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位話題中的被告，卻在看自己的手——他根本不望向史密斯教授，一些陪審團成員注意到這一點。
問：你出此斷言的依據是什麽？
答：嗯，讓我先從《亂言塔》這個書名開始說明。“亂言”可以被理解為噪聲、嘶喊、嚎叫，有動物性的意涵，在有的語言解釋中，“亂言”近似“亂吠”，是獵狗發出的噪聲。“亂言塔”本身是“巴別塔”的一個象征，巴別塔的修築是人類為了登天取代上帝，與上帝等同。人類的放肆觸怒了上帝，上帝降下懲罰，派一個搗蛋的精靈到人類中間，攪亂了他們的語言，讓人類再也不能彼此互相理解。巴別塔說穿了，是一場人類反抗上帝權威的共謀。在《亂言塔》中，那個亂言塔社群就是傅立葉構築的“充滿愛的新世界”，也是薩德建造的“西林古堡”，那群浪**子砍斷了將他們與外部世界相連的橋，以便能執行種種惡行。
赫弗遜-布拉夫向史密斯教授致謝，感謝她對《亂言塔》的清晰解讀。赫弗遜-布拉夫入座後，控方接著向史密斯教授盤問。
問：謝謝你饒有趣味的講解，史密斯教授，你為我們生動勾勒了一幅法蘭西人文思想的圖卷，也將《亂言塔》從哲學角度予以剖析，給我們帶來一場深度講解，這令人悅服。我想問的是，你剛才談及的薩德的書、傅立葉的書，都是法語書嗎？
答：是的。
問：在市麵上自由流通，任人閱讀？
答：是的，但傅立葉的書並未全部麵市。很多都未經整理、編輯，原稿保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問：你所述的這些思想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國思想？你的祖國法國，是不是在性方麵給了國民相當大的自由空間？
答：在某種程度上是。
問：英國人一向慣於到法國購買那些被認為對英國讀者不合宜的書，或者去看女神遊樂廳的刺激表演，或者去你的國家做性質相似的一些事。有的人覺得像法國一樣，擁有這些自由很好；有的人覺得對維護社會公德多付出一些關切，對阻遏傅立葉先生急切宣揚傳播的那些觀念多投入一些心力，有其正當性。你或許覺得，起草並製定《英國國會法令》，讓《亂言塔》這本書的審判有法可依的那些人是很次等的。
塞繆爾·奧利芬特起身對控方表示反對，指出那是一個陳述，不是一個問題。
問：你的發言帶有如此冷靜的條理性，如此法蘭西式的辯才無礙，無論對薩德還是《亂言塔》，都能侃侃而談。如果我可以說的話，從外表看，你並不像是一位會對邪魔般的薩德挑燈攻讀、潛心研思的人。史密斯教授，請你告訴我，你享受薩德的書嗎？
答：享受？不，一點也不。(法庭速記員記錄：這很明顯是一個充滿反感的真實否認。)
問：但是你之所以讀薩德的書，是因為你覺得應該讀？
答：是的，就像我說過的，薩德舉足輕重。我個人更傾向於讀傅立葉。
問：那位溫和、怪誕、放縱的傅立葉，他是能寫出華托畫中仙子和自虐者逸事的文字家。那麽《亂言塔》呢？史密斯教授，你享受這本書嗎？
答：不，我欽佩這本書。
問：但作者可能很期待你能享受這本書。
美貌的教授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不約而同地垂下了眼瞼，漲紅了臉。
答：此刻，我們一再被提醒，作者的真實意圖是我們無法知悉的，也與讀者對其著述的批判性解讀絲毫不相幹。
問：請一定原諒我做此提問：你在閱讀《亂言塔》時，是否感到震顫的性愉悅？
答：(法庭速記員記錄：證人臉頰通紅。)可能有吧，我不記得了，但那不是我最主要或能夠牽製住我的閱讀反應。
問：謝謝你，史密斯教授。
緊接著出庭的證人是一位劇場導演，福斯托·傑梅利，他曾與彼得·布魯克、查爾斯·馬羅維茨共事過，這位證人熱情洋溢地高談闊論著愛德華·邦德的《拯救》，《拯救》中嬰兒被殺死在手推車裏的情節，是對布萊克詩句“有欲望而無行動，無異於將嬰兒扼殺在搖籃之中”的踐行。證人還說起了熱內的《女仆》和《陽台》，說起了阿爾托的“殘酷戲劇”，證人引用阿爾托的話，昭示了殘酷戲劇的目的：“像犧牲者在火刑柱上被焚，從火舌中發出了信息。”塞繆爾·奧利芬特問證人：“我們此刻活在熱內、邦德、阿爾托、《馬拉/薩德》和彼得·布魯克《李爾王》的時代，你是否覺得《亂言塔》在此際的文化語境中是出格的？”證人說：“我覺得完全不會。”這位證人實在是太過**昂揚，他說每一句話都是手舞足蹈，並常常從他那黑雲般的長發中露出臉來大聲發言。奧古斯丁爵士說：“我沒有要問該位證人的問題。”奧古斯丁爵士做此判斷，可能是因為已經發現這位證人總是對自己的“觀眾”喊話，全然不顧其他聽不懂戲劇的公眾。
審訊進行到第三天了，辯方傳召了埃爾維特·甘德。證人自稱是一名醫學博士、心理醫生、精神分析學家。他表示自己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精神困擾的青少年提供治療，也出版過一些關於語言和社會、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病患者群體症狀分析的一般書籍，《語言是我們的緊身衣》《壓迫者之舌》《我是我兄長的守護人？》等都是他的作品，他也承認，自己對研究語言和壓抑兩者間的聯係尤其有興趣。“當然，還有語言和表達。”他補充道。
坐在證人席上的埃爾維特·甘德有著冷峻和整潔的形象，他的禿頭在閃光，他的鼻尖在閃光，他的長牙在閃光，而且閃得更亮。他的眼睛巨大，有雕塑感，但眼皮耷拉著；他做證時，像逐漸在施咒，咒語的連綴感慢慢增強，但他的聲音卻是平穩的，隻是到了快說完時，他氣若遊絲，像耍蛇人的姿態一樣搖晃不定，他還有邊說邊用手輕敲證人席壁架的習慣。他出庭時穿了一件皺巴巴的燈芯絨西裝外套，黑色的，內襯一件米白色的馬球衫領針織套衫，褲子也是燈芯絨的。弗雷德麗卡注視著他，把他想象成一件打磨光滑的象牙製品，或一塊乳白色的大理石。赫弗遜-布拉夫問了他一係列精心設計的問題，意圖讓他論證《亂言塔》作為一本闡述個人精神崩潰以及群體社會痼疾的作品，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甘德長篇大論著，聲音洪亮，又極具音樂性，隻消片刻，便將聽審的公眾全都籠絡成一個對他的顛頭聳腦心服首肯的群體，但他發言結束後，大多數人無法記得他發言的大部分內容，還有一些人，根本想不起他到底說過什麽。甘德說，人類是分裂的生物，而且越來越分裂，不僅與其他人分裂，自己的身份和意識也呈分裂狀態。甘德認為，《亂言塔》不僅體現了這種分裂感，也傳達了一種與自我、與群體聚合統一的渴望，就像巴別塔原始的神話故事一樣。甘德說，人類愈加成為一種“投射”，一種對他人想法或意識的投射——尤其是家庭成員的想法或意識，也是對內心恐懼及隱秘心願的投射。他指出，我們活在一個人類被標簽化的世界，不但被標簽化，也被評判為罪犯、瘋子、變態者、施虐者或其他極具偏見意味的名稱，評判後即被懲罰，或者也有稍微好一點的標簽，比如絕望的、深情的、合理的、疑惑的。語言毀滅了我們，正如語言造就了我們——《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曾備受譴責，是因為直截了當地使用低俗的髒字來描寫身體功能，我們因此用委婉語高築起一整座語言牢籠，從此避免對這些身體功能的平鋪直敘，用語言把人類從自我中分裂。但有一種人類疾病——妥瑞氏症——一種遺傳性的神經內科疾病，會讓人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或者突然口出那些被認為是惡劣到不應該說出口的字眼——**、屎、尿。甘德說不會因為自己用了這幾個字眼，而向庭上致歉。他說，那幾個字眼無非是像夜間遺精時，從人體流出的**，再被如汙漬一樣擦拭即可，和**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無比真實的存在。但人類卻甘願冒險犯難，連同我們為遮掩身體而捏造的語言，鬼鬼祟祟、徙倚仿徉。裘德·梅森為我們揭露了我們的結局：我們將麵對皮舌和鐵具，既然我們被禁止使用口舌和身體器具。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已經開始恍惚，卻還在堅持。他既要掌握問答的主控權，又要敦促他的證人將關注點移轉到“也就是說，我們手上這本書”上。這似乎正中甘德下懷，甘德說：“你的敦促，不禁印證了兩種令人銷魂的對比：一是對話和**，二是自瀆和獨白。足夠的醫學證據顯示，比起**，男性**時釋放的生理物質更多。”
“請問關聯何在？”法官戈達爾·貝拉弗萊忍不住問，“你剛才的話與本案，與本案中的書，或者與本案中這本書的內容，怎樣能產生關聯？”
“法官大人，我在說的是語言自瀆，或者說是《亂言塔》式的自瀆，是有意識的自曝、有良知的自曝，我在說的是這本書是孤立狀態和非現實感的產物。”
甘德又徑自說了下去，他說《亂言塔》中的塔民社群，求索的是一種早已遺失了的具有原始性質的統一狀態。“那種統一狀態是不可能的身份認同，一種多相變態。我可以引用萊納·瑪利亞·裏爾克的詩歌做出解釋，裏爾克祈求能夠變成一個實現自我滿足並獨立生活的雌雄同體者。”
“他當真有這種執念？”
甘德吟誦道：
Mach Einen herrlich, Herr, mach Einen gross,
bau seinem Leben einen schnen Schoss,
und seine Scham errichte wie ein Tor
in einem blonden Wald von jungen Haaren.
“我不知道，”法官說，“甘德先生，我是該請你為陪審團著想，把這段詩翻譯成聽得懂的語言；還是該請法庭速記員從法庭記錄上把這段詩，作為無關、無效證詞刪除掉呢？我的德語不是那麽靈光了，但我極力跟隨著你的引用，你的引用讓我覺得有點……有點……嗯，或者赫弗遜-布拉夫先生能夠為我們指明：我們到底需不需要這段詩的翻譯？”
赫弗遜-布拉夫說：“甘德先生的熱忱盡管很有感染力，卻也讓他自己被衝昏了頭，失去自製力，如果我對甘德先生的話做出了正確理解，我想說甘德先生的主要論點是說《亂言塔》的塔民群體是一個病態的群體，他們試圖獲取統一，最終卻失敗了。”
法官：這個論點與“語言自瀆”以及裏爾克的詩到底有什麽關係？
甘德：能讓我回答嗎？D.H.勞倫斯說過：“我要使我的世界——我的小說世界保持健康，方法是邀請每條在我頭腦中那片‘無意識沼澤’的邊緣上盤圈、纏繞的小黑蛇，爬進我的小說世界中。”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米歇爾·勒西斯也說過：“施虐、受虐，以及幾乎所有的醜行惡習，事實上隻是讓人類更加體會到自己是人類的方法。”我想要說的是，《亂言塔》一書中的英雄考沃特，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是一個像傅立葉一樣的人，想要在塔裏為他創建的社群安排籌劃好所有事情，他希望從此不再有迷失的靈魂，不再有因被拋棄拒絕而苦尋皈依的生命，所有人將成為統一的一個整體。在書中，這最終是行不通的，不過，這種渴求是高貴的，不僅高貴，而且清醒、健康。我之所以引用裏爾克充滿寓意的詩，是因為它在同樣程度上讓我高興，讓我看到關於統一整體的一副盛景——對雌雄同體、多相變態、自我滿足、渾然一體，那美麗而無望的向往。
法官：我不確定我應該這麽做，我們可能會浪費庭上所有人的時間，但是我要請你翻譯裏爾克的詩。
甘德：謝謝您，法官大人。可以這麽翻譯——讓我想想——就這麽翻譯：
使一個人豐美，主啊，使一個人壯大，
為他的生命建起一個美麗的子宮，
讓他的羞恥之處雄起如支柱，
矗入澄金色的柔亮森林中。
法官：謝謝。非常感謝。我相信陪審團肯定覺得聽明白了遠比聽不懂好。
甘德：這首詩很有力，很美妙。
法官：也許吧，但聽德語原句時似乎更好，我這麽認為。赫弗遜-布拉夫先生，我真的認為我們應該回到訟案的中心要旨上了。
赫弗遜-布拉夫：完全同意，法官大人。甘德先生，是否可以請你用你自己的語言，來為我們分析：《亂言塔》隨著故事的深入和暗黑化程度的加深，施虐受虐的行徑愈加頻密。作者這麽寫，到底有什麽意圖？意欲達成什麽效果？
甘德：好的，我當然可以來分析一下。這些行徑被定義為“貶降儀式”。我想為陪審團介紹H.加芬克爾發表於1956年第61期《美國社會學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探討的是“成功貶降儀式的條件”。文中寫道：在現代社會中，貶降儀式是離間、異化行為的一部分，在所有機構中都會發生。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家R. D.萊因，在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動物與人類的儀式化行為》一書中，將許多現代精神病診斷行為定義為不折不扣的異化儀式、貶降儀式，一些公共檢討會也屬於這個範疇。《亂言塔》中的告解、懺悔活動，以及劇場，都有進行貶降儀式的功能。我們也可將這些活動與某些妓院裏上演的一些畫麵相提並論，比如男人被強迫打扮成淘氣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樣子，被鏈條捆綁起來，任憑妓女貶損、辱沒。熱內也指出，人們也有去扮演司儀、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不管是在妓院尋歡，還是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樣的。一種暴力躁動，一種血性反叛，在向真實自我穿刺和洞悉的過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確定我聽懂了你的話。你的意思是說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為了貶降人類而設計出來的？你的意思是說，梅森先生在書中是這麽表述的？
甘德：不、不。隻是從某些層麵上看，這些機構可被理解為有貶降作用的，但《亂言塔》深刻、絕妙、流暢地論述了我們對彼此進行貶降的謎之疑團和含混曖昧。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們的貶降欲望視為原罪的一個方麵，或者是用於對將人群進行分裂的那種力量的一種展示——這在《聖經》中的耶和華身上就體現得很明顯：耶和華沉重地打擊了巴別塔原居民們的放肆無禮。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達清晰，但說理卻讓人有些費解。如果我理解得沒錯，你是不是在譴責耶和華打擊對人類進行分裂的罪過？
甘德：耶和華是一個人類神祇，是一個人類投射，從這個角度看，你對我的理解沒有錯。
法官：我必須提醒你的是，你剛才出庭時，是以《聖經》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時候，說的是“我對萬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麽說的，也是那麽想的。我所說的“萬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與美的淨域，而不是一個打壓人民的殘酷審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記起一段語錄，來自西蒙娜·德·波伏娃關於薩德的評論，想必能精準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遜-布拉夫：我想我們可以擯除語錄或引用，回歸正題《亂言塔》和它對殘酷虐行的描述。我記得你曾說過，《亂言塔》是一部反映人類苦難和社會痼疾的深奧作品。你用了一個法語單詞“痼疾”，來指代頑症、沉屙。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語錄頗能說明一切，那句話完美地解釋了薩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個那麽重要的作家，那麽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請一定要聽我說她的那段話：“太急於支持薩德，無異於背棄他，因為他想要的就是我們的困頓、屈從和死亡；而如果我們同情一個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們就是與薩德對立。薩德並未禁止我們去為自己辯護，他準許一個父親去製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對那位父親在孩子被性侵被殘害後去複仇，去殺死那個強奸犯。薩德的訴求是：在不可調和、互不見容的獨立個體之間的搏鬥中，每個個體都以‘存在感’的名義，與自我意識牢固地、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薩德認可人們之間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認可的是法庭。薩德認為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法官的惺惺作態遠比暴君的裝模作樣更加傲慢自大，因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裏，而法官卻將自己的觀點上升為普遍規律。法官的成就，根源無非是一個謊言。因為每個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無法成為任何兩個不同個體的調停者，畢竟，誰跟誰都是隔絕的。”
赫弗遜-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會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於書中的論點是“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吧？
甘德：啊，當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薩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這個人。但為了版稅，他願意給薩德的論點一次被討論的機會。我們身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任何嚴肅的論點，都可以被有償地傳播、散布。
法官：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論點：“薩德認為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
甘德：但那隻是個論點。您是個有智慧的人，這是個智慧的法庭，您怎麽樣也得意識到這一點——抱歉，我這句話的表述不對勁——我知道您明白這是個很嚴肅的論點，其實，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這個論點。盡管我對審判、標簽、投射、灌輸、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懷疑態度，就算我是這樣一個人，比起累積仇怨和輕易殺人，我還是站在支持法庭這一邊，我也不接受薩德的論點，但我願意承認他的論點所具有的深遠重要性。我們不能禁毀薩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你的證人已經把我們所有人都帶往深層境界了。
赫弗遜-布拉夫：法官大人，我們正在討論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這是毋庸置疑的，畢竟《亂言塔》不是一本悅己愉人的小說，不是一本煩言碎辭的小說，它的確在往深處探伸。
奧古斯丁爵士問埃爾維特·甘德：“如果你擁有權限的話，你是否有想要禁止發行流通的書？”證人回答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蘭的小說，因為她的小說全是謊言，會給相信這些謊言的人帶來不幸。”奧古斯丁爵士說，即使愛讀這樣的書，也是一種微弱欲望的體現，也是一種值得被認真探討的心態。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奧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剛才的答案給得有點倉促，那隻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你說的是對的。重點是：無論什麽，這都不構成禁毀一本書的理由。”
問：反正到最後——萬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這麽覺得的——萬事皆可。
問：法官大人，我沒有更多問題了。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開始顯得麵紅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輕的後輩同事和魯珀特·帕羅特悄悄交談，很顯然對證人選擇以及之後將要上庭的證人存疑。不管怎樣，他還是傳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證人席之前，把自己的錄音機交由弗雷德麗卡保管，請她來幫忙錄下自己做證的過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為了根據多份社會學研究資料來論證一點：那些有性冒犯、性褻瀆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觸到“露骨的文學作品”的情況下，實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實較低，盡管一般認為這個概率也許是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個糟糕的證人，因為他無論做怎樣的供述，幾乎每句話都免不了用“一方麵”“另一方麵”“可以這麽說”“在一些能被精細描述的情形下”之類的贅語，這讓他的話像被緊緊包覆在繭裏，缺少鮮活的說服力；而在當控方隻是簡單地問了一句：“你所說的那些社會學實驗裏，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歸類為‘**作品’？”斯尼特金卻用了冗泛口舌，大費周章地論述到底何為“**作品”，他說：“**作品的定義要看‘**’的定義，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讀者或使用者，到底賦予了作品怎樣的用途；同時，也要看所謂的‘**作品’的讀者或使用者的習慣或習性，是否經過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斷了他的發言，讓他長話短說，也許是因為有了應付埃爾維特·甘德雄辯言辭的前車之鑒，法官必須適時地表現出一種急躁感。
斯尼特金還辯解道：社會學研究顯示，**行為曆來是被疏離和被挫敗的一種反抗武器，這帶有傳統性，而當他口若懸河地解釋什麽是“**行為”時，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遜-布拉夫的製止。然後，他將裘德·梅森形容為一個“懷有理想主義、希望重新改造社會的年輕人”。斯尼特金說：“如果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另類社會誕生後的初期形式，那麽對語言的**與玷汙，或者說讓語言變得**又無用，正是建構一種新語言的必經過程。”
奧古斯丁爵士直接設問：“你是不是在說《亂言塔》是一本**的書？”
赫弗遜-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對——證人關於《亂言塔》是否**所發表的觀點不應被庭上接受。
反對有效。
奧古斯丁爵士改問斯尼特金：“你認為《亂言塔》是不是年輕人希求**、玷汙語言的例證？”
斯尼特金否認，他說完全不是這樣。而且恰恰相反，《亂言塔》是反對**、玷汙語言的，《亂言塔》中使用了極端清晰表意的語言，來造就其文學價值。“我想說的不過是——”斯尼特金說，“我們活在一個新的輿論環境中，《亂言塔》的文字已非多麽令人心驚膽寒了。這就是我要說的。”
奧古斯丁爵士說：“我們中有些人活在那個環境中，而另一些人則極力避免活在那個環境中。”
下一位證人是阿德爾伯特·霍利教士。他白發輕揚，手指被尼古丁漬染成黃色，穿著神職人員的白色硬立領。眾人被告知他是任職於聖保羅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學和心理學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專業的“性治療師”，還是一個專門以提供熱線電話來幫助絕望人士的慈善組織的負責人。
赫弗遜-布拉夫問他是否認為《亂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書，霍利教士肯定地說：這本書既有文筆，又有道德。
問：你作為一位基督教牧師，是否會鼓勵別人去讀這本書？
答：當然會。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書。
問：請問你為什麽會做此評論？
答：這是一本關於承受苦難和施加苦難的書，而受難和施加苦難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們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荊冠、劍刺、雙手釘在十字架上直到氣絕的人的屍體。我們更宣稱，我們的上帝使此人受難——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難承擔並償付了我們的罪責。我們的上帝是一個殘酷的、善妒的上帝——這是《聖經》一直固執地向我們講述的。殘酷和苦難是我們教義和儀式的重點，基督教是一種觀念的表達：即現在被我們稱為虐待、受虐的行為和思想，便是我們存在的中心真理。
問(法官)：你的意思是說，你作為一個基督教牧師，認為上帝本質上是殘酷的，另外，這本書也指明了這一點？
答：以前我們所稱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殘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認同威廉·布萊克的說法，他在《最後的審判》中寫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創造者何其殘酷，作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說：‘哦，兒子多不像父親啊!’全能的上帝先往頭頂上一記猛擊，其後耶穌攜療傷的良藥而來。”為了緬懷他，我們必須崇拜耶穌的人性，我們必須吃下他垮掉的身體，飲下他流失的血液，因為他祈求我們那麽做。
赫弗遜-布拉夫正在引導，或者說正在試圖引導這位證人回到對《亂言塔》裏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兒童們的捕獵、洛綺絲的死亡。赫弗遜-布拉夫想引導霍利教士說，這些片段充其量隻是在道德上是驚悚的，而非在性意識上挑逗。赫弗遜-布拉夫的誘導並不算成功，因為霍利教士的回應癡迷而癲狂，他說這些片段寫得“骨寒毛豎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離題地說起對兒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為諾曼·O.布朗奧妙的精神分析學說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亂言塔》《聖經》，以及諾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對人類社群裏愛與死到底如何產生的一種凝視。不管是生殖細胞，還是人類社群的‘一靈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麽一回事。死亡伴隨著‘個體化’而來，嬰兒脫離了曾經吮吸過的**，將成長為一個獨立的性別生物——在家庭中，個體開始分離，預示著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現，死亡也即將誕生——當兒子成為父親，兒子的父親就可以死了，也必須死。人類家庭是由強烈而緊張的愛的模式構築的，因此必將製造出更強烈更緊張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這是諾曼·O.布朗的理論，也是裘德·梅森在書中所論證的。”
法官：是嗎？我恐怕沒聽明白你的意思。你每個單獨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體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釋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審團成員們各憑才智，達成了對你證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審團會自行判別你這番神學領悟，是否能和他們對《亂言塔》的解讀達成一致。
塞繆爾·奧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這位教士展開問訊。
問：你與裘德·梅森相識？
答：我認識他有一段時間了。
問：你會怎樣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嚴肅的作者？
答：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同時處境也非常艱辛，有才華的人常常如此。他與社會的關係不能說是順暢的，他的生存狀況也堪憂，不過他掙紮著向外界傳達著想法，進行著創作。
問：即使他個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從不間斷寫作？
答：他生活在邊緣上，在極端上——我是指他的經濟狀況，他很貧窮。他為人處世的態度其實是一種疾病的表現——他遭受過社會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個替罪羊，一個受害者。
塞繆爾·奧利芬特沒有預期會得到這樣的答案，猶豫了一下子他決定繼續問下去——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個問題更好。
問：你是說他因身處困境，所以了解現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聖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讓-保羅·薩特筆下的“聖熱內”一樣，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癡”，他是一個在殘酷世界中顛沛流離的純潔之人。而薩特把“聖熱內”視為一個薩滿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靈肢解，再被砍成碎塊，爾後重生，成為一個智者。裘德·梅森也有複蘇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難，但他卻能在書中死而複活、重獲新生。
聽了這番突兀的又極致的頌譽，裘德·梅森完全沒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這讓辯方律師們都尷尬不已。
奧古斯丁爵士起身，對證人反詰。
問：你對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觀察讓我很感興趣。你是否認為《亂言塔》中對折磨的描寫，體現了一種對世界殘酷性或對造物主殘酷性的宗教式體驗？
答：是的，我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想的。
問：所以你覺得作者刻畫這些露骨性虐的動機是昭示一種虔誠的宗教狂熱？是極度渴望帶讀者感受肉體痛楚及性痛楚這兩種貶降行為的由淺到深的不同層次？
答：基督體嚐了各種層次的痛楚，他死於痛楚——這我們都應該知道。
問：但我想他沒有經受過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與性相關。他曾是一個人類，他以人類姿態受難。
問：你認為閱讀這本書時，讀到其中哪些晦澀艱深的性恐怖場麵，會讓讀者能夠以一種——或許是一種極恍惚極模糊的方式，將這些性恐怖場麵與主耶穌基督的受難聯係在一起？
答：如果人類竟然不能讀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種可能性，這真令我無法想象。
問：讓我問得更清楚一點，也請你答得更清楚一點——你認為推薦別人讀這本書，是不是一種基督教行為？
答：我必須引用約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那種動輒逃逸自保、一貫隱居避世的道德，那種絕無突圍出擊、回避直麵敵手的秉性，那種隻會臨陣脫逃、不願加入奮戰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維。須知那不朽的花環，是要在經曆一番煙焰張天、腹熱腸荒後才能奪取的。”
問：但我們的主耶穌不就曾說過一句話，也告訴我們要如此祈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答：翻譯得有出入，我們現在都改說：“不讓我們陷入**。”
問：真的改成這樣了嗎？法官大人，我沒有更多問題了。
弗雷德麗卡必須得錯過幾位證人的出庭應訊環節，因為她要見法庭福利處事務員。事務員會在監護權聽證會召開前，來對她進行訪談。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務員安西婭·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來弗雷德麗卡家中進行訪視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頂皮帽子。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間距有些大，頭發白中帶點灰，她在交談時，表情常常過分熱情、入迷，這讓弗雷德麗卡對她沒什麽信心。在弗雷德麗卡眼中，這位安西婭·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麗蒂·法勒一樣的教條女人，夏麗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個宗教組織“喜悅孩童”的創辦人的妻子。出乎弗雷德麗卡意料，巴洛太太問的問題挺有一套，盡管發問急促，但問題很合乎情理。她問弗雷德麗卡：“你是否覺得利奧在布蘭大宅的話，過得會更開心？畢竟那裏有田地、馬場、果園。”弗雷德麗卡說：“是這樣，沒錯，正因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點就把他留在那個地方了。”巴洛太太問弗雷德麗卡為什麽最終沒有將利奧留在那裏。
“因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無比真切地感覺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親，他的人生是我給的，不是皮皮·瑪姆特給的!無論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們對望時，連表情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麽他父親呢？”
“利奧的確也是他的，這就是災難的源頭。可幸好，利奧雖然年幼，卻是個早慧的孩子，是個敏銳又有堅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麽。”
“你愛利奧嗎？”
“比愛任何事物都要愛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書，不管我想不想愛他，我都愛他。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問了一個荒誕的問題。”
“我明白。我隻想聽聽看從你口中到底能說出怎樣的答案。你會非常驚訝於不同人所給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這道問題當成監護權攻防戰的要塞，誌在必得；又或者他們會說：‘我必須得愛他，不是嗎？’”
“好吧，其實我也可以說：‘我必須得愛他，不是嗎？’這是我的生物機製。”
“你愛你兒子，這我毫無疑問。”
“最後會怎麽樣呢？”
“這不在我的控製範圍之內，我還得去走訪他的父親，還有他的姑姑們，也得親自和你兒子對話，我可以和他單獨對話嗎？”
“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對與孩子們溝通很拿手，放心，我不會讓他不安的。”
“這孩子有點容易精神緊繃。我另外想說的是，我完全不讚成把這麽小的男孩送進寄宿學校，我覺得那很危險又糟糕。孩子們都太小了，寄宿學校那個環境……但利奧很像我，獨來獨往，他和我一樣，需要一種自我的生活，他一定會厭惡寄宿學校的環境。請你一定要體諒這一點，他是一定會厭惡那種環境的。我希望我的話聽起來不是那麽刺耳。”
“不，這是很合理的擔憂。我想知道，你能善盡撫養之職嗎？”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奧有莎斯基亞做伴，而且孩子們去的是一所好學校。”
“那學校的確不錯，我調查過。”
“那麽，最後會怎麽樣呢？”
“一般上，福利處總是會傾向於母親，但如果是男孩的話，可能就不是那麽傾向了。不過，法官更願意相信女性比較適合照料孩子，這沒錯，我是這麽想的。”
“在利奧身邊圍繞著的還有很多其他女性，但隻有我，是他母親。”
“一點也沒錯。我能看出你多在乎這孩子。”
回到法庭，赫弗遜-布拉夫傳召魯珀特·帕羅特進入證人席。帕羅特說為能出一本像《亂言塔》這樣的書感到自豪。《亂言塔》是一本重要的書，盡管有爭議性，但它所傳達的信息卻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屬於這個時代的信息。帕羅特口吻輕緩、快活，聲音有一絲高傲意味，卻被他那誇張的謙恭有禮全部掩蓋過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調。他的藍色眼睛熠熠發亮，他圓潤的臉頰也緋紅而有光，他回傳給提問者的那份關注力，讓提問者感到有點過於強烈。帕羅特始終是一副對所有事情都謹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樣子。赫弗遜-布拉夫問帕羅特，最初承擔這本書的出版時，是否想過這本書會被認為是觸目驚心、難以領受、穢亂不堪的一本書。
答：嗯，是的，自然是這樣的。這本書程度深，內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但是，我相當有信心的是讀者大眾以及有關當局，會發現並注意到這本書的實質——嚴肅、有抱負的文學佳作。我當時感到：這本書的時代已經到來，我一定要把它介紹給這個世界。這本書說的全是存在於我們社會裏，亟須被挑明被正視的事情。
問：是怎樣的事情？
答：控方已經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寢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懲罰行為。實際上，包括這個情節在內的許多內容，都讓我意識到這是一本我必須出版的書。因為讀到書中的寢室和懲罰，我求學時的片段曆曆在目……
問：你也是“舊豬圈裏的公豬”？就是說，你也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畢業生？
答：是的，我是。像你一樣，我相信《亂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亂言塔》裏有許多細膩的繪寫，但最細膩的繪寫之一是對孩子們寢室裏日常情況的敘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學校裏，同樣的事情肯定仍在發生。
問：請讓我問得詳細一點：你不是在說斯韋恩伯恩學校的寢室裏也曾發生過謀殺吧？
答：沒發生過，但險些發生。而且沒有人外傳，這是一種保持緘默的密約，一種心照不宣的氛圍。反正大家覺得小男生們都很乖巧，老師們也是如想象中閃亮和體貼。《亂言塔》這本書卻說出了真相，盡管讀起來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內容，就我所知，卻是再令人清醒不過的事實。這就是一開始我被這本書觸動的原因，後來，我發掘出其他更多的亮點。總而言之，清醒的現實主義觀察和記錄貫穿這本書始終，而那些幸運的，從沒有在斯韋恩伯恩就學過的讀者，可能無法更準確地評估它。
問：你認為讓讀者獲知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與《亂言塔》中給人空想錯覺的敘事相去不遠，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嗎？
答：全盤考慮後，我認為是的。我是說，要限製公眾的知情權已經再無可能。隻要聽過福斯托·傑梅利證言的人，都會認同我們此刻正置身於一種新的社會風氣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廣泛討論的機會，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蓋。我們英國人不再蒙昧或那麽輕易地感到震懾，而現在的衝擊遠比當年克莉絲汀·基勒、曼迪·賴斯-戴維斯的事件爆發時的衝擊力小。我想，這樣的開化風氣有好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比如，新聞媒體報道會讓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體陷入苦惱，比起如《亂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虛構文學作品，危言聳聽的新聞報道傷害程度更大。奧古斯丁爵士在質詢中提到了“沼澤謀殺案”，我認為對罪案的一些報道令人毛骨悚然、極度不安，《亂言塔》可不是這樣的筆調。但我同時也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公民社會，我們還是因循了一些老規矩——假裝有些事情並不存在。當奧斯卡·王爾德被投入監獄時，法官說“這是我審判過最糟的案件”，法官還聲稱王爾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須給自己下一個“禁止令”，好讓那些不願說出口的語言繼續放在腹中——即使麵對罪大惡極的王爾德，也不要口出惡言，法官說：“任何一個正人君子聽了王爾德這兩樁案件的案情後，那些語言都會禁不住地湧上胸口。”但當時有一份報紙，也隻有一份報紙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審理過真正惡性的案件，包括謀殺案、勒索案等，同時還痛斥道：這是一個因虛偽而有罪的社會!那份報紙疾呼：“為什麽英國政府不對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每個男學生，以及大學裏至少一半的男大學生提起公訴？大學裏男女學生間的狎昵行為，司空見慣如通奸!這是每個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許多公眾或大多數公眾對人性的了解與公共言論尺度之間，有一條鴻溝，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樣，在學校中受到霸淩的人，也是那些旁觀小男孩“緘默密約”的受害者。這種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緘默密約”，和寢室中那些暗不見光的威嚇欺壓，是一樣可惡的!慶幸我們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個進步時代中，對於忠實描述我們所作所為的成熟文字，難道我們成年人沒有權利閱讀嗎!
(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裏此時響起零零星星的掌聲。)法官要求保持肅靜，並示意：如此幹擾庭審的行為不可再次發生。
輪到奧古斯丁爵士對魯珀特·帕羅特提問。
問：帕羅特先生，你是一個頗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開智啟蒙類書籍和前衛先鋒書籍方麵，享有盛譽。
答：是的，對此我不必自謙。
問：你也出版了埃爾維特·甘德的書，埃爾維特·甘德先生剛才關於“貶降儀式”和“多相變態”的演說令我們大長見識。
答：你也不需要話中帶刺。他是一位嚴肅的思想家，備受尊敬和愛戴，能出版他的書，我很驕傲。(法庭速記員記錄道：庭上小範圍內響起了掌聲。)
問：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話當作諷刺。你也出版了阿德爾伯特·霍利教士的書，霍利教士向我們闡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難和施加苦難。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書，我很驕傲。盡管我並不認同他所有的強調重點，但我承認他是一位勇敢又細膩的神學家。
問：毫無疑問，毫無疑問。而你對《亂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種責無旁貸的心情，對嗎？你感到這本書代表的是對性自由的一記猛擊，還有它對晦暗罪惡和隱秘殘酷無畏又直白的揭發，對嗎？
答：是的。但你的表述讓我對這本書的感覺聽起來有誤導性，甚至有些荒謬。《亂言塔》是一本嚴謹、美麗、勇敢的書，與黑暗做最無所畏懼的對峙。就像我表明的那樣，能與這本書產生關聯，是我的榮耀。
問：我可以感覺到，對於公開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學友人、你的辯護律師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在學校裏忍受過的齷齪霸淩，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感。
答：某種程度上，是的。
問：某種程度上。你借由《亂言塔》中寢室虐行的記錄，猛然回想起了自己的求學時光，你難道不覺得：這種“識別”，讓你對《亂言塔》的判斷可能有些扭曲、片麵嗎？甘德博士就曾提醒過我們：童年創傷會在心中留下很深的傷痕，並且會激起怨憤。這是否會蒙蔽你的判斷？
答：我不這麽認為。這些傷痕強化了我的判斷。我想借這本書滌除讓那些苦痛發生並一再複發的人間虛偽。
下一位走上證人席的是犯罪嫌疑人——裘德·梅森本人。他站在那個“小盒子”裏，一開始情緒低落，眼瞼下垂，把兩隻手握成拳頭，緊挨在一起，擺在身前。弗雷德麗卡憑直覺感知到：他剛剛戴上了一副假想的手銬。她看著他瘦削的臉龐和塌陷的眼窩，追想著他在被整理得幹淨整潔前，那副披頭散發的樣子。對比剛從證人席退下的他的出版人那番粉嫩、硬朗、尖銳，裘德·梅森顯得像個灰色皮膚的空心人。弗雷德麗卡疑惑：他現在身上會是怎樣的氣味？還有那油炸味或汗酸味或體臭味嗎？他現在是不是用了石炭酸皂，塗了男士止汗劑？弗雷德麗卡的鼻孔憑借想象被填滿了報紙剛被印好時的油墨香，她不由自主地微笑起來。
塞繆爾·奧利芬特開始盤問自己的當事人。
問：請告訴我們你的名字。
答：裘德·梅森。
問：那是你的真實姓名嗎？
答：是的。但不是我父母給我取的名字。
問：你父母給你取的名字是什麽？
答：朱利安·蓋伊·蒙克頓-帕迪尤。(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上響起一陣笑聲。)
問：你更改了自己的名字？
答：很多人都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改換了我的名字和我的人生。
問：請問你來自怎樣的家庭背景？
答：我現在沒有家人，我想我已被逐出家門。我父親靠向酒吧賣豬肉小牛肉派賺了一大筆錢，但我是個素食主義者，不是因為美德或者良心什麽的，而是因為我容易嘔吐。我母親是個攝影模特，名字叫波皮，我稱我的父母為帕比、波皮。我們以前住在維爾特郡。他們有足夠的錢找保姆和幫傭照看我，後來我五歲時，被他們送到貴族預備學校，十三歲時，我又被送進斯韋恩伯恩學校。所以我不能說我對我的雙親有多了解，畢竟我們將彼此拋棄了。我不知道他們如今是生是死，他們也不知道我的情況。這對我們來說挺好的。
這個拉鋸一般的聲音雖然毫無抑揚頓挫，但傳遞了一種叫人心神不寧的緊迫感：這些全都是說者預先演練好的獨白，也是他很想說的話，不是勉強從他嘴裏被逼問出來的。
奧利芬特：帕羅特先生多少提及了你在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經曆，你在那裏過得快樂嗎？
裘德：呃，極偶爾吧，會有一種極興奮、災難性的快樂。但同時那些快樂的時光也毀滅了我的人格和我的人生。多數時間我是鬱悶的，我很頻繁地感到驚悸。那所學校裏暗藏著極多極大極其精致的虐行，從不需要被人提議，想發生就發生。極多、極大。
奧利芬特：這些虐行是由誰實施的？
裘德：哦，慣常由男教師們實施。我們常常被各種不同的男人以各種不同的理由以各種形式鞭打。你如果能想辦法讓自己上癮，而且能滿足那些愛施鞭的人，你會活得痛快一點。另外，男學生們也都很殘忍，有頤指氣使或刁鑽刻薄的，也有陰險的、戲謔的、下流的，這很平常，男學生應該在哪裏都一樣。我以為這相當平常。
奧利芬特：你撐過去了嗎？
裘德：沒有。簡而言之，沒有。我知道這跟我的外表有反差，盡管有太多被強加的施暴經曆，但我沒有享受被虐的癖好。我小時候像大多數小孩子一樣，堅信受罰和挨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改變的、永無絕期的。很多人一旦成年，就很輕易很順便地把這些統統忘了。
奧利芬特：你在學校時是個好學生嗎？
裘德：我認為我是，我對語言的使用很有天分。有人曾告訴我，我那位波皮媽咪，我那位甜美的母親，我那位一年與她相見的次數可能一隻手就數得過來的母親，有一部分法國血統。她有時候的確穿著很調皮的衣服入鏡。我的法語很流利。
奧利芬特：同時你也精於英國文學？
裘德：啊，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的英語老師說我前途一片光明：得到獎學金、進入名牌大學、寫出博大精深的詩歌之類的。我更年輕時是個“小明星”，我在學校裏所有的戲劇中都飾演主角，你知道，包括所有莎士比亞的戲劇。
奧利芬特：你都演過什麽角色？
裘德：我扮演過美豔絕倫卻喋喋不休的克婁巴特拉七世。我的英語老師，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稱讚我說，從來沒有看過比我演得更好的克婁巴特拉，我那時候天真地相信了。後來，我喜歡出演一些主角，比如赫瑞修，還有肯特公爵，忠實穩重。我也想扮演伊阿古，但是誰會在學校裏演出《奧賽羅》？
法官：請問你的提問有何用意，奧利芬特先生？
奧利芬特：我希望借此介紹梅森先生的文學背景，以便引出之後對他作品文學價值的問題。
法官：我明白了。
奧利芬特：而且，我學識廣博的同僚赫弗遜-布拉夫先生已經將梅森先生求學時期的經曆，與他作品主旨的嚴肅性做出了聯結。
法官：你當事人的創作意圖對於作品本身是否**這個問題，沒有參考價值。
奧利芬特：我了解這一點，法官大人。但創作意圖對文學價值的探討有參考價值，這兩點在我的提問中能夠產生聯係——而且是很緊密的聯係，我問的是我當事人思想成形重要階段的一些經曆。
法官：好的。但我認為無須謹慎檢視他所有的學科或學校裏非專業的戲劇演出。我們都看得出他陶醉於他學校時代的戲劇表演中。
裘德：並非一直如此，法官大人。
法官：是嗎？並非一直如此啊。奧利芬特先生，如果你願意，請繼續你的提問吧。
奧利芬特：梅森先生，你沒有讀過大學，對嗎？
裘德：是的，沒讀過。
奧利芬特：不過在你父母親的計劃中，你應該是要讀大學的吧？
裘德：我青少年時期很不開心，我從學校中逃走了，我逃離學校的過程相當經典，或者說很浪漫，我畢竟是在半夜中逃走的。我偷了一輛自行車，一直騎到了哈維奇，又坐船去了阿姆斯特丹，我先在那兒遊**了一陣子，後來被人帶到了巴黎。
奧利芬特：你當時十六歲？
裘德：是的。我不認為我逃學後，我父母親找過我，我沒聽說過他們有尋找我的舉動。我在巴黎給他們寄過一張明信片，回郵地址寫的是“留局待取”，我收到他們回複給我的一張明信片，上麵寫著：“我們不想知道。”
法官：你確定這就是你和父母親之間所有的聯絡？
裘德：我不知道你為什麽不相信我，這是真的。法官大人，如果別人根本沒有尋找你的欲望，隱居是極其簡單的一件事。我是他們最大的失望，這我不得不承認。波皮媽咪總是衝著我說：“你令人失望。”她在回寄給我的明信片上也是這麽說的。她不會寫字，隻寫了個“p”，我相信她把所有對我的失望，都用一個“p”表達出來了。我寄給他們的可能是一張令人失望的明信片——上麵是居斯塔夫·莫羅畫的斯芬克斯。可能他們以為我頹廢了。
法官：所以你寄那張明信片是為了挑釁他們？
裘德：法官大人，那張明信片能有多挑釁？那時我獨自過了六個月艱困的生活，是個年僅十六歲的少年。
法官：可能是那樣的吧。我對你的真誠度比較感興趣。
裘德：我說的都是真話，句句屬實。
法官：但不完整？
裘德：法官大人，沒有人能在短短幾句話中道出完整的真相。就算我說出完整的真相，我也不覺得你會滿意——我不覺得。我經曆的不是很像樣的一段人生，但我保證我沒說任何一句謊言，我發誓不說謊。
法官：奧利芬特先生，請繼續你的提問。
奧利芬特：在巴黎，你是否嚐試繼續你的學業？
裘德：我決定辦一張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圖書證。我結交到各種朋友——我的朋友也挺關照我，我還和在咖啡館裏遇到的人交談，也在劇場和電影院裏做點零活兒，當帶位員之類的。我對法國文學產生了興趣。我認識的一個人給我講了傅立葉，你知道，那個人有點怪，卻很有趣。我跟那個人說我要研究一下傅立葉，我去了圖書館，讀了傅立葉的著作，我迷上了傅立葉的學說。我是個自學者，我相信自學成才。自學者傾向於一開始學一個東西，就一直學到死。我把傅立葉鑽研透徹後，又轉到對尼采的學習上。
奧利芬特：你那時候開始寫作了嗎？
裘德：我從沒有一刻是停止寫作的。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在寫作了，而那之前，我習慣於講故事給自己聽。我以前會在鏡子前打扮好，把一整個故事表演出來。有一次，我給波皮和帕比演了一出啞劇《灰姑娘》，我自己做了所有的衣服，演了幾乎所有的角色，我沒有任何朋友，我那時候身邊隻有一個保姆，保姆幫我扮演了神仙教母和故事解說員。波皮和帕比稍微鼓了一下掌，他們急著出門，而我才剛剛演到要穿水晶鞋那一段。抱歉，法官大人，我發現我令你感到無聊了，但你說過讓我講出完整的真相，剛剛說的這一切就是我最初的寫作。我從來沒把這件事告訴給任何人——也從來沒對誰發過誓——哦，除了一個人，而那個誓言是一場錯誤。
奧利芬特：你什麽時候開始了認真寫作？
裘德：我所有的寫作都是認真的，我認真到要死。寫作才是我真實的人生，比那所恐怖學校的小黑屋和教職人員可要真實多了。
奧利芬特：你是什麽時候開始寫《亂言塔》的？
裘德：嗯，可以說，也是在那時候吧，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對了，是誰說我的書裏隻有五個或六個好情節？不管怎麽樣，我總是重複寫著同樣的一個故事。一群朋友要出逃到一個更好的地方，開始更好的人生，更美麗的人生，更自由的人生，在那個嶄新天地裏為所欲為。我想，是《灰姑娘》的故事、是《天路曆程》的故事、是《珊瑚島》的故事。從地牢裏、煤渣中鑽出來，去往舞會或天堂，睡在羽絨**，吃金盤子裏的食物……直到稍微長大一點後，我才對那一切產生了懷疑：我們無比憧憬又極力美化的地方，也許是我們將要逃離的地方。
弗雷德麗卡心想，裘德·梅森在扮演一位偉大的作家，陳述自己偉大的才華，但演技略遜。奧利芬特適時地、強硬地打斷了他。
奧利芬特：但《亂言塔》是一本成人書籍，不是童稚幻想。
裘德：它是一本關於童稚幻想的冷酷成人書籍，當然也是關於成人幻想的，我必須承認，不過這並不是頑劣、惡毒的寫作手法。幻想對人類來說，就如蜂蜜對蜜蜂一樣自然。時下人們總是一說到自然就要提起蜂蜜，如落窠臼一般……
奧利芬特：聽過瑪麗-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極其明晰透徹的證言之後，麵對她的論點，你有怎樣的想法？
裘德：(法庭速記員記錄道：他的聲音更加決然、強硬。)史密斯教授是個學者，她的評論可以說“隔靴搔癢”，這好像也是時下人們常用的說法。她的解說讓我的書聽起來幹巴巴的，充滿剪貼感，像是一摞厚厚的畢業論文東拚西湊之後捆綁在一起，等待被人們譏諷、銷毀。從史密斯教授那乏善可陳、無足輕重的分析中，我完全認不出我的書，認不得那些糟糕的什麽**。我真實地活出了那些故事，奧利芬特先生，書中所有的事情我都活生生地遭逢過一遍——
就在此時，裘德的嘴角出現了第一抹白色的泡沫或碎渣，他緊張地用舌尖舔來舔去。
奧利芬特：嗯，你可以不喜歡那種論述，但你親口說過你的確讀過傅立葉，而且也堅稱《亂言塔》有一個莊重的道德觀點，這沒錯吧？
裘德：藝術曾幾何時有過“一個莊重的道德觀點”？藝術隻不過能感染、呼籲，藝術隻不過能把你逗得咯咯笑，或者讓你歡喜，讓你哀愁。好吧，你不喜歡我的說法。你不喜歡是正確的，我是在裝瘋賣傻，我情不自禁地裝瘋賣傻。但我的書卻不是一本瘋傻的書，它是一本好書，它問世是為了啟迪和感化，而不是為了傷害或催吐。讀不出這些信息的人，是不會讀書的人。
裘德和他的辯護律師在接下來的幾分鍾之內，圍繞著《亂言塔》莫衷一是的“用意”來來回回、唇槍舌劍。奧利芬特保持著耐心，忍讓著他這位總是愛反駁的當事人，不斷拋出辯護團隊已經研擬好的用於幫裘德脫困的說辭。裘德最終坦承：自己對人性的看法是“陰暗”和“消極”的，卻不是“變態”或“扭曲”的。他後來又開始對這些“毫無實意”的形容詞輕微抱怨了一番，最後還是被迫重申了自己對人性的觀感。他說，自己像尼采一樣，將人生感受寄托於一種頑強的悲觀主義，一種歡快的絕望心情。他問自己能不能引用尼采來表達自己的感慨，他得到了允許。
裘德：尼采說：“每一次，當一個人不帶挖苦、平心靜氣地評價人類，說人類隻不過是一個帶有兩種欲望的肚子，隻不過是一個隻有一種欲望的腦袋，說這種話的人，隻能夠也隻想要看到饑餓、性欲和空虛，似乎這些就是人類行為真實的唯一的動機。簡單地說，每當一個人拙劣地評論他人，而不是說他人的壞話時，知識愛好者應該仔細又勤勉地聆聽那位評論者的說法，大致上也應該每次都把耳朵借給那些說話時從來都不會氣急敗壞的人。因為憤憤不平的人，或總是對自己(或者對世界、對上帝、對社會)咬牙切齒的人，在道德層麵上比喜笑顏開、自鳴得意的色鬼要站得高很多，不過那些憤怒之人，在其他任何層麵，都要算是一個平庸、無趣、不是那麽有益的人，而且沒有人會比這種憤怒之人更愛說謊、更會說謊。”
法官大人，我是否可以說，“英倫之惡”不是人們常說的那種惡，而是憤怒。我們對每件事都能憤憤不平、惱羞成怒——郵票的價格、公共廁所的衛生條件、男學生或政治人物的言行、天氣、用一腔熱血和昂揚**寫出來的書。其實是憤怒把我和我的書推上了審判台，憤怒讓人無中生有、搬弄是非，對我的書捏造出毫無公正可言的讀後感和種種假說。我的確對人類評價不高，寫出了人類的惡，但其他很多人也這樣寫作，包括聖·奧古斯丁。法官大人，憤怒才是真正的**邪和猜忌，憤怒的聲音不值一聽。請不要聽。
法官：你可能應該去給監獄的犯人朗讀，而不是把時間都投注在傅立葉和薩德身上。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的明智之舉似乎是沒有向自己的當事人發問太多關於《亂言塔》本身的問題，但他簡直不能自拔地返回到對20世紀40年代斯韋恩伯恩學校狀況的提問上。後來，審判結束後，媒體在報道這次審判時說：如果企鵝圖書《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案中，受審的似乎是有通奸行為的查泰萊夫人，那麽《亂言塔》一案則讓人時不時地感覺到——真正的被告人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教師和學生，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公豬和豬倌。一位記者問赫弗遜-布拉夫，此案中他當事人的最大優勢或勝算勉強可說是“曖昧性”，那麽為什麽不繞著這一點繞圈圈，卻非要頻頻把矛頭直接對準斯韋恩伯恩學校？赫弗遜-布拉夫說之所以強迫自己這麽做，是因為他身為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畢業生，對那個學校在心理上也有一些打不開的結。“發生在英國的每一件事，”那位記者在報道中寫道，“歸根結底，都要溯源到教育係統、特權——或缺少特權、性之間那糾結的關係。薩德被耶穌會會士侵犯，但傅立葉卻在公立學校寢室內的陷阱和幼稚的胡搞瞎搞中保全了他的高潔、純真。”
問：梅森先生，你說過曾受教於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
答：是的。
問：他是個好老師嗎？
答：他有自己的一套，令人讚歎。
問：這我相信，他有自己偏愛的學生嗎？
答：不是很公開，但有。他會特別挑出幾個男孩兒，給他們進行課外文學輔導。可以說，他借此消除那些男孩兒的蒙昧。
問：你曾是他偏愛的學生之一嗎？
答：一度是，之後就不是了。是一個很常規的模式。一開始他愛你，然後你令他“失望”了，所以他開始糾你的錯，最終“毀掉”你。
問：“毀掉”，這個詞用得很重。
答：所有被他偏愛過的學生下場都很淒慘，有各種傳聞。據說有的欺騙成性，有的和低年級的男孩兒在公廁裏鬼混被發現，有的未成年飲酒，有的自殺了——傳聞中自殺的就一個。但那些他偏愛過的學生曾經都很優秀，而在被他偏愛之後，總會出一些怪事。
問：你是否也曾身陷於任何傳聞？
法官：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你這些問題的用意是什麽？想要導向哪裏？
赫弗遜-布拉夫：這些問題都與《亂言塔》這本幻想式文學的現實性有關，法官大人。
法官：我看不太出來。
裘德：但我不介意回答這個問題，我今天想要回答所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