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係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後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裏暗暗預設。在這裏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餘音繞梁,一種家族情感和孝弟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裏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於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繁,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裏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於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 i s t e r i n l o 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 r o t h e r i n l o 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製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遊”;即便遊了,也有“遊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衝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遊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遊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於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遊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裏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雲間飄散,他能在什麽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牆垣或者鄰家的屋簷,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於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於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裏麵。這是《論語》裏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孟子》裏也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鬥毆,你應該去製止,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鬥毆,你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幹預,那就是個糊塗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裏,近則舍身幹預,遠則閉門回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係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後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裏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係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亂力怪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隻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一六二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麵、其次是在戰爭方麵、隨後是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於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圖、德模克裏特一直到亞裏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隻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麵後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陡到處飄泊四海為家並且苦鬥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麽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麽多閑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古人習慣於沉醉在現實感裏。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當中國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時候,歐洲古人卻重在“格理致知”。當中國古人的知識重點是從修身和齊家開始的時候,歐洲古人卻展開了神的眼界,一步躍入世界萬物背後的終極之b e i n g——他們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遊**,並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於抽象邏輯的遠程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