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寒冷的一天，兩個人走著去哈梅林廣場。哈梅林廣場並不是一個廣場，而是一個位於肯寧頓的湯勺形死胡同，而肯寧頓又是倫敦的一部分。在泰晤士河以南，肯寧頓有大量的建築物，所有的公共綠地無不窄小、枯燥，或被鐵絲柵欄包圍著。路倒是開闊、筆直，但多是布滿塵土的主幹道，有的主幹道兩旁是成排的別致的按喬治王時代風格整齊排列著的房子。肯寧頓還有不少小隧道和迷宮一般的建築群，年代各異，有喬治王時代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愛德華七世時代的，還有戰爭時代的預製房，房子顏色是殘褪的粉和藍。與這些小房子毗連的是高大的塔樓，那是些紀念碑式樣的長方形水泥建築，陽台和陽台一層層相疊，灰突突的，頂著天。哈梅林廣場的房屋多是19世紀早期建好的，有著優雅的長條形窗戶，窗戶的麵積隨著三層樓從下往上依次遞減，地下室隻有經由階梯才能走進去。這些房子都相當漂亮，但有一絲狹窄的感覺，路邊也有一些比較寬敞的以喬治王時代建築為模型的房子。總體上這類房子在肯寧頓越來越少，它們以不同的狀態被翻新著，你會訝異它們的翻新狀況和修繕手段可以有天差地別的迥異差距。有的房子被改造得極有中產階級品位，牆壁以明晃晃的白色粉刷，窗台上還添了花盆箱，門環換成了黃銅的，每一扇窗的窗簾都講求美觀；而有些房子則極其破敗，好像就快坍塌，鬆垮垮的金屬絲上掛著肮髒的網布窗簾，牆上的漆不是裂開就是像長了瘡皰。有一兩間房子的顏色和其他房子比起來顯得特別刺眼和不協調，那是那種西印度風格的亮度極高的深藍色，再不就是李子皮那樣紫色粉色混合的顏色，又或是讓人忍不住口中發酸的綠色。湯勺形的哈梅林廣場，其“勺碗”處的中心腹地是一塊泥地——不是草地，因為沒有綠草生長，那裏丟著兩個廢棄的車用嬰兒座椅，一塊黴爛的床墊，還有一件新的但血跡斑斑的亮粉色洋娃娃睡裙。
步行去哈梅林廣場的那兩個人腳程挺慢的。弗雷德麗卡本來走路時總健步如飛，但她原本的大跨步被和她同行的那個人的拖拖拉拉阻礙了，兩個人一前一後，緩慢地走著。弗雷德麗卡罩著一件長款的披風式黑色大外套，內搭灰色針織束腰上衣，腿上穿著綠色緊身褲，腳上是一雙黑色長筒靴。她拿著一片暗金色的護胸甲，還有一塊有浮雕的盾牌，她看起來像是個不靈光的不列顛尼亞，又或是布裏托瑪耳提斯女神的鬼魂。弗雷德麗卡的同行者穿著燈芯絨褲，藍色的連帽衫帽邊上是銀色的毛，頭上頂著一個巨大的金色頭盔。頭盔的塑料係帶鬆脫了，頭盔總是滑下來牢牢地包住他的頭，所以每走幾步路，他就必須把滑落的頭盔又推回到頭頂上。他手裏拿著一把柄上鑲著仿真珠寶的金色長塑料劍——他不是揮舞著劍，就是把劍放在地上拖著走，這把劍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了，所以讓他的速度被拖慢了不少。如果弗雷德麗卡提出來要幫他拿劍，他就站著一動不動，固執地發脾氣，猛烈地搖頭，導致頭盔滑落又把他的頭給裹住。
弗雷德麗卡是那種去哪裏都行色匆促的女人，速度像子彈上了彈道一般。這種緩步慢行讓她感到不習慣。如果不是因為母子之愛，她也不會甘願和兒子兩個人彳彳亍亍。她調整著自己的步伐，以便和利奧的速度相諧。利奧有那些愛生氣愛鬧別扭的脾性，而她作為他的母親，難道會沒有？她至今也沒有想出來要怎樣跟利奧提出搬家的建議。她也記得自己在四歲的時候，自己腦袋裏急速回旋著的那些成年人的想法和知識根本就是亂成一團，沒有可解的方法，她那時也是無法和成年人溝通的。她猜想利奧肯定也是一樣的——但是她對此也不確定。利奧在托馬斯·普爾家住得很開心，他習慣了瓦爾特勞德·羅澤的照看，也喜歡有西蒙的陪伴。可是他必須和弗雷德麗卡一起搬出來，不然弗雷德麗卡就沒辦法和他爸爸離婚。弗雷德麗卡不知道一個人如何能背負著這麽濃厚的愧疚感繼續生活下去，而且她要怎樣把洶湧澎湃的情緒波動都處理好，怎樣能忍受自己？她對利奧說：“我們要不要試試看用橡皮泥把頭盔的係帶暫時粘好，這樣你走路就能看見路了。”
“我搞不好隨時都需要把頭盔戴好，以防敵人接近。”
“我們就在街上把頭盔整理好吧，你就可以走得快一點。”
“街上很可能有敵人，我想。”他又揮舞起他的寶劍，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了。
弗雷德麗卡想：“如果我待會兒要去見的住在那棟房子裏的那個女人不喜歡利奧，那我肯定會討厭死她吧。”
她不曾擁有過任何女性友人。讀小學和中學時，女同學都一致反感她——那是因為她太過聰明。這一點她可以接受，這是她意料之中應得的待遇，對她來說，這既是一種恭維，也是一種懲罰。而劍橋則意味著男人——是她可以愛、可以交心的男人。
她們母子倆終於抵達了哈梅林廣場42號，這棟住宅剛好在“湯勺”的勺碗和勺柄的交接處。看得出來房子經過了一番用心打理：大門新上了黑漆，窗戶都潔白幹淨，門前的磚塊都用新磚重鋪了一遍，對了，窗下沒有設置花盆箱。踏上門前的台階時，弗雷德麗卡幫利奧拉著他頭盔上的係帶，按下門鈴後，利奧的頭盔又滑下來了。阿加莎·蒙德出來迎接他們，打開門時，出現在阿加莎·蒙德眼前的，是把冬日豔陽擋在身後，兩個穿得烏漆麻黑卻金光閃閃的一大一小的兩個人——一個穿著靴子，一個戴著頭盔。“快請進，”阿加莎·蒙德說，“我準備了茶。”
阿加莎·蒙德住在這棟三層建築的頂上兩層。她和弗雷德麗卡之前粗略的計劃是，弗雷德麗卡和利奧租住一層和地下室，租金不貴，附帶條件是她和弗雷德麗卡輪流帶孩子。阿加莎住的那兩層樓可謂纖塵不染，窗簾和沙發顏色富麗，窗簾布上是威廉·莫裏斯設計的金色鬱金香；白牆上釘著印製畫和油畫，有的是抽象畫，有的是19世紀的畫作，有的是多雷[1]為但丁的《神曲》所繪製的插圖，有的是約翰·馬丁畫的天堂光色、混沌世界和騷亂景觀，畫麵上有一大群蜂擁的明亮的小天使，像螢火蟲一般簇擁飛著。廚房中的白牆上有幾幅馬蒂斯的《爵士》印製畫，印製畫下方，是陶製的罐子、碗，賽巴迪牌的刀具，碗櫃上擺著一堆藍色與白色相間的舊碟子。廚房的角落有一個兒童遊戲房，是一間結實的木製小屋，木牆上還精細地畫著紅色、白色的爬牆玫瑰和藍色的鬥草。對弗雷德麗卡來說，這一切完全看不出來是阿加莎·蒙德忙活了一整個早上的大掃除的結果，也不知道這一切是否都是為了迎接自己而準備的。弗雷德麗卡檢視著眼前的東西：裝著大小、深淺不一木製勺子的棕色瓶子；猩紅色掛鉤上潔白的擦拭杯盤用的毛巾；用了挺久但刮擦得很幹淨的砧板；裝著咖啡豆、麥片、茶葉、紅糖、白糖的各種玻璃罐兒。無論什麽都有著自然的感覺和順手的次序，打理這些用具的人應該挺自得其樂的。廚房裏有兩扇窗，各帶百葉窗，一扇是翡翠色的，另一扇是天藍色的，配在一起叫人心曠神怡。
阿加莎·蒙德遞給弗雷德麗卡的茶，裝在一個舊的斯波德茶杯中。給利奧倒的是鮮榨橙汁，還有一大片彎月形的餅幹，上麵還用糖霜畫了一個笑臉。拿到餅幹後，利奧才心甘情願把頭盔摘了下來。他摘頭盔時，阿加莎的女兒莎斯基亞·蒙德——這個膚色深、瘦長結實的小姑娘出現了。莎斯基亞穿著一條無袖的燈芯絨短連衣裙、緊身的藍色針織套衫和紅色褲襪，她從她的房間裏跑出來。一進來，就和利奧麵無笑容地互相對視了一陣子，後來才退回到各自母親的身邊。兩個母親或者說兩個女人並沒有坐在沙發上，而是坐在堅硬的靠背椅上，與對方能隔多遠就隔多遠。
“我不能住在這兒，”弗雷德麗卡心中嘀咕著，“這樣子我過不下去。我要不要現在就走？”
“我買這棟房子的時候，”阿加莎·蒙德開口了，“房子的價格很便宜，因為那時候的房子都沒什麽內部裝修。從要買的時候，我就打算要和別人合住，所以在裝修時，就做了兩套獨立的內部家裝。因此房子是兩套廚房，兩套衛浴，盡管都挺小，但都適用。我搬進來之前也沒預期到我竟然可以——或者說我必須常常離家，事實上我眼下頻繁出差，跟我們教育部的一個委員會一起出公差。我是在出差時遇到亞曆山大的，後來他跟我說了你的事，他還說我們兩個或許合得來。”
阿加莎·蒙德的神情鎮靜且持重，她對弗雷德麗卡說話的時候，像和與會者開會的語氣。阿加莎的五官勻稱，分布在恰當的位置，她的眼睛很大，深邃卻不是那麽溫情融融。
“於是，按照邏輯思維，我是這麽想的，”阿加莎·蒙德接著說，“兩個年紀相仿的女人利益相同——連孩子的年齡也一樣——或許真的可以達成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安排，隻要我們兩個人都能把事情想清楚就好。就算我們兩個不喜歡對方，也能有互不幹擾的防範措施。比如說我們可以設定一套合理的公道的細則，防止我們一不小心觸犯了對方，令對方生厭。我雖然從來沒有跟別人合住過，但我確信合住會敗在一些愚蠢的瑣碎的誤會上，而這些誤會一開始都是可以預見到的。”
弗雷德麗卡對她所說的事情表示特別讚同。
“一旦一種協議或契約達成了，往後兩個人就很難對一些問題進行合理討論。”阿加莎·蒙德強調了這一點。
弗雷德麗卡看穿了：阿加莎實際上很緊張，她很顯然在應付著一個僵局。同時，她也很擔心——為自己擔憂，也為她女兒擔憂。弗雷德麗卡心想：“我不如就離開吧。”弗雷德麗卡這才決定把自己的眼神從膝蓋上轉移到視線的水平位置，剛巧與阿加莎·蒙德的眼神相交，弗雷德麗卡發現自己的意圖也被阿加莎洞悉了。
“沒錯，我的確緊張，”阿加莎坦白了，“畢竟，不僅僅是我們兩個人，連我們的孩子也會牽扯進來。但我覺得我的堅持是對的，如果你願意搬進來的話，得有一些細則。”
“我現在必須搬出來。”弗雷德麗卡突然丟出這麽一句，“我在現在那個地方住得沒什麽問題——從某種層麵上來說，算是挺好的。不過，如果繼續住在那裏的話，可能會對我的離婚產生不利影響。我想我應該明確跟你說……我的收入並不多，但是我不想待在家裏當個保姆；我會分擔起對兩個孩子的照顧，當然我也必須工作，不然我會死掉。”
“沒錯，我了解你的出發點，這就是我們得詳細研究的原因啊。”
兩個人陷入了沉默。阿加莎提出來要帶弗雷德麗卡看看空出來等待她們母子入住的兩層樓。這兩層是整棟房子可居住空間的一半，第一層有兩個個人房間和一個廚房，地下室有一個客用臥房和另一個廚房。無論房間還是擺設都以白色為主，翻修過的浴室，所有的牆壁，小廚房裏的勞作台，被木椅子環繞著的餐桌，都是白色的。像手術室一樣白，而且沒有特色。隻有地下室的地麵是磨砂的，木製櫥櫃由罩光漆塗成了發亮的光澤麵。
“我不願意把我的品位強加給任何一個住進來的人，所以家具都沒什麽顏色。”阿加莎·蒙德說，“有時候一個人強烈的色彩傾向和色彩選擇會招致別人的厭惡。要是我們的生活中時時處處都充滿代表著別人喜悅和平靜的色彩，那該多叫人難以忍受啊。
“我覺得兩個家庭可以在同一屋簷下過著獨立的生活——但我也不排斥每周一起聚餐一次，或每兩周聚餐一次，這都可以以後再說；我想我們兩個母親需要和對方的孩子認識接觸，這都是為了以後能好好相處。我還有一個會來我家的臨時保姆，有時候我晚上太忙，她就會過來幫忙帶孩子，她還能做些熨燙衣服、洗洗擦擦的事情；她的工錢我們可以商量著給，不一定要平均分攤。我也不希望我們其中任何一方都把邀請對方用餐或分享任何東西當作是一種強迫……另外，關於借東西用這一點，我看我們也得格外留心——不過呢，在我看來，吸塵器倒是可以也應該在協議下共用——可能隻有吸塵器可以共用吧。”
阿加莎·蒙德的話裏充滿了疑慮，弗雷德麗卡環視著空空****的牆壁，還有白得晃眼的牆麵瓷磚。弗雷德麗卡可沒有任何一點打理家庭或料理家務的才華，她從來不做家務，也用不著做家務。
但利奧需要一個家。
阿加莎·蒙德的話除了充滿疑慮，還有擔憂和一種對高效率的準確感。她畢竟是個公務員，她的脆弱隻體現在育兒的問題上。
“你會辦派對嗎？”弗雷德麗卡問。
“噢不，這是因為我不喜歡參加大的派對。不過，我覺得，要是能提前協商好的話……”
弗雷德麗卡打斷了她：“我覺得這行不通。我不應該來打擾，我看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不……”
她也想不到要怎麽形容自己的生活方式。阿加莎·蒙德勸慰她說：“我都了解，我很了解……”
她們兩個的對話被樓上傳來的一陣尖叫淹沒了。兩個女人，不約而同地，想象著兩個孩子在欺負對方，也在被欺負。她們轉身跑上樓，她們是靈活的年輕母親。
莎斯基亞哭得很凶，一邊用手指頭指著兒童遊戲房，一邊圍著那個小木屋兜圈子。小木屋裏麵則是猛烈的敲擊聲，整個小木屋都在震動，好像快要爆炸了。阿加莎對莎斯基亞說：“你被關在外麵了？”弗雷德麗卡對利奧喊：“你被關在裏麵了？”莎斯基亞好不容易停止了大哭，呼哧呼哧喘著氣說：“他被卡在小屋裏麵了，我沒辦法把他弄出來。”說完，又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阿加莎蹲下身來，利奧被套在門邊，動彈不得——他的劍橫擺著，堵住了門框，他頭盔上的係帶纏繞著。頭盔完全把他給悶在裏麵，他的頭敲擊著門框，像一隻用頭攻擊玻璃窗的巨型甲殼蟲。阿加莎好言相勸他站在那兒別動，先是把他的劍慢慢抽出來，接著，她一絲一絲地，調整著這具氣得發抖的小身體，讓他一點點地扭轉且終於擺脫了困境。阿加莎接下來又教利奧怎麽在一個局促的密閉空間中摘掉頭盔，蠕動著脫身。她示範著，戴上頭盔又摘下頭盔。兩個孩子坐在母親懷裏，臉頰紅潤，神情沮喪地抽泣著。
“我烤了一個蛋糕，”阿加莎·蒙德說，“我們好好吃蛋糕吧。”她終於露出了笑容，因為合住將會帶來的危險在此刻可以說是避免了。
蛋糕很漂亮。那是一個烤成了金色的蛋糕，裏麵有半透明的朱紅色櫻桃果凍層，蛋糕的造型是童話故事中漢塞爾和格雷特所遇到的糖果屋，茅草屋頂是巧克力糖霜喬裝的，藍色的小窗戶，黃色的磚牆。一朵朵小花星羅棋布地在綠色的藤蔓上攀爬，藤蔓則蜿蜒纏繞於綠色的門扉上。煙囪管帽是麥芽糖撚成的，相當有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建築特色，兩隻小鴿子棲在屋頂上。利奧和莎斯基亞各拿了一塊，坐在兒童遊戲房裏吃——就算他們倆都進去了也不會擁擠。當然，利奧把自己的頭盔、寶劍都放在小木屋外。弗雷德麗卡穿梭在各個房間中，細看每一麵壁爐牆上掛的畫作。牆上掛著威廉·布萊克兩幅《保姆之歌》的複製畫，分別是收錄在《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中的不同版本。《天真之歌》的《保姆之歌》在壁爐牆的左側，畫麵上，這首詩寫在一棵悲傷柳樹的枝杈下，字的顏色是粉中帶金。保姆坐在柳樹樹根上，可能在縫紉，也可能在書寫。在她身後，兩個玫瑰色的纖細女孩拉著手，形成一道拱門，其餘的孩子正要穿入拱門中，似乎要走入溫暖的柔光中。
詩是這樣寫的：
當孩子們的聲音在綠地上響起
山上灑遍了他們的歡笑
我的心在胸中安然休憩
一切是如許靜謐。
“回家吧，我的孩子們，
日已西沉，夜露凝集
走吧、走吧，別再玩了，隨我回返
明天旭日當空時再來。”
“不嘛、不嘛，請讓我們玩，白晝未完
我們還無法入睡
你看，小鳥兒空中翻飛
綿羊悠然包圍著山野。”
“好吧、好吧，去玩到天黑
然後回家去睡。”
小家夥們跳著、叫著、笑著
聲音回**在山間。
《經驗之歌》的《保姆之歌》在壁爐牆的右側，詩畫上有三個在門廊上的人物，一個紫色衣衫的女人關切地躬身向著一個綠衣的孩子。孩子蓄留著一頭金色的長發，一隻手斜垂在腰間——這是為了凸顯孩子的性征，而不是任何掩蓋。布萊克在他綠色的馬褲前方用金色的線條微妙地刻畫出孩子的性別：是個男孩子。在男孩子背後，一個年齡不可辨的女人坐在門階的角落處，垂首俯視。虯曲向上的葡萄藤上結著一串串沉重的葡萄，紫色的、金色的、綠色的，對應著三個人物衣裝的顏色，向那兩個女人和一個男孩伸出盤旋的卷須。
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當孩子們的聲音在綠地上響起
山穀聽到了竊竊私語
我腦中青春年華的記憶鮮美如昨
而我的臉龐已泛綠蒼白。
回家吧，我的孩子們，
日已西沉，夜露凝集
你的春天和你的白日，在嬉戲中荒廢
你的冬天和你的夜晚，在偽裝中降臨。
“我多想擁有這幾張詩畫。”弗雷德麗卡以抽象的客套來稱讚阿加莎的藝術品位。
“我希望擁有威廉·布萊克所有的詩畫，我崇尚他詩歌中的二元性。每個保姆對孩子們的天真和自己曾擁有的天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種看法也反映了她們對自身、對自己童年的觀點。”
弗雷德麗卡望向窗外，望著哈梅林廣場中心那塊泥地和那些垃圾。幾個孩子在廢棄的兒童座椅那邊追逐著、躲藏著，三個黑皮膚的孩子，三個白皮膚的孩子，無一例外都在尖叫。你分不出他們到底是在玩耍，還是企圖互相傷害。她喃喃自語：“在我執教的那所藝術學校裏，學係主任為威廉·布萊克瘋狂。他常常長篇大論，講述成年人應該重獲兒童天真純粹的靈動力、同質多象的任性反常和不受約束的欲求渴望。”
“我們教育部領導的委員會裏也出其不意地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有委員會成員宣講說成年人應該跟孩子學習，讓孩子們製定規程，解放全部的課程。於我個人而言，我難以跟這樣的人產生共鳴。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很怕其他的孩子，他們在我眼裏是肆意掠奪的老虎和愚蠢笨拙的山怪，他們一直想鉗製我，捉弄我。我那時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而對我來說真正的人就是成年人。”
“我和你一樣，”弗雷德麗卡說，“你慢慢了解到成長過程中有很多你不會說的事情和不會用的東西，隻有在你成為一個人而存在的時候，一切才豁然開朗。我以前常常說自己——我是一個關在幼稚麵具和偽裝之下的人，而我周遭的人們用適合我幼稚臉龐和幼稚衣服的嗓音來對我說話……”
“然後你詫異，你想弄明白——是每個人都戴著幼稚麵具，還是隻有我……”
“然後你根本也求不到答案，你隻能懷疑：全世界戴著幼稚麵具的隻有你……”
“然後你等待著長成一個成年人，或一個真正的人，或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類——你在孤獨中野蠻地等待著，守護著你所有的秘密，懷抱著你所有的希望和可能性……”
“然後等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了，你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在說：做一個弗洛伊德信仰中的‘多相變態’的[2]孩子，是多麽真切的一件事，是多麽自由的一件事……”
“然後你質疑：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樣……”
“因為你的孩子如此天真，所以你的感覺是，你的孩子肯定不知道那些你確信你知道但你從不說出口的事情——你不能說，因為你的孩子很容易就會受傷……”
“太容易了。所以，不要再說童年是天堂一般的年代，根本不是那樣的，那基本上就是跟地獄沒什麽兩樣——你做什麽都能下地獄……”
“可是，當我們有了天堂的概念時……”弗雷德麗卡從威廉·布萊克的詩畫，看向約翰·馬丁黑色版畫中的天使拉斐爾，拉斐爾一身瑩白光芒，從浪漫主義筆觸中那黑壓壓的天堂之樹冉冉升起，穿越了一片林中空地，飛向微光閃閃的一對**形象——那是所有人類的第一對父母……弗雷德麗卡接著說：“當我們有了那個概念時，那是我們對我們所誕生於的‘第一個國度’的殘存回憶——我們曾經……那是什麽時候呢？——我們曾經的確有過一段比現在更輕盈更明亮的經曆……”
她們終於停止對話了，幾乎透不過氣來。兩個女人對視而笑。阿加莎·蒙德的臉因為笑容，被點亮了，也釋然了。她是美的，可是，麵無表情的她，還是比笑容滿麵的她美了一丁點兒，因為她不說話也不笑時，五官更突出、更集中。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弗雷德麗卡又驚又喜。
“我也沒有過。再多吃點蛋糕吧。”阿加莎依然笑著。
兒童遊戲房裏發生的另一波小**終止了她們的對談。
弗雷德麗卡交到了一個朋友。
三個星期以後，弗雷德麗卡帶著利奧搬進了哈梅林42號的下麵兩層。
弗雷德麗卡去聖西門教堂探望丹尼爾。反正她焦躁不安又無人陪伴，所以自從聖誕節開始，她和丹尼爾變得比以前更加親密友好了。走在這座隻有一半用作教堂的建築物裏，她停在小禮拜室那邊，讀著上麵的告示。有一張是牧師吉迪恩·法勒的青少年教會組織“喜悅孩童”的宣傳單，上麵寫著：“基督教擁抱所有人，孩子們玩遊戲時，媽媽和爸爸們也能很快地學到東西。”宣傳單上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圍成一大圈的人，什麽年紀的人都有，光著腳擁抱在一起，笑得心醉神迷。在角落有一張很小的卡片，它被用綠、紅和藍三種顏色的墨水做滾邊裝飾，裝飾上是不大明顯的哥特風格，圖案極其優雅，細看之下，滾邊上有胸部羽毛呈血紅色的鵜鶘，還有鬆散纏繞的緞帶，尖牙利齒的蝙蝠和猴子也隱藏在蔥鬱枝葉間。在中間是哥特風的數段文字，手寫的字體很工整。文字如下：
“如果說宗教的殘酷性是一把有著很多梯級的巨型梯子，那麽其中有三個最重要的梯級。
有的人一度以活人為自己所信之神獻祭，他獻上的有可能是自己最深愛的人，因為他把自己第一個親生子獻上。
人類進入道德社會的時代，有的人獻給神的是自己最靈敏的本能，就是他的天性。因此，看看他在禁欲時的倉皇臉孔，竟然閃現著這新獻祭傳統所鑄就的一份悅然。
最後一種殘酷是什麽？一個人竟不再需要在一個封閉的儀式中、不需要為求日後的欣喜和公平審判而犧牲自己所有的舒適、聖潔、療愈、希冀和信仰。換言之，不需要再向神獻祭了。他脫離了宗教的殘酷和自殘的殘酷，轉而崇拜石頭、蠢行、負荷、命運和空虛。
以空虛感置換對神的信仰——在這最後一種的殘酷性中具有難以自圓其說的神秘性，被時下一代又一代、不斷湧現的新人類所繼承：我們每個人都知曉這一點。”
弗雷德麗卡站在那裏默讀這幾段文字，她不懂要如何評價，但印象中這並不是陌生的概念。然後，她順著螺旋式的階梯走進地下室。
金妮·格林希爾坐在屬於她的隔間裏，聽著電話裏的厲聲叫嚷和吞吞吐吐。她裹在蘋果綠色毛衣下的兩個渾圓肩膀，緊張到不得鬆懈：她時不時地認真點頭，或者盯著她對麵牆上的蛋箱。
丹尼爾在自己的隔間裏閱讀，他厚實的臉上滿布沉思。
從霍利教士的小天地裏傳來了饒有生氣的談話聲。一進到地下室，弗雷德麗卡驚訝地看到魯珀特·帕羅特竟然也在。他抽著一根石南煙鬥，周身雲遮霧繚，麵色尤其紅潤，他穿著一件帶綠色的粗花呢西裝外套和一件芥末黃色的背心，坐在霍利教士的旋轉椅上，一會兒轉向這邊，一會兒轉向那邊，還做著各種手勢。霍利教士也抽著一個煙鬥，罩著長及腳踝的袍子，坐在一張破舊的皮製扶手椅上。
丹尼爾見到弗雷德麗卡的到來顯得很高興，他給她倒了茶，又去把茶壺裏的水加滿。魯珀特·帕羅特在旋轉椅上轉來轉去，看到進來的人是弗雷德麗卡!
“弗雷德麗卡!我正想出版一些你寫的讀書報告呢!你的讀書報告寫得太精彩了，讓我邊讀邊大笑。我都不知道你還會到這兒來。”
“我是來見丹尼爾的。”弗雷德麗卡心想帕羅特一定是把丹尼爾當成她的指導老師了，她隨即補充了一句，“丹尼爾是我姐夫。”
“你嚇了我一跳，我以為你是來這裏受訓成為‘聆聽者’的一員呢。”
“我也想過有沒有那種可能性，但我應該不合格。我沒耐心，並且我也不夠謙卑。”
“我倒是想成為一名‘聆聽者’，”帕羅特說，他的臉由原本的粉紅變得更加粉紅，“當然，我來這兒的另一半原因是，我是阿德爾伯特的出版人。但是我對他的工作很感興趣。這份工作很重要，我還想出版一本書，名稱就叫《聆聽者》，我想讓阿德爾伯特來寫這本書，內容是介紹輔導行業或照管行業工作的個人，比如——心理分析學家、精神病醫生、緩刑犯的監視官，或者聆聽者……還有一些新興的或正在湧現的會心團體和其他組織的發起人、領導人……”
“要不要喝茶？”丹尼爾問。
“好的。”霍利和帕羅特說。這幾個人的見麵形同一個茶會，他們談笑風生，暢所欲言。金妮還在聽著電話裏的喋喋不休，像處於另一個世界中。
“弗雷德麗卡工作做得非常優秀，盡管她獲得的酬勞不高，”魯珀特·帕羅特說，“她所評論的書我幾乎一本也沒出版，但我非常重視她在報告中的意見。”
“但你接受了出版菲莉絲·普拉特的《日常食品》的建議，”弗雷德麗卡說，“對這一點我感到欣慰，菲莉絲·普拉特是個不錯的寫手。對了，她寫的內容可能會讓丹尼爾和霍利教士有興趣，那是關於一位喪失信仰的牧師的故事。”
“菲莉絲·普拉特上個星期來找過我。”帕羅特說。
弗雷德麗卡急切地說：“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快說說。”
“她身材很高大，”魯珀特說道，“穿著一套細平棉布的黑色套裝，戴著一頂好像教士才戴的那種帽子，扁平、帽簷寬大的黑帽子，係著一條無精打采的紅絲帶。她進到我的辦公室，說：‘我要來撤銷出版我的書。’我告訴她，她的書已經進入了製作過程，連封麵都已經設計好了——主圖案是一個小、大疊合的農家麵包，麵包旁邊還放了一把巨大的刀——是一把發著淒厲光芒的刀——是一把麵包刀……我跟她說我們都很喜歡她寫的這本書。她以一種沒有聲調的嗓音說她的書不可以出版，不值得出版，她想把書取回。我跟她說這本書很值得出版。我內心是有點受傷的——大家常常誤以為身材高大的人友善又體貼——她卻一再重複著她要撤銷書的出版，說著她的書不值得出版。她從頭到尾表現得毫不動搖，而基於某些理由，我感到我應該成為一股不可抗力來麵對她，於是我對她說：‘你欠我一個理由，你也浪費了我大量的時間、金錢和情感，而這些都不重要，但我真的認為你是一位很不錯的作者——我特別想發掘一位很出色的小說家。’我對她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才意識到：這都是我心裏真實的想法，所以我相當緊張，為我自己的所言感到緊張。可她坐在那裏，重複著她僅有的兩句話：要撤銷書的出版，不值得出版。我被逼之下，對她說：‘如果你能誠實地向我保證：撤銷出版是你自己的決定，那麽我就立即終止出版，而且你無須感到任何壓力。’突然間，她雙眼盈淚，她哭到臉都快溶解了，她說她丈夫讀了這本書的宣傳推介後說這本書寫的就是他自己。”
“真是這樣的？”弗雷德麗卡語氣中不無震懾。
“說不定是真的，但我也無從知曉。但我也不明白為什麽我幾乎有一種怒氣衝衝的堅定。所以我接下來耐心說服她，告訴她她將給我造成的損失，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到底寫得多好，然後她就越來越激動，激動到快冒煙……她答應她回去之後會好好想一想。我也不知道她接下來將做何打算，她沒跟我細說，但我也沒停止書的製作。這本書對她而言，意義很大，我很清楚。不過，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她文筆很好。”弗雷德麗卡說。
“沒錯。”
“那麽，其他的原稿呢？”弗雷德麗卡問，“我還給了你另一本複寫稿，書名是《亂言塔》，你讀了嗎？”
“當然讀了，”魯珀特·帕羅特說，“而且還讀了兩三遍。”他把音量壓低，好像要密謀什麽事情一般，“要出這本書的話可得冒很大風險。這本書會讓任何一個出版人或出版商惹上麻煩——即使在出版審查機製和言論尺度都寬鬆了不少的此刻。那不是一本正經的書。”
“但卻是在腦中揮之不去的一本書。”弗雷德麗卡說，像是在試探魯珀特·帕羅特。
“的確是，它的確在腦中揮之不去。”
“有其他人讀過那本書嗎？”
“沒有，我還在考慮該讓誰也讀一讀。”
他們所有人的頭頂上傳來一陣聲音，是有人從台階上走下來的聲音。
黑色的、閃亮的、皸裂的漆皮鞋，肮髒的婆婆納藍色的襪子，鞋襪之間露著不幹不淨的皮膚。緊身的條紋褲子，亞光黑色的表麵上是銀色的豎條紋，緊緊地箍著腿肚子，褲腰很高，高至腰腹，褲上的兩條背帶也很殘舊。來者披著鬥篷似的鐵灰色長發。一件紫色的夾克，滿是黑藍色的汙漬，有一部分已經磨得快要透光了，圍著一條年份古老的夜用白色絲質圍巾，灰色長發之下是一張灰色長臉。他的氣味該怎麽說呢，是一股極其活躍的陳腐和潰爛的味道。
來者用淒涼的聲音說：“我還一直以為你們全都是被禁錮在此，聽著那些比窒悶空氣更濃重的哀號聲——當然那些哀號聲裏也有我的一點貢獻。我強烈感到應該抑製我的肉身在這可怕又淒慘的相逢中出現，所以我靜悄悄地溜進來，發現沒有任何人有負疚感，而且這裏還有相當稀有尊貴的肉欲撩人的訪客。客源看似穩定，當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名訪客。我還發現我留下的一張聯絡卡片，保存完好，竟然沒有被立即撕碎或丟進火裏。我想請問我是否可以和負責審判我的明智而審慎的丹尼爾繼續我們的神學論戰。但我又看見了弗雷德麗卡，正在呷茶。這恰巧還原了《落失男孩》中位於地底的藏身之處。我是否打擾了你們？我該離開嗎？或者說我能留下嗎？”來者是裘德·梅森。
霍利教士說：“我們歡迎所有訪客，我認出了你的聲音。看到你挺開心。可否告知你的姓名？我是阿德爾伯特·霍利，那邊的是弗吉尼婭·格林希爾——你和我們兩個人都有過對話——這位年輕人也是一個訪客，他叫魯珀特·帕羅特。”
“我知道這個名字，”裘德·梅森說，“巧合到底能多巧？”
弗雷德麗卡的頭腦在飛速轉動，她不確定魯珀特·帕羅特到底是讚同還是反對《亂言塔》的出版，但是她可以斷定：裘德·梅森的做派和氣味不會給魯珀特·帕羅特留下正麵印象。裘德·梅森最後那句“巧合到底能多巧”卻真的是很應景的話，弗雷德麗卡對魯珀特·帕羅特說：“這位是裘德·梅森。他就是我們剛才討論的那本書《亂言塔》的作者。”
“噢!”魯珀特·帕羅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他看了一眼裘德·梅森的腳，把自己的椅子轉向了裘德。裘德一步走到了地下室的中央。魯羅特·帕羅特說：“你書中寫寢室中的小男孩們受到的那些折磨……”
“讓你感到不著邊際？玄之又玄？”
“完全不會。十足令人信服。甚至又有些傳統的意味。我好奇你是否曾在斯韋恩伯恩學校待過？”
裘德眼神定住，麵目閉鎖。
“我甚至能想象得出你書中那些令人無法忍受的櫥櫃和執行水刑的地點都是什麽樣子，還有你在書中使用的一些極具地域色彩的俚語，比如‘誠實一下’‘大膿包’‘騙死人’之類。你在克勞德·浩特博伊茲那邊念過書？”
裘德融入了他身上營造的灰色氣氛中，垂下了他的頭，他的臉因此埋在他油滋滋的像窗簾布一樣的頭發中。然後他又伸出了他的頭，分開了“窗簾布”，把“窗簾布”逼回他肩膀後，說道：“我沒有經曆過任何卑劣的法國學者，在我看來，克勞德·浩特博伊茲是一個能帶人從旁門左道飽覽法國墮落曆史人文的絕佳導遊。隻是手段有點強硬，在其他一些方麵也是強硬的，過於強硬。”
裘德使用的形容詞讓魯珀特·帕羅特像布朗尼蛋糕般和顏悅色的臉上，突然出現一道露齒咧嘴的鬱窒笑容。
“是強硬啊。”魯珀特·帕羅特似乎認同，微微點頭。
裘德專注地看著帕羅特的臉，說：“我後來被大學錄取了，我把一切畫上了句點。我溜走了，我放棄了，我逃竄了，我釋放了自己，我像河流入海一般融進了世界，我在深夜與黎明之間極端的時間跑出去了，再也沒有人在那個地方看見我。我翻過了坎伯蘭郡的山脈，遊走得越來越遠，隨意地自我放逐，以野豬的睾丸為食。我像一個流浪學者般，就這樣流落到巴黎，我在巴黎得到了庇護和一間圖書館。”
“是一間很棒的圖書館吧？”帕羅特問。
“是最好的圖書館。”裘德說。兩人陷入了一陣沉默，裘德又說：“希望我貢獻出的是令您滿意的篇章。”
“是繪寫我們那一整個時代的一本書，”魯珀特·帕羅特說，“像是一塊美味卻難嚼的肉。”
“我是個素食主義者，”裘德說，“隻有在我的想象中，我才是個屠夫。”所有人都以為他們兩個在用暗語對話。
“你已經意識到這本書可能會有引起審判或爭訟的風險了吧？即使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經曆了一切之後，我也不認為你這本書能幸免於此。”
“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我寫的純粹是我必須寫出來的東西。《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不過是一本庸俗又荒謬的書。”
“那《亂言塔》……”
“是跟每個人都有關係的一本書。”裘德邊說邊對這間地下室那些蛋箱、電話和亂放在梁柱旁邊的幾把破舊的椅子投去了不屑的眼神。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帕羅特說，“但我必須說這是一個我感到我要去迎接的挑戰。”
他顯然經過了一番天人交戰，他稍微起皺的發際線上冒出涔涔汗意。
丹尼爾聽得出帕羅特話語中的緊張感。丹尼爾曾花了一整夜勸說魯珀特·帕羅特放棄割腕自殺，就在不久前。丹尼爾記得這件事，雖然他根本不想回憶起來。他解救的是一個執迷於自我鄙夷和絕望情緒中的帕羅特，那是一個站到他麵前時涕泗橫流、渾身顫抖的帕羅特。午夜時分，在聖西門教堂的地下室裏，丹尼爾和霍利教士輪番對他進行開導，最終，霍利教士對他隱秘經曆、潛藏欲望、曖昧不明和多麵性格的冷靜而大度的包容，才讓他重燃生命之火。丹尼爾告訴帕羅特：人類擁有著無限豐富的差異性和獨特性，霍利命令帕羅特要愛上自己與他人的不同之處，也要承認自己的暗黑特質，把這一切當成人生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也因為這樣霍利教士寫的《我們的**?基督的**》找到了出版人，魯珀特·帕羅特也稱為“聆聽者”的一位訪視助手。他對丹尼爾言行謹慎，他不愛丹尼爾，卻深深相信丹尼爾。丹尼爾能理解帕羅特堅持要出版這本書的理由，也明白為什麽出版這本書對帕羅特而言很為難，萬一這本書遇到問題的話，帕羅特必定再次陷入困境。但丹尼爾不知道出版一本書到底會有什麽困難，不過，他知道即使是一個“仿冒者”或“偽裝者”，也會完成一場真實的自殺。
“我們應該為這項冒險事業喝一杯!”霍利教士高呼，他取出一瓶匈牙利公牛血紅酒——這種酒在當時可是很風行很時髦的。酒被呼呼嚕嚕地倒進各種不會漏水的平底玻璃杯中，他們所有人舉杯相慶——包括金妮·格林希爾。她本來在輔導的那位致電者話還沒說到一半就掛斷了，可能是情緒失控，可能是有訪客，可能是過於尷尬，又或者是暈倒了？她不知道是哪一種原因。弗雷德麗卡祝酒時歡呼：“為《亂言塔》幹杯!”
他們一飲而盡。
弗雷德麗卡坐在地下室，她在哈梅林廣場新家裏的地下室。她嚐試著書寫，但寫不出什麽東西來。擺在她麵前的白紙仍是一個字也沒有的一張白紙。現在是黃昏時分，因為寓所剛剛漆過，房間散發著微弱的油漆氣味。她透過奶油黃色的軟百葉簾看著窗外的牆，窗外的光線穿過了百葉簾，在弗雷德麗卡的紙上灑下了有點叫人心悸的一道道金色和紫灰色的條紋暗影。她現在有了一張淺色的鬆木書桌和一張深藍色的塑料椅子，椅子腿是鉻合金的。
她周遭全是書紙，卻寫不出字。托尼·沃森把她為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寫的幾篇讀書報告給《小望遠鏡》雜誌新上任的文學編輯看了。《小望遠鏡》是布盧姆茨伯裏的一本由少數派族群創立的文化周刊，發行量雖然有時低到幾乎令人擔憂，卻因為與超低發行量不成比例的極高聲譽和文化影響得以繼續出刊。此刻，弗雷德麗卡在這本雜誌上與其他三位專欄作者輪流寫書評，所以她被成箱成箱的精裝本小說包圍。她一次評論四五本書，字數在二百五十個字以內——為每本書給出最重要最精簡的評價，或者寫最少不能少於三十個字的句子。她好不容易學會了怎樣在二百五十個字以內寫出該寫的東西，剔除不該寫的東西。基本上，她不可能在評論中寫出書的完整梗概，她隻能提示——比如描述一種氣氛或打出一個比喻，比如：“憤怒青年們的版圖”“艾麗斯·默多克式的道德玄機”“繆麗爾·斯帕克[3]的智慧與怪誕”“大衛·斯托裏[4]式的北方情懷”“C.P.斯諾[5]《權力走廊》般的敘述”……出版社編輯常常告訴弗雷德麗卡不要使用形容詞，她隻能盡力遵從，因為形容詞肯定能避免一些有歧視意味的說法，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敘事，比如：“驚人的”“平淡的”“曖昧的”“沉悶的”“積極的”“殘忍的”“複雜的”“揪心的”。雖然這已是陳詞濫調，但好在形容詞精確、有效，並有感召力，而且形容詞越多，感召力越強，無論別人交代什麽，弗雷德麗卡總有自己的標準。她回避使用“生動的”“鮮明的”“明智的”“可笑的”“最大的”“袖珍的”之類的形容詞。從感覺自己像是個硬要把流血的大腳塞進玻璃鞋裏的臭大姐以來，她已經學會在各種可能性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隻能說她公平行事。任何一句尖酸刻薄的評語必須被一句純粹的描述句平衡。每星期，兩位或三位小說家會針對弗雷德麗卡在書評中“漏寫”或者在文中沒有提及的部分，寫出至少一千字的憤怒回擊。不管怎樣，書評專欄成了弗雷德麗卡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當然這麽做比那些寫了一箱一箱被拒絕出版的書稿要賺錢多了——那些可是他們自己辛勤寫下的文字。基本上，經她閱讀和評論過的書，每本都能賣出二十本吧。讀得多了以後，她變得非常明確：怎樣才能寫出一部不像樣的小說，或者，怎樣寫才寫得不像是小說。
在她書桌的另一側，是她為她教的文學課所準備的一摞書，她正在為比較《霍華德莊園》和《戀愛中的女人》兩本書裏愛情與婚姻的一節課備課，她在大綱上寫下：
“在《霍華德莊園》裏，瑪格麗特·施萊格爾的人生信條便是‘隻有聯結’，但是她必須承認自己的失敗；而《戀愛中的女人》裏，魯珀特·伯金花了大量時間在誹謗‘聯結’的概念，並表述他對‘愛情’所抱持的無節製的猜疑和對抗。但結尾，魯珀特·伯金卻陷入一種神秘幻視般的合一和聯結中，這是語言所無以描述的。
“兩位作家、兩部小說都在文中聲稱：‘機械時代’和‘人類**’是兩相對立、抗衡的。在這種意義上說，兩本書都帶有田園詩般的情懷，暗示著愛才是完滿的。或者說簡單點，在原始的或伊甸園的往昔中，愛是自然而然的——當然，這一切都發生在‘社會’變得複雜或工作並未機械化之前。那麽，這是為什麽呢？”
她想不如直接扔掉這寫了半頁紙的教學大綱，但她知道不能扔，大綱必須得寫出來才行。“把你認為有關係的一切，把你反感、認為不可接受的所有事情都寫下來，”弗雷德麗卡想起律師阿諾德·貝格比對她說過，“我會把你提供的資料以書麵文字形式整理好，我會重新改寫一遍。”
弗雷德麗卡想要嘔吐。她努力了三四次，寫下了這麽幾行字：
他毆打我。
我丈夫毆打我。
奈傑爾毆打我。
最後一行被她狠狠畫掉。
他用他的手背猛攻我，意欲傷害我。
他受過傷害別人的訓練。
他曾表明過這一點。
她把“猛攻”改成“擊中”，她腦中有模糊的意識，她認為這篇“交代”文字應該是隻給出基本事實的、不帶感情色彩的、嚴謹又中立的——她也知道自己為什麽會這麽想。但“猛攻”顯然帶有強烈的感情控訴。
當我反鎖自己，躲進浴室裏時，他關掉了整棟住宅的電源，把我獨留在黑暗中。
這一段關於奈傑爾的描寫，盡管相當令人驚懼也甚具羞辱意味，但能否被歸類於虐待？或者隻是個微不足道的惡作劇？
我當時很害怕，擔心，恐慌。
她把所有的字都畫掉了。
當我試圖逃跑時，他朝我背後扔了一把斧子。
他受過軍隊訓練，他是準備要擊中我的。
弗雷德麗卡自己的觀點算證據，還是不算證據？或者隻是她偏執的觀點？她仍記得那天夜裏土地的氣息，記得仿佛在扭動的地平線上，記得撲打著的翅膀的聲音，這一切可能隻存在於她頭腦的想象中。她不記得那一記斧頭砍下去的猛挫，她隻記得後來傷口滲血和流膿以及瘀傷處不斷變換的顏色。
奈傑爾可怕的臉孔。
他不是個怪物。
傷口對她造成的傷害程度遠不及他的拒絕造成的傷害程度大。他在拒絕她外出工作的時候，既生氣又和氣——怎麽會有一個人能在回答是否允許她工作時，同時流露出這兩種情緒？傷口對她造成的傷害程度也遠不及當時她對奈傑爾會否允許她工作的臆斷假設——真的是這樣的。但弗雷德麗卡很清楚，無論是貝格比先生還是離婚法庭，都不會對她個人的人性反思有任何興趣，她寫道：
他立場堅定地拒絕我與他討論我從事任何工作的可能性。
盡管我當初嫁給他時，不認為我會被限製去工作。他聲稱仰慕我的智慧和獨立。
聲稱？是嗎？他說過嗎？這些字眼到底是什麽意思？
他還把我父親的頭往門上撞。
他也攻擊過我的姐夫，我的姐夫是個牧師。
她的訴請資料在她自己看來寫得令人作嘔，因為它支離破碎，幾乎不具實際的求情功能。而這最多隻是讓讀了這份資料的人灑幾點同情的眼淚，對人為的蠢行啞然失笑。
她的訴請資料令人作嘔的另一原因是它形同謊言，它重新交代真實事件，隻為使其達到一個有效目的——讓弗雷德麗卡從這個早已變成陷阱的婚姻中脫身——所以，這份資料以不妥不當的語言，隻記述一麵之詞。不妥不當？是有欺騙性的？還是證據不足的？
弗雷德麗卡想：這全都是我自己的錯誤，至少奈傑爾是全心全意地想要與我結合的。他是真心的，不管這段婚姻最終變得多麽荒唐愚昧，我一開始就不是真心的，我一直有顧慮，我一直很明白：我不該蹚婚姻這趟渾水。
她的思緒紛**纏：我嫁給他是因為我是個女人，我想為人生做個了結，不用再去考慮到底要不要結婚，不用再去傷神：我是誰，我到底在哪裏？我也不滿意當時我的狀況，可我明明應該對自己有全盤掌握，所以我說這都是我的錯——但這些事情我不能寫出來，無論如何也不能寫。
她繼續沒有頭緒地思索著：盡管如此，我們也許能想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
可是他永遠都不在家。
這是怎樣一番哀鳴？這是怎樣一份怨懟？
我與他的女眷們被禁錮在一起，就像住在城壕圍繞的莊園裏的瑪麗安娜[6]一樣，不，甚至還不如她。
我真不應該寫這些東西。鋼筆的每一筆墨跡，都在摧毀一點我試圖緊緊握住的真實又和諧的回憶，或者說這是一種無須言語的公正，又或是對不可外揚的家醜的保護。
她寫了“糞便”“他媽的”幾個字，又都畫掉了。
要我寫成一篇對我人生經曆的諷刺文章，一個文學藝術作品，或一部兩者皆有的虛構小說，我倒是寫得出來。
我嫁給奈傑爾，是因為我對《霍華德莊園》裏瑪格麗特·施萊格爾的迷戀與崇拜，因為我是個讀者，我是一個親愛的讀者。
我嫁給奈傑爾，是因為我姐姐去世了，奈傑爾給了我慰藉。
但這篇供述並不是為了揭開我嫁給奈傑爾的緣由，而是為了記錄奈傑爾的所作所為，記錄奈傑爾對我的暴力、虐待言行，以便讓我從我的錯誤決定中抽身。
我寫下這些事情，好讓一些人可以對奈傑爾做出判決，而我也借此對自己做出判決——真是一件事牽連著另一件事。無論是對奈傑爾還是對我的判決，在我看來，與其說這是叫人無法忍受的，不如說這是肮髒下流的。
她隻好轉向自己的備課大綱，她想努力在這份大綱上寫出點有用的文字，於是又在自己已經劃定好的令人厭煩的分類小標題下寫了起來。
《霍華德莊園》第22章
瑪格麗特在晨間向她的主上致以奇怪而溫柔的問候。她的主人亨利·威爾考克斯，或者說威爾考克斯先生，是一個成熟的男子，瑪格麗特或許能夠幫助他把那座連接起人們心中的散文和**的彩虹之橋建成。因為如果沒有這座橋，我們都是無意義的碎片，是未聞道的僧人，是未除盡獸性的野獸，是沒有連起來的拱形，是沒有開化的人。隻有那座橋帶來的聯結，愛情才能產生，愛情才能落在橋的最高點上，在一片灰暗寡淡中閃現出光芒，卻又比火焰更加樸素幹淨。那個人如果能從聯結之橋的任何一端看到愛情羽翼的榮光，必定是個幸福的人。他靈魂的路徑是整潔的，他和他的朋友們也會覺得他的靈魂道路是平坦易行的。
但是要走上威爾考克斯先生的靈魂之路卻是困難的。他自年幼就漠視了自己的靈魂。他如是說：“我不是一個會關注我自己內心的家夥。”他的外在是興高采烈、可信可靠、勇敢無畏的，但是在他的內心，他外在的美好特質，全都轉化成混亂、製約，隻要能夠製約的，他都要製約，他奉行的是一種不完全的禁欲主義。不管他的身份是少年、丈夫，還是鰥夫，他總是有一種隱匿的信仰——他認為肉體**是不良的，那是一種隻有他被**擁抱時才湧上心頭的信仰，而宗教加固了他的這種信仰。在星期天早上經由高聲誦讀而灌輸給他或其他令人尊敬的紳士的那些話，也曾一度點燃了亞曆山大的聖加大肋納和聖方濟各亞西西[7]的靈魂，把他們的靈魂燒成了對肉身的白熱化的憤恨之火。威爾考克斯先生無法像聖人一樣帶著天使般無比快樂的熾熱之心去愛上帝，但他卻可以對愛自己的妻子保有一點羞恥之心。“愛，又不敢愛。”於是，瑪格麗特·施萊格爾希望自己能夠幫助他。
這似乎並不艱困，她隻需要以自身苦無之物向他請求賜予即可，她隻需要指出他靈魂深處原本就潛藏著的一種救贖方法，而這種自我救贖的方法潛藏於所有男子靈魂中——隻有聯結，這是她僅有的布道方法。隻有將人們心中的散文和**兩相聯結，兩者才能共同潔淨升華，人類之愛才能升高至最頂點，人類從此也將不必以支離破碎之態生存。隻有憑借聯結，一直從野獸和僧侶身上進行掠奪的孤絕感才能徹底死去，因為，聯結是獸類與人類的生命力。
但是她卻失敗了。因為亨利·威爾考克斯身上有一種她始料未及也難以攻克的特質，不管她曾經多少次提醒自己應對其有所提防，有所預備，那種特質便是他的感覺遲鈍。他就是注意不到某些事情，這已不須再贅述。
《戀愛中的女人》第13章
“我想要的是一種我與你之間奇異的連同……”他靜靜地說，“不是相會，不是交際……你說得很對，那是一種平衡、均勢，是兩個生物間純粹的平等——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交相輝映、分享光芒。”
她看著他。他極度真摯，而真摯對她而言，總是相當荒誕、相當陳腐的。這讓她感覺不自由和不舒適。他為什麽要把星星也牽扯進來呢？
《戀愛中的女人》第27章
與厄休拉的婚姻是伯金先生的複活和重生。
厄休拉卻無從知曉。她想被更加理解，她想得到更多愛慕。可他要怎麽才能向她表明心跡，向她傾訴她的美麗是多麽渾然天成——他想說的是，她的美不是形式，不是分量，不是色彩，而是像一道流金之光!他又如何能夠解釋她的美深植於、現形於何物？他隻好對她說：“你的鼻子精巧優美，你的下巴令人迷戀。”但他的話聽起來與謊言無異，這令她失望、受傷。即使他在她耳邊真心呢噥：“我愛你，我愛你。”那似真卻不是極致的真。那是一種淩駕於愛情之上的東西，像一種歡悅，也像是一種優越，它超脫了原始和質樸的存在感。他何以能自稱“我”——當他已是一個新生而陌生的人，當他已根本不是原本的他？他口中的我，隻是紀年的舊公式，是一個已死的字眼。
在這簇新、絕佳的喜悅中，祥和取代了知識，此後，再無“我”和“你”，隻有橫生的“第三存在”，是一個未被意識到的奇觀——在這奇觀中，人不再以單一的自我存在，而附生於或寄生於我的“個體”和她的“個體”兩相結合後形成的一個新締結物，是從“二元性”中重獲的一種天堂般炫美的整體。“我愛你”再也無法從口中說出，因為我不再是“我”，你不再是“你”——我們被整合並晉升至一個新的“一體性”，在這種“一體性”中，該是闃然無聲、萬籟俱寂的，因沒有任何應答之需，一切完美圓滿，細膩密合。語言在“一體性”的不同部分中悠遊傳遞，但“一體性”裏所有語言都在表述一個相同的感覺——完美、喜悅的寧靜。
他們兩人在第二日合法成婚，一如他所囑托的，她開始給她母親和父親寫信。
弗雷德麗卡在這些文段上苦苦思索。文學和生活兩者間有著難以言喻、錯綜複雜的交互關聯。她之所以選擇講解E. M.福斯特和D. H.勞倫斯小說中的愛情與婚姻，是因為她正糾結於婚姻的死亡和愛情的終結；但是在這兩本書中，婚姻在某些程度上是生活在文學推動力的作用下，產生的成果之一。奈傑爾某部分的吸引力是亨利·威爾考克斯“隻有聯結”所施的符咒，奈傑爾和威爾考克斯先生一樣，具有對外物的吸引力，但是奈傑爾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不遲鈍——以前和現在都不遲鈍。
《霍華德莊園》和《戀愛中的女人》，兩部小說中的人物，兩部小說的作者，無一例外，都**滿懷地渴求著“聯結”，他們都想體驗一種不被區隔、毫無不同的一體性——身體和心靈、自我與世界、男性與女性。弗雷德麗卡也曾經試著去渴求這些東西，渴求轉化成的敦促，滲透進她所有的閱讀中。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試圖建立起對上帝的信仰。她遙望星空，想象著遠在天的盡頭有一個充滿智慧、愛心和關心的人，但是她的努力白費了，她想象不出這樣一個人，或者她並不相信這個人的存在。對自己的強迫，不僅讓她窮盡雙目，也讓她頭腦受挫，隻要她一想起這些童年往事，隻要她又再次渴求“聯結”和“一體性”，她的頭和眼睛就又開始疼痛。幼時的無謂努力，留下殘存的回憶，讓她在從這兩本書的寫作中思考著一些事情。即使是一些擬古主義的舊詞古語，仍保有一個時代的心緒和悸動，文本能夠拉回舊日情懷，令人向往、切盼，那些古早的表達方式多麽撥動心弦。
“她的主人”“晨間”“那個人如果能從聯結之橋的任何一端看到愛情羽翼的榮光，必定是個幸福的人”“隻有將人們心中的散文和**兩相聯結，兩者才能共同潔淨升華”。
還有，“與厄休拉的婚姻是伯金先生的複活和重生”“一體性裏所有語言都在表述一個相同的感覺——完美、喜悅的寧靜”“一如他所囑托的”。D. H.勞倫斯現實生活中的妻子回應著E. M.福斯特小說中的瑪格麗特·施萊格爾，都是古色古香的。
弗雷德麗卡想：E.M.福斯特心神不寧地嘲諷著，而D. H.勞倫斯則坦誠到無以複加，但他們兩個人都被宗教式的語言浸染著。厄休拉的美是“渾然天成”的，像一道流金之光。E. M.福斯特則把愛情擬人化，寫出“他靈魂深處原本就潛藏著的一種救贖方法”這種句子，也把野獸和僧侶連同比較。**對D. H.勞倫斯來說，會令語法類別產生混亂，連語言規則都被廢止，沒有了“我”和“你”，沒有了“主體”和“客體”，隻有天堂般炫美的整體中的“之於我”和“之於她”，單元體的“一體性”中是“闃然無聲、萬籟俱寂”的——連語言都沒有了必要性，語言已然潰敗。
她接著寫道：
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假設**能夠取代現代人從宗教中所體嚐到的神秘經驗，這是妄下定論的輕易之舉。倒不如說，在文學盛行的時期，小說的敘事方法確實是建構於《聖經》的基礎之上，但後來卻脫離了《聖經》的架構，甚至是與《聖經》的敘事背道而馳、產生抵觸——盡管《聖經》是所有書籍共同的源頭。不管是E.M.福斯特，還是D.H.勞倫斯，都把戀人的**注入了《聖經》象征——那是上帝為天與地訂立的盟約，又或是將男女之愛以彩虹作比——是E.M.福斯特筆下的“彩虹”，是瓦格納作品中彩虹橋的模擬物。在瓦格納的描繪中，彩虹橋由像極了人類的諸神建造，並聯結著地麵和諸神所在的瓦爾哈拉神殿。
為什麽要把星星也牽扯進來呢？厄休拉疑惑。畢竟，“小說，是唯一光彩奪目的生活之書。”這是D.H.勞倫斯曾這樣形容小說的分量。所以，在這本“唯一光彩奪目的生活之書”中，應該包羅萬象，無一遺漏，語言塑造出了肉身、彩虹、星星，還有“一體性”。
“可為什麽……”這個疑問來自弗雷德麗卡，“為什麽這種‘一體性’、這種愛情、這種小說，在我看來，如此不切實際？如此遙不可及？如此睹始知終？”
書中的之乎者也無非是保存、蓄留過往的一個方法，那是僧侶和修道士的過往、神秘主義者的過往、傳道者和牧師的過往。而在此刻，那些之乎者也是無力無為的。
又或者，世界上無力無為的隻是我一個人。
弗雷德麗卡定睛審視著她在紙上為奈傑爾所做的供述，統統表列分類，他的罪孽，他的惡行，她的偏頗，她的隱瞞。她從中也總結了自己的婚戀，不得不追問自己：“愛情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麽？”
“愛”這個字眼，真的有其含義？
我曾經愛過奈傑爾嗎？
他教給我的隻有欲望。
他毀滅了我的一部分，同時又讓我明白：疏離感也是一種力量。
但是，我真的想知道愛的含義。
想知道，是的，在形單影隻中獲知愛的含義，而不是在和誰糾纏在一起的情形下。這種想法的確是有些令人作嘔的，不過，我終究成了一個形單影隻的人。
在遇見奈傑爾之前，我愛過的男人是亞曆山大和拉斐爾。這兩個男人都像是不完整的彩虹，或未完成的聯結，他們像伯金先生口中的星星，美麗明亮卻也無法觸及。可我喜歡的就是那樣的他們，我可以付出努力去試著改變，讓他們對我充滿渴望，也讓我對他們充滿渴望，但一旦那樣，他們就不是原本的自己了。我隻愛原來的他們，就像光彩閃耀的畫作。確實，他們兩個人很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