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到1942年7月，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雙方勝負未卜，前途撲朔迷離。在太平洋戰區，日本人攻勢淩厲，盟軍全麵敗退。在蘇德戰場，蘇德兩軍激戰正酣，雙方傷亡慘重，呈膠著狀態。在北非，德意軍團在利比亞大獲全勝，俘獲英軍3萬人，正在向埃及步步進逼。危機四伏的局麵給反法西斯盟國領導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圍繞開辟第二戰場問題展開了緊張激烈的談判。
由於蘇德戰爭爆發後，法西斯軸心國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蘇德戰場，使蘇聯承受了巨大的戰爭壓力。1941年7月至9月，斯大林連續兩次急電英國首相丘吉爾，要求英國盡快開辟第二戰場，以緩和蘇聯方麵的壓力。在此前後，雙方圍繞開辟第二戰場等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西方盟國雖做出了一些承諾，但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其原因，除了英國確實沒有做好登陸作戰的準備外，更主要的是丘吉爾對蘇聯能否抵擋住法西斯軍隊的強大攻勢持觀望態度。
美國參戰之後，開辟第二戰場的條件日益成熟了。自1941年12月起，英美雙方先後擬訂了多個作戰方案，但都未能實施。最後，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推動和戰局的壓力下，雙方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終於決定：盟軍於1942年12月前在北非、西北非登陸，該方案命名為“火炬”計劃，任命艾森豪威爾將軍為執行“火炬”計劃的盟軍總司令。
實施“火炬”計劃已經為期不遠了，但此時，“火炬”計劃的細節尚不明朗，隻是預計有一支美國特遣部隊參戰，從美國直抵北非。由誰來統率這支部隊呢?要知道，這位將軍身負著特殊的使命，盟軍的成敗全在此一舉，而且，他將是此次大戰中率領美軍參戰的第一位美國將軍。這時，艾森豪威爾和馬歇爾幾乎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一個人，很久以來，他們就想讓這個人指揮一次關鍵的戰役，此人便是巴頓。
艾森豪威爾不僅認為巴頓有能力承擔這一特殊使命，而且他還相信，巴頓一定會高興地接受這一任命。因為在此之前，艾森豪威爾曾試探性地問過巴頓是否願意放棄他領導的那個軍，率領一個師去參加戰鬥。他一麵說著，一麵觀察巴頓的表情。他知道，巴頓對他的那個軍是非常鍾愛的。巴頓沒有讓艾森豪威爾失望，他連想都沒想，馬上大聲回答說：“艾克，如果能讓我參加戰鬥，我甘願當一名少尉。”
7月30日，巴頓被急召到華盛頓，他從馬歇爾口中第一次極為簡略地了解了“火炬”計劃的情況，因為該項行動目前還隻是一個粗略的框架，誰也不能提供更詳細的東西。馬歇爾還命令巴頓對這個計劃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製定出詳細的作戰方案。
8月3日，巴頓在華盛頓憲法路軍需大樓的第三層得到了一問辦公室，開始製定“火炬”戰役的行動方案。
巴頓的辦公機構是一個非常精幹的班子，隻有幾名年輕的軍官和秘書，其中包括他的參謀長蓋伊上校和作戰處長肯特?蘭伯特上校。這是巴頓一貫的作風，幹事情一定要講究效率，因此組建工作班子的原則是小而精，隻要一個人能辦的事，決不安排兩個人做。巴頓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工作。由於隻有一個房間，於是秘書們在中間拉起了一道簾子，巴頓在“裏間”辦公。很快，他就擬訂了一個初步的登陸作戰計劃。幾經修改後，巴頓立即攜文件副本飛往倫敦，向艾森豪威爾匯報工作。巴頓此行還有一個不願告人的目的——確立他本人在這次軍事行動中的地位。
此時，艾森豪威爾正在倫敦與英國方麵協商有關“火炬”行動的事宜。他真心希望由巴頓來指揮登陸部隊，但考慮到軍銜方麵的差距又有些猶豫了。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爾正在吃晚餐，巴頓匆匆趕到了，他們一邊喝酒，一邊談起了“火炬”計劃問題。他們討論了戰役實施中可能遇到的許多具體問題，如：登陸部隊的巴頓檢閱臨戰部隊。作戰素質、登陸地點的地形特征、登陸時的氣候以及法國軍隊的動向等等。這些日子，艾森豪威爾一直在苦心思考這些複雜的問題，再加上遠征軍橫渡大西洋和登陸作戰中不同兵種間的協同問題，已經使他有些焦頭爛額了。眼看著登陸作戰的日子越來越近，但有關“火炬”計劃的一些具體內容尚未落實，甚至還有不少人對該計劃抱懷疑態度，大唱低調。看來隻有巴頓是個樂觀主義者和實幹家，他充滿自信和豪情，提出的意見完全是建設性的。巴頓的到來，猶如給艾森豪威爾送來一股春風，驅散了幾天來的煩惱和厭倦，使他如釋重負，興奮不已。他永遠忘不了那次聚會結束時巴頓對他說的那句話：“隻要允許我參加這次行動，我發誓：不是成功就是死亡!”
晚餐後不久巴頓便告辭了。這次會麵雖然十分熱烈，但巴頓仍感到心中無底。艾森豪威爾對自己的計劃是讚同還是反對?自己在這次戰役中究竟能扮演什麽角色?巴頓心中存在著困惑，也充滿了希望。他認為，自己至少有三個條件比別人優越：第一，他是美軍少有的坦克專家，軍事素養無人能比，不久前的軍事演習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第二，“火炬”計劃是他親手製定的，沒有人會比他更了解該作戰計劃的細節；第三，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都非常信任他。巴頓認為，單憑這一點就可以保證他獲得該戰役的指揮權。
1942年6月，伍德、巴頓等於本寧堡。但沒過幾天，巴頓就被潑了一身冷水：馬克?韋恩?克拉克將軍被任命為艾森豪威爾的助手，擔任副總司令，負責“火炬”計劃的審定工作。巴頓原認為，不論從能力、資曆還是私人關係來說，自己都是最適當的人選。而克拉克是比他晚8年的西點生，在他眼中隻不過是隻“老鼠”，但如今也同樣晉升為少將了。“黃口小兒，豈能當此大任?”巴頓心中忿忿不平，他不僅對克拉克的能力表示懷疑，也對艾森豪威爾的擇將之道頗感失望，他甚至懷疑，克拉克一定是通過什麽途徑搶了他的位置。
但為了取得參戰的機會，巴頓強忍住憤怒和忌妒，與艾森豪威爾和克拉克一起研究修訂“火炬”計劃。由於當時美軍內部對於軸心國的軍事實力的評價一般都很高，因此許多人認為“火炬”計劃的實施將會困難重重，勝負難料。巴頓具有天賦的攻擊精神，以從事戰爭為樂，喜歡冒險，並充滿必勝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該計劃成功的可能性隻有百分之五十。但巴頓認為，必須堅決地實施這一計劃，全力以赴爭取勝利，因為既然英美首腦們已就“火炬”計劃達成了協議，作為軍人隻能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為了“火炬”計劃的成功實施，巴頓做了大量工作。
巴頓此行一共在倫敦待了10天，他的主要活動有兩個內容：一是參與審查和完善“火炬”計劃；二是爭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這一計劃。
他首先致力於說服在英國的美國軍事人員。在這些人中，對該計劃抵觸情緒最大的是美國海軍的代表。在一次會議上，海軍的代表指出：“火炬”行動是在不利的時間和不利的地點進行的一次軍事冒險，必定會使美國海軍遭受巨大損失。對此，巴頓給以堅決的駁斥，他要求大家從大局出發，而不要計較局部的得失，同時要正確地估計盟國海軍的實力，不要被敵人的強大外表所嚇倒。他說：“與其日複一日徒勞地等待良機，不如尋找有利時機進行拚死一搏。敵人是凶惡的，但他們決不會比我們更強大!”巴頓的話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說越興奮，直至對方理屈詞窮。最後，艾森豪威爾做了一個總結，他說：“‘火炬’計劃是英美首腦們的決策。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也不管困難大小，該計劃必須實施，即使一艘護衛艦都沒有，我也要下令進攻北非。不管有沒有軍艦，我都要去打這場戰役，哪怕我一個人劃著小艇去。”
巴頓還走訪了英國的某些“關鍵部門”，為“火炬”計劃搖旗呐喊。其中與蒙巴頓勳爵的會談規格最高，參加者大都是蒙巴頓周圍的高級將領。會談開始時爭論非常激烈。巴頓有備而來，據理力爭。到後來，討論變成了巴頓的個人演講，與會者都聽得入了神。會談結束後，巴頓對他的參謀長蘭伯特說：“軟弱的”蒙巴頓和他的將軍們看來已全心全意支持我們了。
到8月下旬巴頓離開倫敦時，阻礙“火炬”計劃的重重迷霧已經被驅散了，這為該計劃的最終確定和實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見，計劃的周密和說服工作的有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方麵，巴頓功不可沒。艾森豪威爾對於巴頓的倫敦之行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表示，有巴頓參與實施“火炬”計劃，他本人感到十分榮幸。
“火炬”計劃是英美兩國經過長期醞釀產生的，之所以把登陸點定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而且主要以美軍的名義實施該計劃，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從總體來看，盟軍認為這裏是軸心國的一個比較薄弱的統治區，有許多可以利用的因素。例如：這裏的軸心國駐軍的成份比較複雜，有相當部分是法國軍隊，戰鬥力較弱，真正的德軍主力不多，裝甲部隊也較少；這裏是傳統的法屬非洲，北非法軍中存在著較強烈的反德意識，一些反納粹分子一直與盟國和法國抵抗組織保持著密切聯係；由於英法矛盾尖銳，北非法軍的反英情緒也較強烈，他們仍奉貝當當局為合法政府，因此，這次盟軍作戰應打著美軍的旗號，在形式上表現為美國人的軍事行動，同時對流亡在倫敦的戴高樂將軍也嚴守機密。
“火炬”計劃是美英兩國團結協作的產物，但由於雙方看問題的角度和出發點不同，在它醞釀過程中充滿了矛盾和爭吵，留下了不少後遺症。例如，在選擇登陸點的問題上，雙方存在明顯的分歧。英方主張部隊應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陸，迅速搶占突尼斯。否則的話，如果突尼斯被軸心國占領，就會使“火炬”計劃受挫。而且他們指出，大西洋的海浪太大，不利於登陸行動的實施。而美方則堅持：應該在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卡薩布蘭卡同時登陸。他們認為，戰爭雖然要冒險，但絕不是賭博，如果選擇一個登陸點，萬一出現失誤就會滿盤皆輸。此外，美方還認為，在卡薩布蘭卡登陸具有軍事和政治兩方麵的意義：在政治上，盟軍可以盡快穩定住當地部族的情緒，防止法國貝當和西班牙政府插手當地事務，避免使局勢複雜化；在軍事上，卡薩布蘭卡是北非地區的交通樞紐和戰略要地，占據了它就如同控製了北非的神經中樞，使軸心國在戰略上處境尷尬，而盟軍則獲得了一條可靠的補給線，牢牢地站穩了腳跟，因此，即使在這裏冒一點風險也是值得的。
圍繞登陸點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以致驚動了兩國的最高層，最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出麵幹預，才勉強達成了一致。雙方最終確定的登陸點共有三個，即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地中海沿岸的奧蘭以及阿爾及爾。巴頓的任務是攻占卡薩布蘭卡，建立起卡薩布蘭卡至奧蘭間的聯絡，並掌握製空權。他將率領完全由美軍組成的龐大艦隊，橫渡大西洋，直指摩洛哥。此外，巴頓此次出征還有另一個重要使命：鍛煉美軍的實戰能力，為日後在歐洲登陸作戰積累經驗。“火炬”計劃定於1942年11月8日正式執行。
從這三條進攻路線來看，西線的形勢最為險惡，而且惟有這支特遣部隊全部由美國人組成。要知道，在這一時期，美軍還沒有大規模赴海外作戰的經驗。美國軍方認為，其指揮權非巴頓莫屬。得到這一任命，巴頓心中感到十分愜意，並頗有些自得。從1918年以來，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參加戰爭，他又可以重溫他的英雄夢了。但就在此時，巴頓碰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差點使他失去了出征北非的機會。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負責這次護航任務的海軍少將亨利?休伊特對該行動懷有深深的疑慮。這次海外遠征在世界戰爭史上是極為罕見的：4萬多名官兵將在100多艘各種型號的運輸船、貨船，以及軍艦的載運和護送下，從美國東海岸出發，橫渡波濤洶湧、敵人潛艇出沒的大西洋，在北非摩洛哥海岸登陸。作為護航艦隊的總司令，休伊特肩負的使命之艱巨是可想而知的。他不僅要對這次軍事行動負責，還要考慮他的艦隊和登陸部隊的安全問題。而巴頓則一向是個樂天派，並低估了海軍為完成支援任務所麵臨的巨大困難。而且，兩個人的作風、秉性也相去甚遠。巴頓不拘小節，粗暴無禮，動不動就想發火；而休伊特則溫文爾雅，舉止端莊，一副儒將風采。所以，巴頓與休伊特之間的第一次會晤在巴頓的怒吼聲中不歡而散了。巴頓一開始就對休伊特的紳士派頭十分厭惡，甚至表現出深深的嫉妒和敵意。休伊特的手下人員喋喋不休地大講遠征中的不利因素，更增添了他的怒氣，他認為這簡直是失敗主義的說教。很快巴頓便失去了控製，心中的怒火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用各種尖酸刻毒的語言大聲怒罵，猶如河東獅吼，嚇得休伊特及其部下們瞠目結舌，不知所措。
其實，亨利?休伊特是一位資深而且很有作為和才華的海軍將領。他精通業務，作風嚴謹，而且平和謙讓，辦事公道，頗有長者之風。美軍最高領導層讓他來領導這支承擔著神聖使命的艦隊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平心而論，他也是最合適的人選。這樣一位深孚眾望和為部下所愛戴的高級將領，竟當眾遭到如此粗野的咒罵，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休伊特被徹底激怒了，他直接找到海軍上將金，要求撤換巴頓，否則海軍將不參加這次行動。出於加強兩大兵種協同作戰的考慮，金上將也認為隻有調離巴頓才能保證“火炬”行動的成功。於是當麵向馬歇爾將軍轉達了這一建議。
但馬歇爾堅持要用巴頓，當然，他也離不開休伊特。於是他親自出麵做調解工作，他告訴休伊特：巴頓的壞脾氣是惡劣的戰爭環境造成的——他擔負了太重的使命，而且，巴頓的這種秉性正是戰爭所需要的，“火炬”行動離不開巴頓這樣的人物。
經過這次衝突，巴頓與休伊特之間有了深刻的理解，並產生了一種真摯的友誼。兩人以誠相見，相互關照，工作中配合默契，取長補短，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正是巴頓勇敢無畏、大刀闊斧的作風，配之以休伊特的精確判斷和細心籌劃，才使後來的遠航任務取得了圓滿成功。這真是不打不相識。
與海軍協同行動的問題解決之後，巴頓回到了華盛頓軍需大樓中的辦公室，開始策劃這次戰役的戰術安排。時值初秋，天氣仍很悶熱，巴頓揮汗如雨地工作著，時而冥思苦想，時而自言自語，時而奮筆疾書，無論外間工作人員的討論和爭吵多麽激烈，都不會影響他全神貫注地思考戰術的每一個細節。同時，他還要克服由於情報資料嚴重不足和上級意圖時常變化所帶來的巨大困難，找到相應的對策和解決辦法。
根據軍部最後確立的方案，巴頓西線部隊領受的主要任務是：攻占卡薩布蘭卡港，建立並保持與中線特遣部隊之間的交通和通訊聯係，掌握製空權，為以後攻占摩洛哥建立穩固的基地。
在軍部的作戰方案上，關於巴頓的任務隻有簡短數行字，但具體執行起來，卻是極其困難的，僅就雙方軍隊的數量來看，美軍就處於絕對的劣勢(巴頓的參戰部隊為3萬餘人，而摩洛哥的法軍人數則接近於10萬)。為了順利完成預定的作戰目的，必須準確地選定恰當的登陸地點。據此，巴頓製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該計劃對巴頓8月初擬訂的那個計劃進行了全麵修改。如，由於卡薩布蘭卡有法國精銳部隊和海軍艦隊把守，為了減少損失，不對它實施正麵進攻；考慮到拉巴特是摩洛哥英美最終確定分三路在法屬北非登陸，實施“火炬”作戰計劃。其中巴頓率領美軍西線特遣部隊，直接從美國本土出發，橫渡大西洋，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地區登陸。圖為巴頓將軍和他的一名指揮官正跪著研究空中偵察圖片。的伊斯蘭教中心和蘇丹的所在地，十分敏感，加上海灘附近有淤泥，不適於登陸艇登陸，因此放棄這個登陸點。巴頓最後確定的登陸點從南至北分別是：薩非、費達拉和穆罕默迪亞。製定完作戰計劃後，巴頓立即召集各部隊負責人開會，具體部署作戰任務，要求各部隊抓緊戰前的一切時間，進行有針對性的技戰術訓練。
在離開美國出征之前，巴頓還辦了幾件私事。
他驅車來到西點軍校，與兒子話別。他檢查了兒子的成績冊，鼓勵他要好好學習，多給媽媽寫信。
他先後拜訪了陸軍部長史汀生和馬歇爾將軍，受到了非常熱情的款待。這兩位上級對他都非常賞識，並寄予了無限的希望。他也得知了一些啟用他的“內幕”，當聽說之所以選擇他是因為看中了他高超的軍事素養和壓倒一切的精神氣質時，他感到極為振奮，並由衷地產生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恩的情緒。
10月20日，巴頓和休伊特在白宮受到了羅斯福總統的接見。作為一個軍人，巴頓未參加過任何黨派，但思想比較保守，對羅斯福的“新政”比較反感。然而，他十分了解羅斯福傳奇般的奮鬥人生，十分尊重這位“輪椅總統”。因此在會見中，巴頓以一個職業軍人的姿態十分誇張地向“總統閣下”大唱高調。羅斯福總統十分賞識巴頓身上體現出的虎虎有威的軍人氣質，一再鼓勵他“奮勇殺敵，把納粹分子從北非趕出去”。
第二天早晨，巴頓趕往醫院，與老上司潘興將軍告別，接受了他的祝福。
在出征前的日子裏，巴頓表麵上總是擺出一副信心十足和熱情洋溢的樣子，一刻不停地忙碌著，但他的心情卻是極為複雜的。他明白，此次遠征充滿了難以預料的風險，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因此，他立下遺囑，叮囑妻子：隻有確信我已死去才能拆看。在給內弟弗雷德裏克?艾爾的信中，他坦陳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其中充滿了對親朋好友和故土的綿綿眷戀之情，並流露出濃濃的宿命情結，但更多的則是對奔赴一場拯救人類的偉大戰爭的強烈渴望和必勝的信念。信的最後寫到：“如果我沒有成功……在我56歲時，能有幸率眾參加一場決死戰鬥，我可以安詳地離去了。”巴頓拜托艾爾多多關照妻子和孩子們，萬一自己遭遇不測，請艾爾經常對他們給予幫助。
在出發前的最後日子裏，巴頓對妻子更加溫和了，連說話的聲音也似乎變得十分親切溫柔。夜晚，他們經常相依坐在房前的草坪上，手牽著手，默默無語地遙望著夜空和滿天的星鬥，久久不離去，似乎是不願讓這美好的時光流逝。
10月下旬的一天，比陪同巴頓飛往諾福克港。23日傍晚，他身穿威武的軍禮服登上了休伊特的“奧古斯塔”號旗艦，踏上了艱難的征途。他在上船後第一天的日記中寫道：“上帝保佑，我要對部屬和我本人盡全部責任。”隨後，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信中充滿傷感和柔情：“比，我時刻都在想著你。”剛寫到這裏，他的眼眶已經濕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