，自文藝複興、啟蒙運動以來資產階級所宣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核心價值，僅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愚弄和欺騙人民大眾的一種工具性的價值，而非理想化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工具性價值成為了世界的一種普適性價值，並且在這種普適性價值背後滲透著某種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行徑。因而，這一所謂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就是資產階級的價值，這一以理性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國家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保護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保衛的是資產階級的理想王國。正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所深刻描述的：“這個理性的國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麵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隻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①在此基礎上，安德森試圖創建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一種性質上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價值體係。
在安德森看來，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最科學、最理性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是最深刻、最徹底的社會主義。一方麵，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與道德的社會主義不同，它不是從道德的、情感的和文化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所進行的一種道義上的批判，而是從曆史、科學和知識的角度對資本主義製度所進行的一種理性的分析，使民眾確信社會主義是一種可欲求的、更加美好的理想社會，它將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麵，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中融入了某種道德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要素，並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實現路徑。在他看來，任何一種可行的社會主義都需要一種道德的想象，一種道德的現實主義，從而使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獲得工人階級的真正認同和接受。因此，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不再是一種空洞的理論教條，而是一種具體的生活經驗，不再是精英階層的社會主義，而是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不再是一種理想化的空中樓閣，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具體實踐。由此，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就從道德的社會主義思想中獲得了現實的基礎和力量，有助於走向一種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
同樣，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等人類價值真正相融的社會主義，因為它不是建立在私有財產、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文化的基礎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財產的共同所有、國家的公共管理和文化的共同創造的基礎之上的，因而，這一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就不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民眾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也不是形式化和抽象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活生生的和具體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這樣的社會主義既蘊含科學主義的認知維度，也蘊含了人本主義的價值尺度，是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內在統一的理想社會形態。
總體而言，安德森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的經典的守門人，他試圖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真正統一和完美結合。然而，在安德森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策略與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之間卻存在著極大的差距，正如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評價中所認為的，革命的理論並沒有帶來革命的行動。然而，盡管安德森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一種總體的革命策略，但這一總體的革命策略並沒有帶來民眾對於資本主義的激進改造。從根本上來說，安德森並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革命策略。他並沒有明確指出未來社會主義是什麽樣的，公有製抑或其他所有製；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形式，全民普選製抑或人民代表製，還是其他。他隻是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一味地批判資本主義，批判新自由主義，高呼民主、平等和正義。這一激進的、理想的社會對處於物質豐富卻精神痛苦的大眾來說確實有著極大的吸引，但對於喚醒他們的實際行動來說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時刻並沒有按照安德森所設想的那樣到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欲求也隻是一種“烏托邦”而已。因此，安德森的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策略始終停留於一種“理論實踐”的範疇中，未能從理論的鬥爭走向實踐的鬥爭。或許恰恰是因為他構建了一種革命的烏托邦而使其成了一種真正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