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柯斯佳，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來這兒是跟誰一道同行？”多麗說，把黃瓜和蜂蜜分給孩子們。“跟弗隆斯基！他去了塞爾維亞。”
“而且不是一個人去，他自己出錢帶了一個騎兵連！”卡塔瓦索夫說。
“這符合他的做法，”列文說，“可難道還有誌願兵去嗎？”他補充說，看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沒有回答，他小心地用鈍刀從放著一角白色蜂巢的茶杯裏，撥出黏在流動的蜜中仍然活著的蜜蜂。
“豈止如此！您真該親眼看看昨天車站上的景象！”卡塔瓦索夫出聲地嚼著黃瓜說。
“哦，這又得怎麽理解呢？看在基督的份兒上，請給我解釋一下，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這些誌願兵去哪兒了，他們跟誰打仗？”老公爵問道，顯然是在繼續列文不在時說起的話題。
“跟土耳其人。”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平靜地微笑著回答，弄出那隻無助地動著腳、讓蜂蜜黏得發黑的蜜蜂，將它從刀子上挪到一片結實的山楊樹葉上。
“可是誰對土耳其人宣戰了？伊萬·伊萬內奇·拉戈佐夫和莉迪婭·伊萬諾夫娜伯爵夫人連同施塔爾夫人嗎？”
“誰都沒有宣戰，但是人們同情近鄰的苦難，想要援助他們。”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
“但公爵沒說援助的事，”列文說，袒護著他的嶽父，“而是說戰爭。公爵說，個人未經政府許可是不能參加戰爭的。”
“柯斯佳，當心，有隻蜜蜂！真的，要咬我們啦！”多麗說，驅趕著一隻黃蜂。
“這不是蜜蜂，是黃蜂。”列文說。
“哦，那麽，您的理論如何呢？”卡塔瓦索夫微笑著對列文說，顯然在引著他爭論。“為什麽個人沒有權利呢？”
“我的理論是：戰爭，從一方麵看，是一種獸性的、殘酷、可怕的事情，無論任何人，更別說是基督徒，都不能個人承擔發動一場戰爭的責任，隻有政府能這樣，它號召做這件事，也不可避免卷入戰爭；從另一方麵看，按照科學和健全的理智看，在國家事務上，尤其在戰爭這件事上，國民要放棄自己的個人意誌。”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和卡塔瓦索夫已然準備好反駁，同時開口了。
“事情就在於，兄弟，有這樣一種情況，當政府不履行國民的意誌，那時，社會就宣布自己的意誌。”卡塔瓦索夫說。
但謝爾蓋·伊萬諾維奇顯然不讚成這種反對意見。他聽了卡塔瓦索夫的話皺起眉頭，說了另外一些話：
“你這麽提出問題是沒用的。這裏沒有宣戰，而是人道的、基督徒情感的表達。他們在殺害同根同教的兄弟。不過，哪怕殺害的不是兄弟，不是同一宗教的人，隻是孩子、婦女、老人呢？群情激憤，俄羅斯人紛紛跑去，幫忙製止這場慘禍。想象一下，要是你走在大街上，看見醉漢毆打女人或者孩子。我認為，你不會去問對這個人宣戰還是沒宣戰，而是撲向他，去保護別人。”
“但我不會把人打死。”列文說。
“不，你會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看見這種事，我會屈服於自己直接的感情。但事先說不準。但對待斯拉夫人受壓迫就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直接的感情。”
“也許，對你來說沒有，但對其他人來說是有的。”謝爾蓋·伊萬諾維奇不滿地皺著眉頭，說道，“民間還流傳著有關正教民眾受‘不虔誠的阿加爾人[370]’壓迫的傳說。人民聽見自己兄弟們的痛苦便說話了。”
“也許吧，”列文支吾其詞地說，“但我沒看出這一點。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我沒有這種感覺。”
“我也是，”公爵說，“我住在國外，讀了報紙，我承認，在保加利亞暴行發生之前，我無論如何也不理解，為什麽所有俄羅斯人那麽突然就愛上了斯拉夫兄弟，可我對他們什麽愛都沒感覺到？我很悲傷，以為我是個怪物，或者卡爾斯巴德對我產生了影響。但是，來到這兒，我就安心了，看到除我之外還有別人，隻關心俄羅斯，而不是斯拉夫兄弟。康斯坦丁就這樣。”
“個人的意見在此無足輕重，”謝爾蓋·伊萬內奇說，“當整個俄羅斯——當人民表達了自己的意誌，個人的意見就無關緊要了。”
“不過請原諒，我可沒看到這一點。人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麽回事。”公爵說。
“不，爸爸……怎麽不知道？星期天在教堂的時候呢？”聽著談話的多麗說道，“請把毛巾遞給我，”她對麵帶微笑望著孩子們的老頭說，“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星期天在教堂的時候？人家吩咐神父宣讀。他宣讀了。他們什麽都沒聽明白，歎著氣，就像聽任何布道一樣。”公爵繼續說，“然後對他們說，教堂正在為拯救靈魂的事業募捐，他們也就各自掏出一個戈比交上去。可為了什麽——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對自己命運的意識一直存在於人民之中，在當前這種時刻，這意識就讓他們更清楚了。”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望了一眼養蜂的老頭。
漂亮的老頭留著黑中夾白的胡須和一頭濃密的銀發，一動不動站在那裏，拿著一杯蜂蜜，親切平和地以他那高高的身材俯視著先生們，顯然什麽都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
“正是這樣。”他頗具意味地搖著頭說，應和著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話。
“對了，就問問他好了。他什麽都不知道，什麽也不想。”列文說，“你聽說戰爭的事兒了嗎，米哈伊雷奇？”他轉向老頭，“他們在教堂裏讀的是什麽？你是怎麽想的？我們應該為基督徒打仗嗎？”
“我們還想什麽呢？阿列克桑德拉·尼古拉伊奇，皇帝，已經替我們考慮了，他什麽事都替我們考慮著呢。他看得更清楚……不再拿點兒麵包嗎？再給小男孩一點兒吧？”他轉向達麗婭·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指著吃完了麵包皮的格裏沙說。
“我不需要問，”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我們看見過，現在正看著成百上千的人，為效力正義的事業拋棄了一切，從俄羅斯四麵八方趕來，清楚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目的。他們帶著自己的幾個戈比，或者親自去，直接說出來是為了什麽。這又意味著什麽呢？”
“在我看來，這就意味著，”開始變得急躁的列文說，“在八百萬的人民中間，總是能夠找到不隻是幾百人，而是現在這樣，幾萬人，失去社會地位、無所顧忌的人，時刻準備著加入普加喬夫那夥人，去希瓦，去塞爾維亞……”
“我跟你說，這些不是千百個無所顧忌的人，而是人民中最優秀的代表！”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激憤地說，就像在保護自己僅有的財產一樣。“捐款呢？這可是全體人民在表達自己的意誌。”
“‘人民’這個詞太不確定了，”列文說，“鄉裏的文書、教師、千分之一的農民，也許知道是怎麽回事。其餘的八千萬，就像米哈伊雷奇那樣，不僅不表達自己的意誌，而且對為什麽要表達自己的意誌沒有概念。我們有什麽權利說，這是人民的意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