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阿加莎平時不怎麽跟弗雷德麗卡討論工作，弗雷德麗卡倒滿不在乎，動不動就跟阿加莎談起工作——畢竟阿加莎對弗雷德麗卡的工作是有興趣的，所以也喜歡聽弗雷德麗卡說那些事。亞曆山大把身體堆入弗雷德麗卡的沙發裏，放鬆地坐著，說起了斯迪爾福茲委員會：
“集合一整組人的意見來寫報告真的是太難了。對於究竟要使用怎樣的策略才能完成整份報告，我也正絞盡腦汁地思考著。基本上，負責執筆這份報告的人有兩位，也就是阿加莎和我，我們已經協調、劃分好了章節架構。然後，委員會還有其他編撰小組，各小組負責不同內容——我們有‘口語英語和書麵英語’小組、‘教室管控：關愛/權威’小組、‘教室實際問題：什麽是對的？什麽該被糾正？’小組，‘教育的原則：以孩童為中心還是以集體為導向？或者兩者兼容？’小組，還有一個‘應該如何進行語法教學？教多少語法？為什麽教這些語法，而不教其他語法？’小組。最後這個小組還有個別名，叫作‘語言作為學習對象’，多細致啊!簡直像動物學或數學一樣!隻聽這些名目，就叫人覺得喚醒了心底澎湃的**——那種真實的、緊要的**，你可得注意，那是關於真實的緊要的事情，所湧出的**。從調研中，你幾乎要相信學校裏的教師們的宏願，教師們說想要為學生們創造出完整的人格、友善的環境、充實豐盛的人生、潛能的充分開發、好奇心的滿足、自信心、成長、堅毅、機敏，差不多也就是學生需要的那些東西吧。但當你對比這番願景檢視教師們的所作所為，你會發現他們的承諾就像掌中沙，一瀉而去；那種感受也像在顯微鏡下觀察各式各樣的生命形態，須臾間，那些生命形態突變成巨大粗壯的蛇，互相纏繞更彼此噬咬。我們在報告中寫的是如何教授語言，而我們筆下所用的那些語言，似乎總是言不及義，無法將我們真正的想法表達出來。我們的委員會主席菲利普·斯迪爾福茲教授好幾個月以來對我們的整個評議過程不發一語，但不久前突然說了一段話，他表達了對頭腦的困惑，他驚訝的是當我們要學習並解析頭腦的運作時，頭腦本身竟然展現了叫人恐慌的抗拒力。斯迪爾福茲教授連同漢斯·裏克特、傑勒德·威基諾浦教授正在為整份報告寫一篇序言，意在點明‘孩童’和‘語言’這兩者，因成為集中研究和學術關注的課題，到底如何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被卷進劇烈又奧妙的變化中。”
“阿加莎從來不對我說這些，這太吸引人了，你快接著說。”
亞曆山大說了下去，他對各編撰小組，以及小組形成過程中成員間不期而至的結盟、敵對，還有各組人員的調整詳加描述。亞曆山大特別點出，委員會成員之一、那位記者馬爾科姆·弗蘭德，盡管在討論過程中幾乎無甚貢獻，卻在文段概述和歸納整理方麵顯示出他的職業特長。他的寫稿能力很強，目前正負責“教育的原則：以孩童為中心還是以集體為導向？”這一部分，亞曆山大還告訴弗雷德麗卡，教師們對教室主控權這一議題分成兩派：一派反對讓學生死記硬背的教學法，認為孩子們應該按照需求，自然而然地去探求發掘，就像兩歲孩童在不經任何訓練的情況下，就能獲取語言能力，學校中的孩子也可以使用這種方式來學習；持反對意見的另一派教師則強烈認為，學生同樣有必要獲取他們懶於獲取的知識，有備無患，一旦這些知識派上用場，他們將會發自內心地感到喜悅，即使不是實用的知識，這個“社會”仍要求社會成員掌握一定知識，盡管在學校中，“社會”這個概念還不會為學生們製造太多問題，但“社會”對每個人來說，遲早都將成為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亞曆山大繼續說著，斯迪爾福茲委員會中絕大多數人憎惡語法，也對語法的教學表示反感；而語法的支持者們，雖然是斯迪爾福茲委員會中相當少的一部分人，卻擲地有聲地傾訴著對語法的熱愛——他們熱愛語法的規則、語法的美感、語法的複雜。委員會中的埃米莉·珀菲特是一位童書作者，她讚成學習詩歌，但建議回避詩歌中的語法，她將語法視為“精神虐待”，於是“精神虐待”如此輕易地，又增加了一個門類：“精神虐待，有趣的慣用語”。亞曆山大轉述了威基諾浦教授的點評。亞曆山大稱讚了阿加莎管理這些編撰小組、讓小組成員乖乖聽令的高超手腕——就是威脅他們會臨時調派撰稿人羅傑·梅戈格和詩人米基·英庇入組。這兩個人沒有任何小組願意接收，卻在小組之間扮演著“使節”的角色。
弗雷德麗卡說在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裏見過羅傑·梅戈格一麵，亞曆山大講完斯迪爾福茲委員會的情況後，弗雷德麗卡把鮑爾斯&伊登的那次審前會議的事情大致複述了一遍。她說，律師們永無休止地鑒定著這個人、那個人的資格，也不依不饒地探究著上庭做證的專家們的合理性。她有感於生活中充滿了為各種不可能下定義之事、物下定義的律師和委員會，讓童年、墮落和腐化傾向、語言、婚前行為失檢、通奸、負疚都有了定義。她說，她此刻對奈傑爾充滿了“負疚”，因為當初就不應該嫁給他。但是她又說：“奈傑爾也對我提出了反控，對於控狀中大多數事情，我都沒有負疚的感覺，當然有幾件事的確令我負疚，不過，那不關別人的事，我隻需要過自己那關。”
弗雷德麗卡和亞曆山大兩人的話題是岔開的。亞曆山大說：“我知道，加入斯迪爾福茲委員會後，也許會有一個我心境異常澄澈的時刻，在那個時刻裏，我會弄懂教學、兒童、語言的意義，而我珍貴的所得，會在調研、詮釋和各種複雜事物組成的混沌狀態中輕飄飄地消失。結果，真是這樣的，事物的複雜性遠比我想象中的更確鑿不移、更根深蒂固。”他還說，整個調研過程中他所觀察到的真正傑出的教師，都深知教學、兒童、語言是什麽，就像他自己也一度確知的那樣，不同的是，那些教師的認知不會轉瞬即逝，他們用堅固的知識，實踐著言傳身教。
他轉而安慰弗雷德麗卡：“你說你負疚，我為此感到抱歉，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會把這種心情拋諸腦後。”
弗雷德麗卡很想和盤托出自己對可能會失去利奧的那份驚悸，她的確很怕會失去利奧，也許是因為太害怕了，她沒辦法說出任何一個字。
她轉換了話題：“我們在審前會議上還討論到能否請你為裘德提供證詞。”
“難道你們覺得我想提供證詞嗎？”
“你理應提供證詞，如果他的書被宣告有罪，他會死的!”
“我不喜歡他那本書。”
“不管你喜不喜歡那本書，你都不會想看那本書被禁吧。”
“我想我可能不希望吧。”
他們聽到阿加莎開門的聲音。“好了，”弗雷德麗卡說，“快去商議你們的報告吧。”
貼合
呻吟的是我的母親，垂淚的是我父親，
我縱身躍入這險惡的世界；
無依無助，赤身露體，聲震八荒
如同藏身於雲絮中的魔王。
我在父親的手掌中掙紮不止，
也在捆縛我的繈褓中奮力撕扯，
無以脫身，精疲力盡，
隻好在吮吸我母親的**時狠狠撒氣!
——摘自威廉·布萊克《經驗之歌》
我們的工作離不開對兩件事情的關注，或說對兩個概念的留意，這兩個概念在近代曆史上都已變成吸引人的研究主題和學術難題。當然，在以前，這兩個概念沒有現在的地位，我們所說的是“兒童”和“語言”。19世紀前，“兒童”指的是嬰兒或個子矮小的成年人，他們穿著和父母一樣的衣服，與父母一樣，服從著相同的一套法律懲罰，包括絞刑，當然也受製於相同的道德準則；而如今，我們把一個人類生物從生理和心理兩方麵，成為一個獨立、有責任感的個體所需要的時間，也納入考量。我們對這個過程投以更多關注和更複雜的興趣——包括對語言的學習，經由語言的學習，一個人才能獲得獨立，建立責任感。
我們對語言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語言不再僅僅是那塊讓我們窺看外部世界的玻璃鏡片，而成為我們形塑和限製自己目的性和領悟力的工具。我們的哲學就是語言的哲學：維特根斯坦甚至將哲學視為“語言遊戲”，是“生活形式”，而堅持“語言、真實和邏輯”思維體係的那一派，則認為語言形態對自然萬物本質的真實性和虛構性具有極大的創造作用。另有一派相信“語言已與世界解離”，語言成為一種僅僅能夠對自身的組成部分及其關係和結構進行最佳闡述的局部係統。同時，學界對語言作為權力工具、統治工具和操縱工具這一研究課題的學術興趣與日俱增，因此隨之產生的是一種新論調：兒童也應該對語言的操縱潛能有一定的熟識和警覺。在這種論調中，有幾個議題一直被爭論不休，這幾個議題皆與語言的政治功能性有關，比如英國人對“正確”言談和“有序”書寫根深蒂固的堅持，某種程度上就源於他們所屬族群或等級已成為共性的口語習慣和語言結構；又比如，以既定的“規則”框架來確認語法規則，這種做法既有實效，也有其限製；還有，語言是否能決定何種利益占上風？又或者，語言是否能改變權力結構？
(摘自斯迪爾福茲委員會關於英語教學的調研報告序言，截取的是草稿內容，後來該部分經過大幅修改)
當被告知嬰兒性欲呈“多相變態”狀態，我們成年人便會閉目塞聽。而且弗洛伊德的觀點肯定是說多相變態也是我們最深層欲望的表現模式——有誰會將這種主張認真對待呢？
如果我們將我們的認知從對“變態”的偏見上剝離，如果我們可以盡量保持客觀，我們才能去試著分析嬰兒性欲的實質，我們也必須重新審視它的定義。嬰兒性欲指的是利用全身所有器官或說任何器官來獲得快感的行為，因此，如果我們檢視嬰兒性欲這個概念中的“變態”各個要素的具體性質，那麽弗洛伊德的觀點將會變得相當清晰。“變態”包括觸摸、窺視的快感，肌肉運動的快感，甚至是對疼痛的渴望所帶來的快感。
弗洛伊德和布萊克都認定，我們人類保存於無意識狀態中的終極本質，是對快感這一原則的極其隱秘的忠誠，而“快感”用布萊克的話來說，則是“喜悅”。
在人類世界中，存在於聚合與離析、相依與獨立、群體和個體，甚至生存與死亡等兩者間的辯證式的紐帶關係，早已斷裂。這個斷裂就是在嬰兒期發生的，而這個斷裂的結果就是家庭製度的誕生。家庭製度為在孤立無援生存條件下的兒童提供了長期並持續性的照料，在家庭製度中，家長的管護讓人類的童年成為一個不受現實原則支配的有特權意味的自由階段，也因此，在一個近乎不真實的情境中，人類允許並鼓勵了嬰兒性欲和快感原則的初始發展。在父母庇佑之下，與現實隔絕的童年期裏——不管是從愛欲還是本能來說，在愛和快感的世界裏，嬰兒性欲都構築起一個自我陶醉又無所不能的美夢。
但是，如果家庭製度給人類嬰孩提供的是一個對其他動物種類全無所知的主觀體驗式的自由階段——而這種體驗可在嬰兒被置於對父母照管完全客觀依賴的條件下，並且與其他物種的隔絕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實現。而完全客觀依賴父母照管，將造成嬰孩對愛欲需求消極的依賴態度，嬰孩將無法做那些“自我陶醉又無所不能的美夢”。所以說，家庭製度對人類欲求的形塑可以去往矛盾而極端的兩個方向，矛盾所產生的辯證關係，正是弗洛伊德所謂的“矛盾情緒”和“心理鬥爭”的導因。
家庭在人類心智上所造成的矛盾性，也正是人類的生存本能和死亡衝動兩者間的矛盾性，這在前文中已有闡述。
(諾曼·O.布朗，《生與死的對抗》，“死亡與童年”一章，第113頁)
當他們終於睡醒時，已經是深夜了。格雷特哭了起來，她邊哭邊問：“我們該怎麽走出這座森林呀？”漢塞爾隻能安慰她道：“再等一會兒，等月亮升起來時，我們就能找到路了。”等到滿月高懸，漢塞爾拉起他小妹妹的手，兩人循著地上一顆顆像新鑄的四便士硬幣般閃閃發光的卵石，就這麽慢慢走著。他們走了一整夜，在破曉時分返回了爸爸的家。
——童話故事《糖果屋》
還有一些回聲，
隱匿於花園中，我們是否要追溯？
快，鳥兒說，快去找到它們，快去找到它們，
就在花園一角。穿過第一道門
走進我們的第一個世界，我們是否要聽信
畫眉的欺騙？走進我們的第一個世界……
去吧，鳥兒說，樹葉叢中全是躲好了的孩子，
他們興奮地藏在那裏，忍住不笑出聲。
去啊，去啊，去啊，鳥兒說，人類
承受不了太多的現實。
——T.S.艾略特《四首四重奏》之《燒毀的諾頓》
一個夢
一個正在等待離婚聽證的女人，恍然間，發現自己置身於湍急小河的河岸上。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畫麵和感覺，她和小河被掩映在濃蔭之中，日光和葉影在水麵上競逐奔跑，偶有微風拂過，撩動起層層的樹葉和粼粼的水光。她行走在小河邊平闊草地的頎長草葉間，戴著她的訂婚戒指，那是一隻白寶石、藍寶石和月光石排列而成的藍白相間的戒指。戒指上箍緊著寶石的鉤環突然鬆脫裂開，寶石脫落四散，掉入草叢中，那些藍色和白色的小石頭滾得到處都是，那麽微小卻光芒四射，似乎比原來安坐在戒托上時的光亮更加奪目。她試圖把它們撿起來，一顆顆寶石像水滴一樣從她指縫中溜走，蹦蹦跳跳地滾遠，又像被鬱積的苦楚催促著的淚珠，撲簌撲簌地墜跌——這是夢境中的一幕，做夢的不是那個女人，做夢的人清清楚楚看到那個女人的臉，女人空洞的眼窩就像戒指上空無一顆寶石的戒托，隻有藍色的和白色的石礫般的眼淚從眼窩中滾出，摩擦著她的臉頰落下。
被兩邊河岸夾緊的幼小河流，像是被枯枝碎葉和蝸牛廢殼緊緊包裹著的水孩子，跟繭中的毛翅目幼蟲一樣，被“房舍”所禁錮；水孩子從水中極目遠眺，追隨著漩流，漩流時而急速奔流，時而鼓出水泡，戲謔地將水泡拋向緊跟的水孩子，而那漩流亦然，對水孩子從不離棄。
女人的眼淚和寶石，一滴滴、一顆顆地滑入河水，盡情融在水中，化為水花。
我一追想我們往昔的歲月，心底就會生出
無盡感念和讚美，倒不是
為了那些最值得稱頌與賜福的事物——
歡樂和自由，童年時天真的信條
無論是歡騰時還是靜默時，
振翅欲飛、如同雛翼般的希望總在他胸中震顫；
——我不是為了這些
才唱出感謝與讚美的歌；
而是為了那些對感官世界和外化之物
所做出的倔強盤詰，
為了那些來自我們身上的跌落和泯滅；
為了一個遊走在虛無塵世間的生靈
那茫然無由的疑慮不安，
為了我們一介凡夫俗子在麵對至高天性時
如戴罪之身一般的驚懼戰栗……
——威廉·華茲華斯《不朽頌》
就在誕生的一刹那，來自石器時代的嬰兒在與20世紀的母親對峙時，就已經屈服於一種暴力之下了，那種暴力叫——愛，嬰兒的父與母也曾受製於“愛”，因為他們同樣有雙親……我們如此有效地摧毀著自己，我們使用的正是偽裝成“愛”的暴力。
——R.D.萊因
死亡的至少有八十三個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兒童，還有四十六人被掩埋在艾伯凡村的礦山中，礦山靠近默瑟特德費爾。昨天早上，一場大雨過後，煤礦堆積的尾礦因浸濕而導致崩塌渣流，傾瀉而下的礦渣崩落壓毀了潘特格拉斯小學、一座農場和一排房舍。學生中有八十八人獲救，其中三十六人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默瑟特德費爾的工黨國會議員S.O.戴維斯表示，礦難發生時，一個當地煤礦仍繼續往礦渣上傾倒廢渣……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的生還者裏，包括潘特格拉斯小學的女校長——六十四歲的安·詹寧斯；而副校長D.貝農被發現時已經死亡，他懷中掩護著的五名學生也全部罹難……
因為晨霧，臨近艾伯凡村的芒特普萊森特村，有五十名兒童逃過了這場礦難，他們所乘坐的校車遇霧延遲，在礦難發生十分鍾後抵達潘特格拉斯學校。芒特普萊森特村的一名母親奧爾雯·莫裏斯說：“要不是因為那場霧，我十四歲的兒子喬爾就會提早到學校。他後來哭喊著跑回家，告訴我那天早上發生了什麽事情。”
心中的欲望和開瓶器一樣扭曲，
不要降生於世是人類最好的選擇；
第二好的是格式化的人生軌跡，
像舞步一樣，盡情地舞蹈。
跳吧，跳吧，舞動起來的人生多從容，
音樂竟有如此感染力，似永不停頓；
跳到星辰從椽子上紛紛降落；
跳吧，跳吧，跳到你也放棄。
——W.H.奧登《死亡的回響》(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