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你能回答什麽問題，這由我來決定。請你繼續，赫弗遜布拉夫先生。
赫弗遜-布拉夫：法官大人，我的問題能成立嗎？
裘德：我可以回答。
法官：你隻能在被要求發言時發言。
裘德：如果我不能發言，我該怎麽解釋一切？
法官：你今天不是來解釋人生的，而是來為自己的書辯護的。赫弗遜-布拉夫先生，請你繼續提問。
問：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曾與你糾纏在一起過嗎？
答：我不會把我們的關係稱為“糾纏”，你用錯了詞。他是一位魅力無限、妙不可言的男士。他真是絕妙!
問：你是否知道斯韋恩伯恩學校畢業生曾針對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發表過一份聯名聲明？
答：不，但請你告訴我，我很願意知道那是怎麽一回事。
問：你知道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最後怎樣了嗎？
答：我想他死了吧，他就算真死了，我也不會難過。
問：他1952年自殺了，梅森先生。斯韋恩伯恩畢業生的聯名聲明發表後，他被學校以不名譽的方式開除了。
答：怎麽……
問：怎麽？
答：他是怎麽自殺的？
問：他在洗熱水浴的時候割腕，割了兩隻手腕。
法官：赫弗遜-布拉夫先生，我不認為你應該繼續追問這個話題。你的當事人說他對這些事情毫不知情。
赫弗遜-布拉夫：好的，法官大人。我想問梅森先生是否認為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是個年輕人的荼毒者，是否認為他是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之間斯韋恩伯恩一係列肮髒變態事件的始作俑者？
答：構不成一係列，他不會同時偏愛多於一個學生，這是他一貫的手法。每個被他偏愛的學生都以為自己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然後接替那個學生的新人，會覺得“前任”是個令人失望的人，反正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每次都會這麽說。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是個像大天使米迦勒一般的人，冷峻、純粹、金光耀眼。我想你應該也認識他。我不願意想象他在浴缸中流血的樣子——太難看了，那種死法雖然比腦部中彈要好，但還是很醜。
問：梅森先生，是不是經由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你才第一次認識到了就像《亂言塔》中描畫的那些……那些受虐和被虐行為？
答：很可能是這樣的。他讓我讀了盧梭的《懺悔錄》。對了，盧梭如果不被鞭打，就無法達到性**，我書裏寫的內容在現實生活中處處得見。而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最拿手的是在**過後懺悔，用語言來回顧剛發生過的事情。
問：原來如此，我們是否可以從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身上看到你小說中“考沃特”的原型人物？
答：你把“考沃特”讀錯了，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你如果直接用英語來發音，“考沃特”簡直像英國排水係統的管路一樣乏味。“考沃特”是一個法語名字，有綠色或青草色的屁股或空洞的意思。嗯，你知道嗎，我從沒有想過考沃特到底是不是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考沃特是很多人——是白馬王子，是紅花俠，是查理二世，是詹姆士一世，是傅立葉，是我——我想，他也可以是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而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與考沃特，可能是像普洛斯彼羅和卡利班一樣的關係，普洛斯彼羅教會了卡利班語言。“這個黑暗的東西我必承認是我的。[2]”創造出了考沃特這樣的角色，我為此可以懺悔好幾個小時。你現在讓我感到異常悲傷，我不是為了告慰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的靈魂，才創造出考沃特這個角色的。
裘德·梅森渾身顫抖。他嘴角的白沫已經慢慢堆積成白色的幹燥的硬渣，很顯眼地在嘴唇邊緣堆積著。從此時開始，庭上在聽梅森的證詞時，也聽到一陣敲擊或拍打的聲音，是他的膝蓋快速連續地輕敲證人席木質壁架的聲音，是他的手拍打身前證人席欄杆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振翅，又像是心跳，不是特別有節奏規則，但連續不斷。他給的證言落於紙端，應該是揚揚得意、魯莽草率的一些語句，但在庭上所有人的耳裏，他淒涼的聲音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沙啞刺耳的音質，聽起來叫人心慌煩擾。
奧古斯丁爵士準備對他詰問。站起來之前，奧古斯丁爵士細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律師袍，臉上的神情雖然嚴肅，卻呈現出關心的意味，甚至好像挺友善。
問：你向我學養深厚的友人供述說你受洗時的名字為朱利安·蓋伊·蒙克頓-帕迪尤。你放棄了自己的本名，是為了表示對你父母親的隔絕，還是為了表達對那個名字隱含意義的摒棄？
答：兩者皆有。
問：你不喜歡那個名字的原因是什麽？
答：原因是從任何角度檢視，它都叫人生厭。首先，雙姓就很造作；其次，“蓋伊”的浪漫意義全都與十字軍戰士、老英格蘭，或者說諾曼人征服英格蘭有關；還有，不是漂亮男孩兒就根本受不起“朱利安”這個名字。再回到雙姓，我的雙親塑造了我的姓。我父親姓蒙克頓，我母親姓帕杜，我母親的姓來自法語帕迪尤——真是一個叫人承受不起的名字，就像一攤塗牆泥非要混充教堂裏的一尊人物雕像。
問：非常明確而形象的一番反駁。與你雙親給你取的名字相比，你給自己所取的名字卻也有其獨特詩意。我如果說你給自己取名為“裘德”，是向托馬斯·哈代筆下的英雄《無名的裘德》致敬，會不會是錯誤的說法？
答：你說的一點兒也沒錯，我就想當無名的人，我事實上也是個無名的人。
問：哈代筆下的裘德是名自學者，是個石匠，是一位始終被大學拒於門外的知識分子吧？
答：是的，這很符合他命運的設定。或者如你所說的“詩意”——浪漫主義本身沒有什麽不妥。
問：的確沒什麽不妥。我沒記錯的話，哈代的裘德名叫裘德·福利，你給自己取的姓是梅森。我記得，哈代的裘德是個石匠，是個職業的砌石匠人。
答：是的，他是一個誠懇的工匠，他能讀懂石中的詩意。我相信藝術一開始是門手藝，我也自始至終想成為一名藝術家。梅森在英語裏是石匠的意思，我覺得取姓為“梅森”，是成為藝術家一個很好的開始。
問：你的名字確實經過了精心雕琢。據我所知，《無名的裘德》一出版，遭遇到異常猛烈的抨擊聲浪。
答：《無名的裘德》受盡謾罵，還被一個主教焚書。哈代曾辯稱：“我們不列顛人憎恨提議，而且我們將永遠不辜負我們祖國為我們遺留下來的優越感。你的畫作不能展現不真實或不尋常的畫麵，甚至違反藝術的準則；但靠著規行矩步、拘俗守常而成長壯大的人才可被允許繪畫，並不是我人生的觀點。”
問：這段文字你全部爛熟於胸，顯然對你意義深遠。你從何時起把這段文字背得這麽熟練？
答：從求學時就會背了。
問：所以在動筆寫《亂言塔》很久之前，你就已經取好自己的名字，你的靈感來自一位無名的自學者和一本超然不群、被世俗詬詈的書？
答：是這樣的，這沒什麽不好。
問：是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引領了你讀《無名的裘德》？
答：根本不是。我自己發現了《無名的裘德》這本書——完全經由我自己的摸索。他不喜歡哈代，他認為哈代拙口鈍辭、囉裏囉嗦。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的品位建立在對詩歌的欣賞上。
問：他讀的是哪些詩？
答：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而且是早期的詩歌，比如《維納斯與阿多尼斯》《魯克麗絲失貞記》。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在處理撕裂的肌膚時非常細致，他也把玩弄玫瑰色的雙頰和奔騰的血流當成遊刃有餘的小遊戲。當然，我們也都知道“黑女士”和“白青年”的典故。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對殉道者的畫像也很賞識，他還喜歡理查德·克拉肖[3]和奧斯卡·王爾德的詩，比如《瑞丁監獄之歌》。“每個人都會毀滅所愛[4]。”這句詩他常常掛在嘴邊，等你和他混熟了，他會念波西寫的關於羞恥的十四行詩給你聽。
我是羞恥之情
總與愛情同行，我最為機智
能讓如冰的雙唇和肢體燃燒……
“我是不敢吐露自己名字的愛情。”[5]波西是個拙劣的詩人，很拙劣。當格利斯曼·古爾德開始吟詠這些低劣詩歌的時候，我幾乎快要放棄他了。
問：波西是指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勳爵？
答：是的。
問：王爾德在獄中那一封封**勃發的信，就是寫給他的？
答：是的，都是些愚蠢至極的信，寫得不好。
問：你是否崇拜王爾德？
答：他作為一個作家？我對他有一定程度的欣賞；他作為一個男人？不。他是個傻子，一個附庸風雅之徒。他踩著更壞的傻子們，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傻子。
問：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是否崇拜王爾德？
答：他也是對其作家素質懷有一定程度的欣賞。為什麽你總圍繞著王爾德嘮叨個沒完？你是想用王爾德做類比嗎？
問：你是否接受類比？
塞繆爾·奧利芬特對此提出反對，反對成立。奧古斯丁爵士繞到其他問題上。
問：你的生計是什麽，梅森先生？
答：我生活得極其拮據，我在公開場合展示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在炭筆畫、丙烯畫、油畫中得到永恒。簡而言之，我在藝術學校當人體模特。這是一種很誠實的交易，令我變得謙恭。
在弗雷德麗卡耳裏，這是裘德順嘴溜出來的幾句，是他排練得很熟的場麵話。
問：你在巴黎生活時也以此為業嗎？
答：不，我不知道要怎麽進入這個職業，我當時也沒想過要從事這個職業。
問：那麽你在巴黎究竟怎麽謀生？
答：我盡量讓自己對不同的人有用。我常常尋求依附，擔任別人的門生，人們對我的研究、對我的思維、對我的未來感興趣，會收下我。
問：你住在哪裏？
答：住過很多地方，後台、酒吧都住過。
問：和樂善好施的保護者們住在一起？
答：不，實際上並沒有，沒有。如果你是想問我有沒有當人家的孌童，我可以回答說：我沒有。我不是孌童，再也不是。我不要!
問：再也不是？
答：我獨自入眠，孑然一身，我是一個很孤僻的人。我不知道這些事實是不是跟你的問題或你想說的任何東西相關，我還要補充的是：我沒有**!性的作用被高估了，性存在於腦中，遠遠優於付諸行動。沒有對D. H.勞倫斯不敬的意思，但他真正懂得的，遠比自己想象中懂得的要少太多。
問：梅森先生，你是說離開學校之後，你一邊過著潔身自好的生活，一邊寫著有聲有色的**幻想文學？這是你個人的選擇？
答：不總是這樣，也不完全是這樣。但是這基本上是我對營生的粗略計劃，是一種理想化的設定——是的。尼采曾說：“哲學家總是對他們的感官反應過分急躁或充滿敵意。”他說性對靈性創造和藝術構思有極大破壞性。“那些有著最大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從實際經驗、從不幸經曆中學會些什麽。”尼采說得很對。
問：梅森先生，包括你對尼采的無比崇敬在內，現在我們對你的思維構造有了更多了解，不如讓我們再談一談你的書。你對史密斯教授對《亂言塔》的解析不予認同，因為她把你的書解讀成一份對自由和禁抑的哲學探索。
答：她的看法實在味同嚼蠟。書是一種狂熱的事物，由體驗交織而成，在書寫的過程中，它被賦予生命。書，比現實都要直接。
問：書，比現實都要直接？
答：我想，如果人們足夠誠實的話，他們會承認，想象中的體驗比真實的體驗更真切。就像聞到咖啡的香氣——而你喝下去之後，卻不覺得它有多香多好喝，而多多少少有股黴味。我開始寫作，是為了逃避人生，卻發現書寫比人生更生動、更鮮活、更豐富。
問：人生？莫非你是在引用《聖經》？梅森先生，相信你很清楚你引用的是什麽。但是你提供給讀者的人生卻不是尋常的人生——恰如我們已經聽過的豐富證言，你書寫的人生充滿了鐐銬、折磨、**、群交、食糞、鞭笞、淩遲……有的虐行純為了取樂。梅森先生，你想對自己的讀者們做什麽？你希望他們從你描繪的恐怖場景中獲得快感，還是希望他們避之唯恐不及？又或是希望他們效仿？
裘德沉默了，他的沉默持續了一段時間，他舔著自己幹涸嘴唇邊結塊的唾沫。終於，他開口說話了。
答：我不知道。我沒把讀者放在心上，任何讀者都不在我關心的範圍內。我寫的都是我必須寫的，是我的所見所感。我寫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也是一些人的謀生手段——是人類的真麵目，做這些事的人遠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麽需要幻想，就像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麽需要做夢一樣。我隻知道：如果你阻止一個人做夢，你就毀掉了那個人的思想；如果你關掉一個人的幻想，我想你會讓那個人變得危險。
問：但考沃特沉溺於自己的幻想中，變成了一個殺人凶手。
答：行為害了他。
問：行為也害了他的犧牲者。梅森先生，你是否從洛綺絲的死亡中得到了快感？在你書寫這一段的時候，你是否得到了快感？
答：快感？
問：請不要搪塞，梅森先生。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你是否從性折磨導致洛綺絲女士緩慢死亡的過程中得到了快感？
答：難道莎士比亞在康華爾公爵刺瞎葛羅斯特伯爵眼睛[6]的過程中得到了快感？難道莎士比亞是在感召維多利亞時代的貴族都去隨便刺瞎別人的眼睛？書中的人物的確得到了快感，但我輩讀者，沒有什麽快感。我想，莎士比亞是要讓我們打消主意。
問：《李爾王》是一部偉大又淒愴的悲劇。你是在拿《亂言塔》跟那種書對比嗎？
答：不!哦，不!我隻是馬西亞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藝術工作者，一個被阿波羅剝了皮的雙管笛演奏者。
問：請解釋你引用的掌故。
答：馬西亞斯長著山羊蹄，是個羊人，在一個演奏比賽中向阿波羅發起挑戰。馬西亞斯輸掉之後，被阿波羅活剝。馬西亞斯被阿波羅從皮囊中拔出，他的皮膚離開了肢體。但丁在描述這個場麵時說：“他被從如**般的四肢皮囊中拔將出來。”馬西亞斯再也無法演奏了，他死了。奧斯卡·王爾德說現代藝術就是馬西亞斯的慘叫，含恨、哀怨、可歎。不悲慘，忍受了折磨但不悲慘。悲劇已是過眼雲煙。
問：所以你的創作並不是悲劇，而是一篇含諷刺意味的管樂樂章？你想對常規噴出一顆樹莓果？
答：樹莓果？我不知道什麽樹莓果。
問：拜托，梅森先生，你肯定聽過“噴出一顆樹莓果”這種說法吧，就是發出噓聲、發出呸聲[7]。
答：別用你那種腔調“拜托”我。我不知道為什麽發出一個無禮的聲音，要用樹莓果代替。怎麽，是跟肛門靜脈周圍那片圍繞著臭屁的小玫瑰花飾一樣的道理嗎？
(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中這時又有笑聲，又有反應過激的批評聲。)
問：梅森先生，《亂言塔》從讀者中得到了一些可謂凶暴的評語，而你在做證過程中也極力表達出你的態度、立場，你是否覺得讓這兩者和解是一件困難的事？
答：我的確覺得很困難，我說的是，比起寫作，做證讓人體會不到什麽愉悅。當你做證的時候，你並沒有主控權，你被引誘著說出一些蠢話。
問：可以這麽說，你把自己“展現”在法庭上。你以一位不諳世故的自學者、一個公共教育係統受害者的姿態出庭應訊。你被文學的影像和引語組合而成，哈代、王爾德、馬西亞斯都是你引用的對象。看起來，你把自己設計為戲劇文學作品中的一個演員，你扮演的是一個受害者，被譴責寫出了一本敗德之書——早在這場審判發生前，早在你粉墨登場前，你就策劃好了這一切。梅森先生，你是一個裝腔作勢的人。
答：這是一個需要我回答的問題嗎？(法庭速記員記錄道：證人顫抖得很厲害，他的聲音低沉嘶啞。)
問：我隻不過是要從意圖和性質上，揪出你這本書的重點。辯方傳召的一位證人，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先生談到現代人危言聳聽、突破禁忌，以及使用“汙言穢語”來炮製無政府狀態的欲望……
答：我不認同你剛才所說的任何一句。我對無政府狀態毫無興趣，我隻是個藝術工作者。關於“汙言穢語”的討論都是些廢話，那些詞有什麽用？誰會常常在文學裏使用？放在文學作品裏，什麽積極意義也沒有!就像你用口中的分泌液來粘書頁一樣，那兩個詞，“口中”和“分泌液”，都要比“屎”和“鼻涕”好，至少那兩個詞是你會想要回應的詞。如果我真的想讓你沮喪，我可以用極其正規的文字寫出關於狂喜或傷痛或撤退等任何話題的文字，那些文字絕對會像鋒刃劃過你的頭腦一樣，在你的記憶中留下印記，我肯定能留下這樣的印記，並保證它不會消退。可憐的、老朽的D. H.勞倫斯試圖迎合並馴服那些“汙言穢語”，就像把古銅幣的兩麵擦掉，就能以劣幣混充良幣？行不通的，因為“汙言穢語”隻能驚耳駭目。韋戈爾先生，我寫作不是為了裝腔作勢或驚耳駭目，不是。
問：不是？那你寫作是為了害人，是為了割裂我們的頭腦和記憶……
答：那又不是非法行為。
問：讓我先說完。我引用你剛剛說過的話：“我寫的都是我必須寫的，是我的所見所感。我寫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你寫出的這些幻想，無非是上演在妓院裏的情景，和棕色封皮包裹下的肮髒拙劣內容。梅森先生，你隻不過是用好一點的文筆、強一點的力道把同樣的東西寫出來。你難道還不想承認你的書會像其他**書刊一樣害人匪淺？
答：害人匪淺？害人匪淺？韋戈爾先生，我從不覺得你口中那些**書刊會“害人匪淺”，我也去過你說的那些場所，我知道那裏是怎樣的天地，繚繞的香霧、致幻的鴉片、俗豔的絲綢、光滑的錦緞、輕柔的薄紗。我看到過成年的男子，包著尿布、含著奶瓶，一副蚩蚩蠢蠢的樣子；我看到過法官穿著鑲褶邊的圍裙和黑色的長筒襪，假裝自己是個女傭；我看到過郵差偽裝成法官，還有知名的外科醫生扮演一團火，說自己這團火被撲滅的辦法隻有一個——那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惡心的方法。如果我把這一切寫成科研論文發表，你根本就管不著我。但我是藝術工作者，在我還是個青春男孩的時候，我可能會是個俗不可耐的男妓，但我不是**作品的作者，我是一位藝術工作者!
問：你的抗辯非常富於表現力。但梅森先生，你至今仍未回答我提出的關於讀者的問題——對此你置之不理。恕我直言不諱，在你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把文學和性虐混合在一起，殘害了你的身體，腐化了你的心靈——而你打算把這種傷害強加給這個世界，強加給你的讀者，強加給被你的讀者迫害的那些人，畢竟你的讀者中說不定存在著跟背叛你的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一樣的人。
答：你什麽也不明白。我愛過他，我愛過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他不是個卑鄙的“斯文加利[8]”。他是那麽……是那麽……他已經死了，他生前是怎樣的都不重要了，被審判的不是他，盡管看起來像是他。他如今不在人世了，我愛過他，除他之外，我沒有愛過誰，也不再會愛了。
問：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傷害在你身上造成，你被玷汙被侮辱，你想把這份傷害傳延開去。
裘德(問法官)：我需要回答嗎？那不是個問題，那是一派胡言。
法官：那的確隻是個意見的陳述，你無須回答。
裘德：他不應該說出那番話。
法官：陪審團請忽略控方律師剛說過的話。
斯尼特金的錄音機裏磁帶仍在旋轉著。奧古斯丁·韋戈爾說沒有更多問題了，他最後留下的那道被刪除的、作廢的問題——又或者說是一派胡言，狠狠地印刻在陪審員們的頭腦裏——那畢竟是他與裘德·梅森一場對峙的**。
下一位證人上庭時，弗雷德麗卡離開了。那位證人是位校長，他確認了斯韋恩伯恩學校裏那些越軌行為的故事，也斷然聲明對《亂言塔》遭到的指控沒有異議。弗雷德麗卡遇到了在庭外長廊上踱步的亞曆山大·韋德伯恩。亞曆山大認為情勢對辯方越來越不利，他說奧古斯丁·韋戈爾比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可要精明多了。“奧古斯丁·韋戈爾一定掌握了裘德關鍵的人生經曆，”亞曆山大說，“比辯方律師們掌握得多。”
“可能在皮卡迪利街的哪家妓院裏遇見過裘德。”弗雷德麗卡尖酸地說，“我父親以前說過：‘那些尋芳客都盛裝打扮，招搖過市。’唉，裘德真是個笨蛋!他為什麽非要賣弄？”
“他說了，他是位藝術工作者。”
“你也是藝術工作者，但你並不賣弄。”
“很令人不快的是，裘德很有潛力成為一個卓越的藝術工作者，但他們卻要把他送進牢房。問題在於裘德缺乏常識，這是他的悲劇。我常識就挺多的——其實是太多了，這是我的悲劇。”
“別又開始創作你的諷刺詩了，我可不怎麽喜歡奧斯卡·王爾德。”
“裘德也不喜歡。”
“我猜已經討厭到連那個人的名字也不敢說出口了。像我現在這樣。”
“你是不是為裘德擔起心來了？”
“我沒想到我有一天會這麽說，我的確對裘德產生了一些心靈上的牽絆。我也從沒想到我會認同霍利教士的話——裘德是像聖愚一樣的人物，一個十足的愚者。”
辯方安排的最後一位證人是小說家菲莉絲·K.普拉特，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唯一的暢銷書作家。普拉特太太身穿一套粉色西裝，襯衫綴滿花朵，頸上是一串銀鏈，墜著一枚用紫水晶鑲嵌而成的十字架。她問候辯方律師團隊和奧古斯丁爵士時，聲音和氣，像是對熟人說話，帶著檸檬蜂蜜一般清爽的語氣，有點尖，但也溫暖。她表示《亂言塔》讓她很是受用——“是一個相當令人滿足的閱讀體驗”，像一個神話故事，有對邪惡的懲罰，也有一些讓人戰栗的情節在裏麵，但不具有特別強的警示作用。她說，作為一位教區牧師的妻子，她見過“許多禍害他人的扭曲心靈，還有一些人有害人之心卻尚未行動”，她對《亂言塔》的讀後感是：“大致上，尚且能讓那些喜歡讀神話故事，也能從神話故事中體會出興味的人精神稍微被提振。神話故事和偵探故事比關於集中營的新聞報道要溫和又無害多了，你對此會有同感。畢竟神話故事和偵探故事為現實籠罩上一層粉色的光暈，把真實世界的汙穢全部掩蓋了起來。”
赫弗遜-布拉夫問她，是否會把這本書讀給她的孩子們聽。
“任誰都知道有的孩子可以接受一切事物，而有的會為一隻海豹或小鹿斑比的死一直哭個不停，而且傷痛永遠無法弭平。我覺得梅森先生有一個很小的失策，就是把這本書的副書名定為《一個獻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們的故事》。孩子們可不喜歡直白的性描寫，孩子們喜歡髒乎乎的鼻頭和屁股，但不喜歡看**展示生理功能，更不用提**被強迫使用。不，我想我會慎重考慮該把這本書推薦給什麽人去讀，一定得是個明智又理性的人，任何成人讀物的讀者都必須是明智又理性的。”
奧古斯丁爵士像問辯方以往所有證人一樣，問普拉特太太是否因這本書感到過性愉悅。
答：當然，我是有感覺的人。他是個很巧妙的作者，某些合乎我個人特定幻想的部分讓我相當有感覺，我想你讀的時候也一樣。而有些部分則讓我一笑置之，還有些部分我幹脆跳過了，我看在一般情況下，你讀了也免不了如此。
問：這對你來說肯定不是一般的讀物，普拉特太太。你本人的創作則立足於現實，取材於鄉村生活、家庭日常和教堂事務。
答：我在旁聽席上聽到你對梅森先生就幻想的部分進行逼問，要知道我第一本書中的女主人公因為被丈夫威逼得太緊，刺死了她的丈夫，製造出一出血淋淋的人倫慘劇。奧古斯丁先生，那也是一種幻想，就算沒有被印刷在紙頁上，就算沒有被更多教區牧師的妻子或其他懷有同樣幻想的女人讀到，這樣的事件還是有可能在現實中發生。梅森先生對幻想和做夢所發的感想非常有道理。幻想和做夢拯救了我們，阻止我們付諸實踐。
問：包括那些有警告意味的或有凶殺預兆的夢？
答：算我拜托你了，奧古斯丁爵士，你難道想告訴我說如《亂言塔》這樣造詣極高、別出機杼，又適時地狠狠地幽默了一把的好書，竟然和心智紊亂的謀殺犯有關聯？或者你是要暗示說那位可憐的梅森先生想布局殺死某個人？他隻是個難得的好作家，他已經被焦慮折磨得半死不死了，我想說這太可惜了。
奧古斯丁·韋戈爾參考了其他**訟案，認定那些舊案裏的控方證人都選得不對勁。他在檢視了辯方這次精挑細選的專家型甚至是名人型的證人檔案後，決定控方證人陣容必須是精簡卻有說服力的，並且帶有足夠的影響力。於是，他隻傳召了五名控方證人——赫米婭·克羅斯，她是最早在公共視線內鼓噪要對《亂言塔》提起公訴的人；一位來自斯塔福德郡的總警司；一位來自伯明翰貧瘠區域的副主教；羅傑·梅戈格；以及一位教授，伊夫裏姆·齊茲，他是個猶太教曆史學家。
赫米婭·克羅斯這個人竟然長成了一副叫人不安卻又合乎情理的模樣。她是個國會議員，以前在地方醫院針對犯案累累的青少年做了不少工作，同時也在她所在地的婚姻指導委員會任職過。除此之外，她目前既是衛理公會的司禱員，又是一所學校的校長。她身材結實，表情麻木，有著黑色的直發和直線條的嘴巴，很矮小卻充滿存在感。她說她承認《亂言塔》比一般**作品寫得要好，但是她不能把《亂言塔》歸為文學作品。在她看來，文學作品是脈絡複雜又多變的，但《亂言塔》卻像所有**作品一樣，文字簡單，情節重複性高。“如果法庭上的各位不介意我的用詞，我會想說，《亂言塔》就像一場挺爽的男性**。”但若一再重複，就隻有疼痛和受傷的感覺。而且這本書極具冒犯性，因為它把各種不良的想法灌輸進那些喜歡傷害兒童的壞人的頭腦裏。“一場挺爽的男性**是一回事，但傷害兒童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被告知，我們活在一個寬容、放任的社會裏，我知道這種社會情勢將導致的是什麽，將導致那些像布雷迪和欣德利一樣的虐童、殺童凶犯層出不窮，其他的就算不會殺，也會不斷地誘騙我們的孩子。所以說，這本書是極有冒犯性極危險的。”
被問到是否認同菲莉絲·K.普拉特“幻想能提供良好疏解”的觀點，赫米婭·克羅斯說，不認同。“至少我沒有這樣的體會，她說有，我看那也僅僅是她個人的幻想——幻想，就是虛幻的、無稽的。我認為戒慎並祈禱的好處更多，如果你感覺到**，與其寫成文字，讓自己沉湎於虛無想象中，不如戒慎、祈禱。”奧利芬特問她，那些用麵包刀捅死人的凶手，行凶前是不是戒慎和祈禱就夠了？她回答道，用麵包刀捅死人和自己所說的事不能混為一談。“但是沒錯，也得戒慎和祈禱。誰知道會不會在哪個地方有哪個人，因為讀了一本講用麵包刀捅死人的書，便鄭重其事地揮起手中的麵包刀？”法庭上倏然**，是菲莉絲·K.普拉特的讀者們忍不住沸騰起來。塞繆爾·奧利芬特準備憑借自己已獲取的優勢推進下去。
“克羅斯小姐，你本身不是一個博學之人吧？你對文學也沒有多大興趣。”
“是的，我不讀書。我認為很多人因為閱讀垃圾般的書，或者圍繞著書說一些垃圾般的話，而浪費了大量時間。雖說同樣是垃圾，但我想我至少能分得清楚，哪一本書純屬低級，哪一本絕對會害人。”
“你如何能夠辨別？”
“我懂得很多，我有太多實務經驗，我能分辨得出哪些人在麵對《亂言塔》這種書的影響時，心誌是脆弱的。這都是常識。”
“你是否認為你自己也因受《亂言塔》的影響，變得墮落而腐化？”
“我就是被惡心到了，覺得很厭惡而已。”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沒回答，因為我又不是那本書的預期受眾之一。我戒慎、祈禱。”
雷恩總警司是個高大的男人，外表整理得一絲不苟，臉上像打了蠟一樣光潔，聲音意外地輕柔。他的證言既沉悶又像讀報告一樣逐條羅列，列舉了一連串在他看來是因受刺激、受影響、受蠱惑而發生的刑案，他全程照本宣科，讀著一份書寫材料。“那些對書籍內容感到滿足的人，”他說，“對自己並不滿足，他們心生惡念，想嚐試書中所寫。就像伊恩·布雷迪，他們嚐試了。”他舉的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在無線電收音機裏聽到廣播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人，在一陣失心瘋般的衝動之下，那個人抄起煤棚裏的一把斧頭，把睡夢中的嶽母劈死在**。
奧古斯丁·韋戈爾竟稀裏糊塗地替辯方先發製人，問雷恩總警司：“你不會是在暗示《卡拉馬佐夫兄弟》也是一本該被禁的書吧？”
“不，律師先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隻是嚐試例證，那些脆弱的人，容易接受暗示，也確實能實施行動。但這本《亂言塔》不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亂言塔》是一本難纏的書，會催人思考；是一本像人一樣的書，會讓人感知。《亂言塔》全書充斥著**和死亡，再沒別的了，是一本典型的**書……”
“反對。證人關於此書是否**的觀點不能被采信。”
“反對有效。”
副主教的名字是漢弗萊·斯旺。他太瘦了，瘦得叫人悲傷，戴著一副眼鏡，人看上去和他的眼鏡一樣易折。他說《亂言塔》是徹頭徹尾的邪書，完全不如霍利教士所言，這本書跟傳達基督教理念扯不上半點關係，並且竟然不光彩地牽扯到我主受難，就憑這一點，這本書也該被以褻瀆上帝的罪名遭到起訴——他特別詳細地就這一點大加闡述。他還說這本書的確能讓弱者禁不起**，在**中墮入極大罪惡。
在被赫弗遜-布拉夫問及是否認為因讀了這本書而墮落和腐化時，副主教說感覺像是被連拖帶拽地扔進一團汙垢中，還被強逼著看極討厭極反胃的東西。
問：我沒有問你是否感到討厭和反胃，我問你是否感到墮落和腐化。
答：如果我必須以“是”或“不是”回答你的問題，我的答案為“是”。正因為讀了這本書，我變成一個更低劣的人類、更病弱的靈魂。我需要花費時間，我需要付出努力，從這次閱讀經曆中得到康複。我魂靈中一些好的元素已經被屠戮，並且體內開始潰爛了。
問：副主教，你使用的語言非常激烈。
答：律師先生，那本書裏使用的惡心語言也一樣激烈。又激烈又暴戾。比暴戾還要更暴戾，因為它用官能主義的文字來誘導弱者!這是邪惡!邪惡!!
看到證人席上羅傑·梅戈格那搖頭晃腦、心滿意足的樣子，魯珀特·帕羅特的臉因盛怒而漲紅。帕羅特用有意讓別人聽到的高聲私語對身邊的律師說：“他轉為控方證人，無非是覺得這樣他能得到更多關注。”這句話招致了法官責難的瞪視。梅戈格自表身份，說他自己從事教育和寫作，寫作範圍包括社會學、文學和教育等議題，他也表明自己是斯迪爾福茲教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他打著紅色領結，穿了件海軍藍色的西裝外套。他微笑著環視法庭，連看帕羅特時，眼神也不改溫和。
韋戈爾：梅戈格先生，可想而知，很多人看到你今天以控方證人的身份出現在這裏會感到驚訝。我知道，你素有唯理論者和自由捍衛者的聲譽。
梅戈格：是的，我的確以這樣的形象為公眾熟知，對此我也引以為豪。我寫過多篇關於言論自由的論文；我支持《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我也曾發表文章支持《性罪行條例草案》——此刻，草案正提呈至國會下議院，而我相信，今年夏天這些條文將被收入《法令全書》。
韋戈爾：我沒說錯的話，《亂言塔》甫一出版你便投書《衛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梅戈格：是的。
韋戈爾：請在法庭上講一講你的那篇文章。
梅戈格：文章的標題為“棍棒和石塊會砸碎你自己的骨頭”，我在文中爭辯的是：文字傷不了任何人，或者說，傷不了任何成年人。我也寫道：對任何描述合法行為的文字不應有任何禁令，因為在具體操作中，要將**作品和文學作品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而且，比起**作品被禁發，更重要的一點是，文學作品不應受限製。
韋戈爾：我想很多人會同意，這是多值得稱讚的一番思想。
法官：奧古斯丁爵士，你應該將你的個人評論提供給我們。
韋戈爾：抱歉，法官大人。(法庭速記員記錄道：律師轉身對證人說)但你眼下卻做好了準備，要當著法庭所有人的麵，來論證《亂言塔》對可能將會讀到它的人，具有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的傾向。
梅戈格：(法庭速記員記錄道：證人很堅定。)是的。
韋戈爾：是什麽導致了你的轉變？
梅戈格：非常簡單，因為我讀完了這本書。(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裏一陣大笑聲。)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大笑。可以大笑，你們全部人都可以大笑，你們每個人都有大笑的權利。我讓自己出醜了，但我從中學到了東西。當我寫《衛報》那篇文章時，我秉持的理念是：沒有任何書能傷害如我一般正常、明理和博學的讀者——這是一個基本道理。然後我就開始讀這本書，它糟透了!我現在知道墮落和腐化到底是什麽感覺了。說出來你可能會笑——這本書讓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隱私，叫我驚恐萬分!如果我是一個意誌力薄弱的人，如果我是一個如我教過的那種不長進的孩子，我肯定會受到教唆。總而言之，我現在才看到了光。我故意使用形容皈依過程的宗教語言，那道光是一個預示，我感知到：人千萬不能活在一個沉溺並熱衷於虐行描繪的社會中。畢竟，我曾經被《馬拉/薩德》這部戲劇搞得很不舒服，我整個人幹噦難忍、濁氣纏身，但我相信那對我的靈魂是好的，目睹那種慘象，能讓靈魂更堅強。我還聽說，有一位作家，把沼澤謀殺案以文學的方式重新演繹了一遍，並稱其為藝術創作。那位作家聲稱直麵了世人“最關鍵的焦慮心態”，把沼澤謀殺案的始末“寫成了一出翻天覆地的創意劇作”。據說，有些作家和藝術家主張他們應該有用屍體創作的特權，宣稱要把屍體取出內髒後，懸掛在哈羅德百貨公司的櫥窗上——解剖學家能處理屍體，藝術家們也能，這就是他們的訴求。我相信，如果這些訴求都能成真，梅森會覺得為他自己書中那些駭人的段落來辯護是格外簡單的事。但我可不要生活在把恐怖當趣味、當創意的社會環境中。我逐漸省悟到：那些藝術家和藝術作品不是被掩藏在地毯下麵就行了，而是必須被熊熊烈焰付之一炬。我受夠了這個放任的社會，藝術家們會變本加厲予取予求，但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有和我一樣的體會，他們必將為自己心中喪失殆盡的潔淨和純善而哭泣哀悼。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傷害別人的自由。
塞繆爾·奧利芬特順著梅戈格結尾的話來盤問。
問：梅戈格先生，你說，“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傷害別人的自由”。
答：是，我是那麽說的。這不是一個多入時的想法，但我信守這一點。
問：不過，梅戈格先生，根據史密斯教授、甘德博士、韋德伯恩先生等人所說，你所信守的不正是《亂言塔》這本書極力表明的中心主旨嗎？
答：《亂言塔》是一本翻來覆去、回環往複的書，就像繞著樹不斷盤旋的蛇。什麽是它最確鑿的主旨？我們都聽聞了，薩德侯爵聲稱人類應自由地殺人和強奸。我想說的是，魔鬼會把自己的文本以一點點道德觀繁複巧妙地包裹偽裝。我從《亂言塔》中讀到的信息，就是薩德的信息，是此刻最時髦的信息。《亂言塔》的作者親手殺掉書中一個虐殺成性的主人公，好給他的讀者們帶來另一撥虐待狂似的振奮感。這是多麽狡猾、卑劣和感人至深啊!
奧古斯丁爵士的最後一位證人尤其緩慢地走上了證人席，當他終於抵達那裏時，在證人席外幾乎看不到他。他太矮了，太老、太弱了；他有一張和藹可親的小小臉孔，膚色勻淡如羊皮紙，他的臉像是用小細紋刻畫而成的古地圖，還用棕色描出各時代的小島；尖如鳥喙的鼻子上架著一副金邊眼鏡，頭上戴一頂黑色的絲質無邊便帽，露出額上如小嬰兒般細軟的亮白色頭發。他穿著一件很肥大的黑色西裝外套，但明顯看得出他的軀幹彎曲，背駝得很厲害；他的手像枯枝，或動物的鉤爪，骨頭的硬結和血管的凸起看得一清二楚，他雙手緊緊抓牢身前的壁架，似乎不這麽做就會傾倒。他自稱為伊夫裏姆·齊茲教授，在劍橋大學任教，是猶太曆史和猶太文學專家。他是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一名幸存者，他在滅絕營裏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姐妹。他也是許多本著作的作者，包括《巴別塔與靜默》《人之舌、天使之舌》，這兩本書都是關於猶太教神秘主義曆史、語言和靜默的學術著作；他還著有一本關於卡夫卡和德語的書，以及一本名為《私人處所》的書。他用他微弱、清晰、精準的聲音說：“《私人處所》是一部與來自‘內心、隱私、寂靜處所’的感覺相關的書，這個處所的存在，讓那些‘幸運或不幸運的定居於此的人’的生存成為可能。”
奧古斯丁爵士首先問他是否讀過《亂言塔》。
答：讀過。
問：請問你作何感想？
答：寫這本書的人是有才之人，他寫出了一本扣人心弦也慘絕人寰的書。若一言以蔽之，我會說那是**作品，不是文學作品。
問：請你詳述你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以便讓陪審團了解你做出這個判斷的緣由。
答：**作品的內容被局限在人類天性中幾個固定層麵，主要是一人對另一人肢體的強權控製。這種控製將人類的存在削弱降級為肢體功能——某些重複性高、過於強調、特定挑選的幾個功能，被不留一絲隱蔽和私密地公之於眾，任何與之相關的豐富想象、徐緩溫柔、不言而喻、慷慨善意和歡好欣喜都公開展現。**作品把蒙在羞恥心上的那層遮蓋物撕得粉碎，留下的是愴痛和壞死。**作品是會將人性泯滅的。
問：我相信你在自己的書中也曾發表過這些見解。
答：是的。如果我可以，我想引用一段我在書中批判過的文字。這段文字來自莫裏斯·吉羅迪亞斯的《奧林匹亞讀者》一書：
古時已有的道德審查，由人們代代繼承，它源自基督教神職人員幾個世紀以來的精神統治。而今它實際上已經被終結，我們可以期待的是文學因自由的到來而改頭換麵。不是帶有負麵意涵的自由，而是探索人類頭腦所有正麵形態的手段，當然這種自由或多或少與性相關，或者由性催生。
這是一段明顯荒唐的陳述，而且誇大其詞。但這個誇大其詞的說法，卻得到很多可敬之人的讚成，包括那些為《亂言塔》誇誇其談辯護的人——任何事物都不許被隱藏，任何事物都不許被消音，任何事物都不許被禁言，而允許被暢所欲言的是性，是被視為肉體的軀體。一個沒有宗教信仰支撐的社會很容易達到這種自由境界，這是合乎邏輯的。與梅森先生在精神上建立起紐帶的尼采，曾這樣寫道：“從前精神便是上帝，接著變成了人類，現在正變成群氓。”群氓，是沒有隱私意識的人類，蒙昧的動物，純粹的肉體。我見識過極權主義的統治，也見識過完全自由的政體——是完全的解放，是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褻玩別人的身體。權力總是有邊界有限製的，而且能對他人身體所做的事有多少？但是那些“享受”這種自由的人，窮盡一切去“享受”的人，總是何其相似!
也許不僅是伊夫裏姆·齊茲的證詞，還有他的白發蒼顏，他的痿痿羸羸，他的年衰歲暮，他的飽經滄桑，他的和顏悅色，他的鄭重其事，一起讓這個座無虛席的法庭有了一些反應，特別是讓陪審團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種震撼。塞繆爾起身對伊夫裏姆·齊茲問了對羅傑·梅戈格發問過的同樣一個問題：“你不能接受《亂言塔》，是被你自己的立場所限，是依賴你個人製定的原則，是出於對完全自由和極權自由的反對吧？”
齊茲的回答是：“梅森先生在書中借用了巴別塔的故事，用這樣一個有關語言和上帝的神話故事，來帶出關於人類身體、人類自由和人類痛苦的現代觀點。在猶太教對這段故事的注解中，有一個時間很長、而今已成傳統的看法：並非像所多瑪與蛾摩拉的居民，或大洪水發生之前的陸地人類那般，巴別塔的居民們並沒有被統統毀滅。根據猶大·哈-納西的記述，巴別塔居民之所以未滅絕，是因為他們彼此關愛，互相合作。對上帝犯下不敬之後，他們沒有完全被滅，他們被圍繞著神的寶座的八十位天使，教了八十種語言。從此，說和寫對他們而言變成難題，但重點是他們獲救了。在梅森先生的書中，人們不得救贖，因為書中除了完全的自由和肉體，別無他物。他書中的人統統喪失了尊嚴，失去了希望。”
問：聽起來你對《亂言塔》的印象是悲觀主義。它是不是全無文學價值？
答：我沒說它全無文學價值。有，但遠遠不夠。對於避免淪為一本對讀者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書來說，它的文學價值是不夠的。
問：這是出自一位有虔誠信仰的教師的視角？
答：是的，也是出自一位曆盡苦痛，祈願世上不會再有這麽多苦痛的長者的視角吧。
雙方律師要做結案前的綜述。奧古斯丁爵士整個人異常清醒，一副沒有情緒起伏的樣子。他重申《亂言塔》是一本重複性太強，被主題死死捆縛的書。他引用了書中一兩個最叫人揪心的段落，還用薩德的一段話做對比。薩德如是說——
“在大自然的視線中，殺人是一種犯罪嗎？這樣的設問無疑首先傷害了人類的自尊，因為人類會覺得自己在這個問題中，被貶低至其他自然生物、產物的等級。盡管如此，人類充其量就隻是個動物，與別的動物沒有太大區別。在大自然的眼裏，人類的死並不比一隻蠅蟲或一頭牛的死更了不得……消亡是大自然進化的方法，她促使殺手去執行殺戮，殺人行為的結果無異於瘟疫或饑荒……一句話，殺人是一種暴虐，但暴虐經常是必要的，也絕不是可恥的，在一個共和政體裏是不可或缺的。”
奧古斯丁爵士問：是誰把這樣的話謄錄下來，用心研讀？是誰將落入自己殘虐圈套中的無辜受害者稱為動物？是伊恩·布雷迪這個殺人凶手，他將自己的閱讀材料、虛無主義思想，以極絕望極危險的未來預想的形式，分享給早已為他目眩神迷的受騙者、他的共犯邁拉·欣德利。“陪審團成員們，請你們千萬不要相信：殘忍的行徑和殘忍的念頭無法傳遞，無法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身上。”奧古斯丁爵士說，“那些本意良好的‘專家’用他們各自的學術論文娛樂了我們，也迷惑了我們——他們宣揚虐待和受虐行為能帶來無害的性快感，他們沉浸在歡愉的自由思潮中，一廂情願地勸慰我們：‘萬事皆可。’同時，他們大都拒絕承認被《亂言塔》的過激言辭挑起對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的性反應或器官反應；他們幾乎不願坦白，當讀到年幼的費利西塔絲遭受折辱或為洛綺絲女士設計出的奇巧的致死手段時，他們自己的身體也有酥麻或震顫的反應。他們全是專家級證人，他們全是權威級證人——瑪麗-弗朗斯·史密斯教授，一位美麗的女性，一位孤傲的法蘭西女士，選擇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對查爾斯·傅立葉的性迷惘和薩德侯爵歪理邪說的研究上，個中原委，相信隻有她自己才知曉；霍利教士，是一位基督教牧師，他竟然甘願將裘德·梅森詭譎怪誕的幻想等同於上帝的受難。甘德博士則更令人難以理解，隻有一點是清楚的：他把痛楚反應、性興奮和傷人的欲求的講述，和一些他可以隨意賦予新意的抽象詞匯，無可救藥地擰絞在一起，比如‘解脫’‘自由’‘壓製’等詞，這些可以被他從生僻的角度詮釋，傳達出邪佚的隱含意義。因為事實上，他生活在如常的社會中，而他放言高論的自由，被像我們這樣一個警醒的法庭、像你們這樣由理智公民所組成的陪審團保護著。”
奧古斯丁爵士直接麵向陪審團，說：“各位陪審團成員，你們已經讀了這本書，我不知道你們有怎樣的感觸。你們可能惡心到想嘔吐，可能像大病了一場，可能在不安的心情中被挑逗起來，可能身體忍不住顫動、蜷縮，就像我讀時一樣。女士們、先生們，我曾經參加過多件**訟案，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是，大多數**作品盡管不堪入目，卻與《亂言塔》的不堪入目迥然不同。一般的**作品不堪入目，是因為它們寫得寡淡、庸邪、不具脅迫性、有違生活實感，因為它們隻能將垂死的想象力激發為鬱悶的想象力。我敢說《亂言塔》比那些通常呈遞到法庭上的厚得出奇的垃圾書寫得好，也正因如此，《亂言塔》才更能引起恐慌，才更加有毒害。專家級證人們花大篇幅告訴你，這些都屬於它不可磨滅的文學價值，他們也說了對當代文學的文學價值予以評估是困難的，他們羅列出希望這本書得以出版發行的理由，還有，他們——他們當中大多數人說這本書沒有激起他們的欲念。親愛的陪審團成員們，我明白你們心裏自有度量，也相信你們的讀後感更簡單明了、更直抒胸臆，不會跟抽象語言和教條主義扭纏在一起。如果伊恩·布雷迪和邁拉·欣德利讀了《亂言塔》，他們事後的所作所為，你們應該也不難想象——當然不隻他們，還有那些偶爾才有施虐歹念的人，會不會更肆無忌憚地犯下小奸小惡？但再小的惡，也是惡。”
奧古斯丁爵士的話題轉移到對幾位被告的評價上，他說：“我直覺地信賴帕羅特先生，他是個好人，誠懇的人，用意良善的人，稍有點愚魯的人。他被摩登而華麗的文詞和扭曲的理想主義自由論調誤導，涉險出版了《亂言塔》，盡管他應該避免這樣的錯誤判斷。梅森先生是一個早在青春年少時，生理和心理都已被敗壞和腐化的人，或者說從童年起便已被引入歧途，我對他抱有無限同情。很顯然，我的友人，辯方律師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也從個人角度對梅森先生這位校友，懷有同情與支持，當然，對赫弗遜-布拉夫先生的遭遇，我也深表同情。我料想，梅森先生早年的經曆導致了他後來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對社會現實陰暗麵、醜惡麵的感悟，還有最直觀的，就是他個人著作《亂言塔》的創作形式與內容。陪審團成員們，我猜測你們可能和我一樣從各種渠道獲取了這樣的認知——虐打孩子的人，自己也曾是被虐打的孩子；對孩子進行性剝削的人，自己也曾是被性剝削的孩子——這已經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這是一個環狀的社會剝奪生態，或者說是一個敗德的循環。打破這個循環，對我們這群有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的人來說，是責無旁貸的。梅森先生身心傷痕累累，他或許也正毫無意識地傷害著別人。”
奧古斯丁爵士最後回歸到陪審團的職責上，他說：“想必各位已經清楚，請容我再次提醒：關於一本書主旨、意圖的討論，對判定這本書是否有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的傾向，是全無關聯的。盡管帕羅特先生可能是個善良的人，梅森先生也可能對自己成為嚴肅藝術家甚具自信，但是你們麵臨的首要問題是決斷——這本書是否有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的傾向，不僅是對專家們的墮落和腐化影響，更是對那些普通男人與女人的墮落與腐化影響——過著普通生活，會因絕望而被慫恿甚至壓榨的普通男人與女人。如果你們認定這本書有此謬惡傾向，你們接下來應該檢驗這本書的文學價值或例如深度、涵養、端肅、美韻等價值，並稽較：這些優秀價值能否勝過、蓋過此書對一般讀者將能造成的不利影響。陪審團成員們，關於這一點，哪一方的論證更得你們信任？是那些滔滔不絕，透過繁雜專業術語和學術迷霧看問題，並把各自善心美意牽扯進來的專家？還是那位有高世之智，堅信《亂言塔》是危險書籍，是**作品而非文學作品，並自稱曆盡苦痛，祈願世上不會再有這麽多苦痛的長者——伊夫裏姆·齊茲教授？”
赫弗遜-布拉夫的發言要冗長、聒噪一點，比起奧古斯丁爵士，赫弗遜-布拉夫的幾個論點也顛來倒去，很是重複。他一遍又一遍地說“今時今日，人們的接受程度提高，以前被視為**的事物如今被如常對待”，而恰恰是這種複述，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可能自己也不敢斷定這種社會風氣就很好。他說出版正視虐待和受虐現象的嚴肅著作是對的，創作反映這些現象的嚴肅文學作品也是對的。他講得十分有衝勁，但在一般人聽來，某些部分似乎太過冗長，比如，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的罪孽和斯韋恩伯恩學校裏流竄不止的歪風，跟無人告發和保持緘默就很有關係。赫弗遜-布拉夫不厭其煩地使用著“絕妙”“傑出”“大有可為”“才華橫溢”等詞匯形容裘德·梅森，也極高地評價了魯珀特·帕羅特對出版事業和文學事業的責任心，還斷言口碑好、信譽佳、資格老的鮑爾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根本不可能出版任何有墮落和腐化影響的書籍。幾位證人也在赫弗遜-布拉夫讚揚之列，比如亞曆山大·韋德伯恩和菲莉絲·K.普拉特，皆展示了高尚人品；他也毫不留情地鞭笞有些證人，比如羅傑·梅戈格，赫弗遜-布拉夫用一個單薄的文學引用譏諷了羅傑·梅戈格。
“那位‘兩麵派’先生是《天路曆程》中一個很顯眼的人物，而梅戈格先生雖然喜歡評論時事，卻也免不了見風轉舵。我完全不懷疑，他在以後的什麽時間點又會對《亂言塔》大加追捧，就像他上個星期表示對《亂言塔》多有抬舉那樣。”對於伊夫裏姆·齊茲的證詞，赫弗遜-布拉夫則語帶遺憾地說：“很可惜，集中營的衛兵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與伊恩·布雷迪或邁拉·欣德利之類的讀者相提並論。另外，女士們、先生們，我要說的是，基本上，普通的、盡責的英國人都不是伊恩·布雷迪或邁拉·欣德利之流，英國人就像你、就像我一樣，能按照自己成長的速度來接受和評估事物。如果我們要取締所有能激勵怪物變得更像怪物的書，我們倒不如從《格林童話》開始，從童話裏喊著‘咿呀呼哈，我聞到了英國人氣味’的巨人開始。隻因有個地方有個人像術士一樣正在磨骨頭，有個人像巫婆一樣正在烤麵包，我們就要對童話下禁令？明辨是非的普拉特太太告訴我們說：《亂言塔》無非就是一本充滿幻想的童話故事。”
塞繆爾·奧利芬特選讀了《亂言塔》中與性和虐待無關的幾個段落，有的是對林間風光的描畫，有的是參孫·奧裏金的忠告和警戒，有的是對亂言塔日常生活的記錄，他的朗讀很有畫麵感。他問：“這些是墮落，是腐化，還是出自一位文學事業岌岌可危，幾乎被道德狂熱者掩埋，墜入落後思維陷阱的年輕作家的美文？這名年輕人至今慘淡度日，身處痛苦和逆境，但仍寫出了一本出色、勇敢、感人的書，他明明應該得到嘉獎，而不是被斥責和懲處。這是一個絕不能被稱為**者和挑撥者的年輕男子，因為他是一位堅忍的衛道士、一位堪憐的空想家。”
陪審團成員們有的看著自己的手，有的看著天花板，有的看著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
法官戈達爾·貝拉弗萊做最後總結。他的言語枯燥又程式化，他首先感謝陪審團付出的耐心，這讓人感到他自己的耐心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接受過不小的考驗。他告訴陪審團必須就“**”這一核心指控進行裁斷——這本書從整體上，是否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一旦陪審團的結論是肯定的——肯定這本書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團必須立即覆勘這本書是否具有足夠的文學價值或其他對社會大眾有價值的成分，進而來權衡這些有益價值是否能夠超越其有害影響。“如各位所見所聞，辯方援引了《**出版物法》第四條的具體規定，請專家級別的證人就其文學價值進行辯護。我們都很了解，我們今日的世界是一個在烈日之下充滿各種專業知識和各領域專家的世界，但是英國刑罰會基於陪審團根據事實做出的判斷，而不是專家們提供的專業意見。女士們、先生們，隻有你們才是這個案件裏所有事證的最終審判人。我的職責是把法律托付給你們，來自兩方的事實——傾向於產生墮落和腐化影響的控訴，以及能超越有害影響的文學價值和其他有利證據。所有的事實都任你們，也隻有你們來裁奪。你們已經得到字典中對‘墮落’和‘腐化’這兩個詞的定義，我不認為我還能為你們做更深入的注釋，或者再對‘傾向’這個詞詳加解析。”
法官接下來帶陪審團簡要回顧了一下雙方的舉證。總的來看，他表現公正，沒有對任何一方的偏袒，不過，他概述霍利教士和埃爾維特·甘德的證詞時顯得有點急躁。法官說道：“控方指稱，辯方所謂的專家級證人使用了令人混淆、困惑的詞語；而且證人對詞語的詮義，與常識中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理解有異。你們或許覺得控方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各位，請謹記，你們在這裏代表的是平凡男性與女性，要維護的是常識的公正與美德。”他另指出，在加拿大，控辯雙方各自最多傳召五位證人。他說：“你們也許會覺得，這種限製可能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優點，尤其是證人的集中性和專注性。”
他最後說，陪審團此刻唯一的職責在於，權衡各方表述，來審度這本書是否屬於**出版物——盡管這相當有難度。“我預料，讓你們更為難的是，控辯雙方都承認，這是一位仍在世的作者近期發表的一本新書，對其文學或其他層麵價值的判斷千萬不可流於泛泛。”他重申：“你們，作為陪審員，是所有論述和事證的唯一決斷者。請依據你們在庭上所閱所聞，裁斷這本書是否**，若是，請裁斷它的價值是否能夠超越它的**，以讓它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公開發行。”
陪審團退下了。鮑爾斯&伊登的一大群人急忙討論法官的總結到底是敵意的還是善意的，而對這件事本身討論不出個所以然，讓他們都覺得是一個好預兆。霍利教士索性說反正大家壯懷激烈地奮戰了一場，魯珀特·帕羅特無心地丟出一句：“快別說了。”然後又很快地致歉。法官當庭給另外一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下達了量刑判決，裘德·梅森這時候卻不見人影。弗雷德麗卡揣測不出他的心意。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寬慰她道：“今時今日”，陪審團不會判什麽**出版物罪。“我一點也不想再聽到那個詞組——今時今日，什麽今時今日!”“為什麽？”斯尼特金問。“那是一個浮誇的陳詞濫調。”“不，它有鑿鑿有據的含義。”“它的言外之意是招人煩厭的。而且，我認為你是錯的。我審視著他們的臉，他們仇視霍利修士，他們覺得裘德讓他們遭到了奚落，他們不喜歡裘德。”“陪審團不是靠‘喜歡’或‘不喜歡’來判案的，你知道嗎？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義務和責任，因為他們一生也許隻能履行這一次。”
三小時之後，陪審團返回法庭，問是不是他們應該對“**性質”和“文學價值”分別裁定，而且對“**性質”的裁定應發生在對“文學價值”的裁定之前。法官告訴他們：確實如此。首席陪審員報告說：這非常艱難，考慮到同時聽取了雙方針對“**性質”和“文學價值”的證詞和辯駁，陪審團內要達成一致裁決難度極大。法官同意這是一個難以裁決的案件，也表示將盡可能提供陪審團需要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