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紀匈奴大帝國橫掃歐亞大陸以前,匈奴人知道織布、鑄鐵、造車,卻不知道文字如何書寫(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比較而言,中國雖然是一群關心近事甚於遠事的定居者,卻是文字的早熟國家之一,三千多單字在公元前的戰國時代已經定型,足以讓先民們對人情與事情的琢磨日漸其深。秦始皇統一中國,實現“書同文”,使表意的漢文字貫通眾多方言區,建構出一個巨大而統一的符號網絡,為後來一次次維係國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術條件。
不僅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歐洲也沒有這個文字穩定而統一的條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文字隨語音而變,也就太容易變,可能有利於追新,卻不一定利於溫故和襲舊,比如歐洲文藝複興很大程度上就隻能借助外文的中轉,從穆斯林的大量譯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臘——很多歐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臘。另一個問題是,一旦羅馬大帝國崩潰,拉丁文隨之分崩離析,新一代文字隨方言四處嘩變再也難以融合,文字壁壘後麵的體製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文字大家族之內雖然還有親緣關係,但彼此差異已僵固下來,甚至成為當代歐共體統一的重要障礙。
是文字促成了中國造紙術的發明?還是造紙術促成了中國文字的進一步發達?這一問題不易確解。但不管如何,東漢宦官蔡倫在公元105年改進的造紙方法幾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文字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使文字不再為王室和貴族所壟斷,也不再成為他們氣喘籲籲的艱辛之物——想想看,當時臣子東方朔給漢武帝寫一奏章,所用竹簡竟要用兩個人才能抬進宮去!再想想看,在造紙術於十二世紀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之前,那裏的文字常常記錄在笨重的羊皮書上,一部哲學或一本聖經的傳抄,得耗費成車的羊皮,也得讓奴仆們肩挑背扛:如此昂貴的文字,對於構成社會大多數的下層平民來說,是何等的稀罕和遙遠。
“蔡侯紙”代表的群體性發明過程,最晚也始於漢初,有甘肅省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漢紙為證。這帶來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國理性認知的一次大規模突飛猛進。文風大盛,文運大興,連鄉村中也學館遍地,數以萬計的讀書人冒出來,形成了強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貴族而代之,成為了社會中新的強勢階層。與此相聯係的另一個連鎖效應,是官辦“太學博士”的出現,開辟了讀書人進入政權的通道,雖然還沒有完全取代察舉製,但已確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現出科舉製的雛形。知識的新領域一個個也在被開拓:醫學(張仲景等)、天文學(張衡等)、文字學(許慎等)、自然哲學(王充等)、史學(司馬遷、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種方術,群星燦爛蔚為大觀,完全重寫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連文學也成了一件求真務實的工作,司馬相如和楊雄的漢賦,取材廣博,“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寫山川草木之狀,極鋪陳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學、生物學以及其它學科的濃厚興趣,如同一部部文學化的百科全典。
漢語思維的成年期已經到來,反過來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極大提高了漢語的抽象化程度。隸書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成為今文經學那裏流行的“今文”,是一種方方正正、結構有序、筆劃簡便的字體,已經大幅度蛻去了甲骨文和篆書的原始象形痕跡。各種理論也不再是政治經驗和道德經驗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現出前理論的初始樣式,比如孔子的語錄體、莊子的寓言體以及《易》的象數體,而走向了一個個邏輯思辨的浩大工程: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家們,發展了一套中國式的邏輯思辨,表現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學術大雄心和知識大胸懷,展開大規模的理論生產,著述動則數十萬字乃至百多萬字,是繼中國的政治統一以後第一次著手的文化整合。這當然還隻是一個開始。漢代開始的整合可以說一直持續到十個多世紀以後的宋代理學——那時畢升又發明了活字印刷,實現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終完成了中國從“紋治”到“文治”的轉型,即文化從象符主導到字符主導的轉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國萬象繽紛的時期,是象符空前活躍和豐收的時期。農耕社會的物產豐足和商業繁榮,使陶瓷、絲織、雕刻、建築等等都有極盛表現,書畫、演劇、音樂等等亦迅速擴展為大眾性消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曾這樣描繪當時的京都:
坊巷院落縱橫萬裏,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盡,五更又複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這種揮霍奢靡的生活景觀令人震驚。當時的“宋詞”代“唐詩”而興一項,足以證明文學已經更多脂粉氣,流向了梨園和青樓,亦證明了文士與優娼的廣泛聯係,還有音樂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區別在於:此時之“樂”已非先秦之“樂”。先秦之樂深藏於宗廟和宮廷,鍾、謦、琴、瑟等樂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樂則已擴散市井,琵琶、三弦等樂器也就趨向小型化和便攜化(據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樂器的這一曆史性嬗變,證明了“樂”已逃離統治集團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裏“別尊卑”、“施賞罰”以及“禁暴勝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時的音樂已經下滲基層,入俗隨眾,甚至妖聲豔調**詞豔曲過把癮就死,正如理學家周敦頤所警告的:音樂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長怨”(見《通書/樂上》)。
在某些人士看來,這種變化已經構成了對禮教的巨大威脅,已經與“禮”構成了尖銳的對立。昔日役夫式“非樂”的立場,曾被儒家痛詆為墨家之愚,現在卻差不多偷偷移入儒家的嚴峻麵容。曆史的重心出現回擺,隻是沒有擺回原有的軌道。
一個文化的更年期悄悄臨近。宋代理學家們紛紛“卑藝文”,連曆來傳統深厚和名分高貴的詩歌,因為與音樂有親緣關係,難免世俗聲色的感染,也開始讓他們惴惴不安。程頤斥詩歌為“俳優”與“閑言語”,朱熹則發誓“決不做詩”。在他們的心目中,做詩也是“玩物喪誌”和“耽於聲色”,屬道德敗壞之舉。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動,物質世界的千姿百態,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論、前文字、前語言的直覺隱喻,但太容易讓人意亂心迷,太容易偏離儒家的政統和道統。為了實現“存天理滅人欲”的偉大目標,他們既然已經失控於“象”,就不得不重“文”輕“象”,不得不求助文字來建立認識屏障,以文字清洗人體內各種危險的感覺勃動,製造出人欲的空白和禁鎖。他們是一些讀書人,是掌握了造紙和印刷兩大技術的讀書人,文字是他們最大的優勢和法器,因此被他們奉為唯一的意義載體。
從此,“知書識禮”是成為高士的不二法門。“知言”與“立言”是君子的畢生使命。他們挾萬卷經綸投入偉大而艱難的“文治”,成為一群中國式的文字中心主義者,中國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者”。
周敦頤及時提出的“文以載道”,在這一層意義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