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四月五日夜九時三十四分，我站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的須彌座旁，就著身旁一位姑娘打出的手電筒光，正抄著一張剛用膠布粘上不久的抗議壓製悼念周總理活動的七言詩。這時的天安門廣場，不但已經沒有了雪山銀海般的花圈，而且，經曆了白天一係列激昂的場麵後，籠罩著一種大雷雨前的鬱悶氣氛。盡管如此，紀念碑附近仍舊不斷出現新張貼的詩詞，而且，一些包括我這樣願把曆史見證人的職責承擔到底的革命群眾，還在那裏積極地堅持著針對“三人十隻眼”的抗議活動。我還沒抄完那首詩，忽然，身後有個小夥子大聲地提醒說：“注意，那些披棉大衣的家夥甩掉大衣了！”
我和肩靠肩的幾位抄詩者同時回過頭去，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陡然，本來故意搞得灰黑一片的廣場，每個燈柱上的所有圓燈猛地全亮了。
這時已是九時三十五分。
我本能地隨著激昂的人群轉身朝廣場西南角跑去。正當我被憤怒和驚愕弄得幾乎發狂時（我雖然估計到會有比白天更嚴重的壓製，但萬沒想到從一百米外撲來的黑影竟**裸地舉著粗大的棍棒），驀地，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穿著藍工作服的小夥子跳上了前麵的燈柱，他雙腳緊攀，左手緊抱，右臂猛烈地揮舞著；我一輩子忘不了他那樸素的短發下，被真理之光照亮了的那張漲紅的臉，特別是那雙閃著無畏光芒的眼睛。我和身邊一同奔跑的人不由得奔向他所在的那根燈柱，這時雖然燈柱上的廣播喇叭中諷刺性地轟響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樂曲，我們卻仍能聽見他指著紀念碑呼出的聲音，那聲音即使在我們這一代人死去化為塵土之後，相信也會存留後世的——聽：“他們這樣不行！不行！不行！我們要鬥爭！鬥爭！鬥爭！從1840年以來，從1919年以來，從1921年以來，從1949年以來，中國老百姓爭取的是什麽？什麽？我們爭得的不能丟！失去的必須奪！沒有的必須創！……”
這時傳來了第一批殘暴的踢打聲和慘叫聲。“衝出去啊！”是他在喊？是周圍的人在喊？是我在喊？記不清……
也許是殘暴的歹徒一時疏忽，更可能的是被集合去的並非全是冷血動物而有意“網開一麵”，我和五六個“幸運兒”竟得以衝出了包圍圈。
回到家裏，我氣憤得一陣陣打顫。我惡心，我想吐。愛人一旁安慰我，但我隻銳利地射了她一眼，便不再看她。她雖聰明，卻太善良。她猜到了壓製，卻絕對想象不到帶血的棍棒。
披著愛人送到肩上的舊呢大衣，我呆坐了整整兩個小時。愛人把我抄來的詩文，同前幾天我倆已經謄好的詩文合到一起，擱到了裝大米的陶罐的底部。我聽見她做這件事的聲音，卻沒有跟她說一句話。愛人辦完了這件事，便和衣在**倚著，先是望著我發愁，後來實在熬不過，合眼發出了輕輕的鼾聲。
我的思緒從冷凍般的憤怒，逐漸化為針紮般的痛苦，又轉為沉重的思考，最後，卻隻剩下了那燈柱上青年的形象，和他那每個字都有千斤般重的激昂號召。
我是個業餘雕塑愛好者。我覺得心中已經屹立著一尊無比壯美的塑像，我完全忘記了有被追捕的可能，我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隻想立刻把心中的這尊塑像再現出來。我忽然產生了一種感覺，就是我負有一項重大的曆史使命，我必須完成這尊塑像，不管我需要冒著多麽大的風險。
當愛人驚醒，走攏我身邊時，我手持的畫板上已經出現了最初的草圖。那攀著燈柱揚臂疾呼的青年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愛人的全部身心。
“誰？”她雙手搭在我肩上問。
“他！一個英雄！一個大家都應該記住的人！”
是奇跡也不是奇跡，我一直沒有被捕。被“四人幫”控製的公安局派人去廠裏查過我，黨委並沒有專門商量過如何應付這種事，但他們麵對公安局拿來的明明有我側影的相片，卻個個表情自然地否認廠裏有這麽一個人。合同醫院的大夫在這事發生後的第二天，便一反常規地來我家“出診”，並給我留下了長休的病假條（大家也知道我確實有慢性腎炎）；街道治保主任陳大媽見著我總是慷慨地報之以真誠的微笑，唯一對我不滿之處，就是屋裏既亂擱著那麽多的鉛絲、木條、膠泥，為什麽不養成拉上窗簾的習慣，以免“有礙觀瞻”。
在這“病休”的時間裏，我廢寢忘食地工作著。塑像已具雛形。偶爾有生客來家，問道：“你這又塑什麽呢？”
愛人總是搶著回答：“架線工。”
熟客來了，我就拿出設計圖，請他們看，一邊小聲地傳達著他的召喚。
廠裏的幾個小夥子輪流來當模特兒，摟著我那小平房裏的舊木柱子擺姿勢。我總是不滿意他們，常常說：“都不能傳神。應該找到他，請他自己來。”
“是呀，該找到他！”愛人這麽說，同誌們這麽說，我也這麽說。
但是，在那陰雲四合的歲月裏，到哪兒去找他？他在哪兒呢？也許，在監獄的鐵窗中；也許，像我一樣，在某個隱蔽但並不消沉的角落，也許……不敢往下想了。
我們的估計從方向上看總是正確的，但我們的估計從程度、速度上看卻總還是顯得保守。我以為起碼還得“病休”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門口曬曬太陽，沒想到僅僅半年以後便雲開霧散。
“我恢複了上班，在宣傳科裏又成了個忙人；我和愛人一塊大搖大擺地去逛王府井；我對每一位來家的客人，無論生熟，都樂於揭開蓋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請他們代擬除了《架線工》以外的任何恰當題目……”
我開始積極地尋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時許，我徘徊在天安門廣場的木板牆邊。因為紀念堂正在動工，所以出現了這樣一道木板牆。木板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和小字報，還有童懷周編輯、油印的《革命詩抄》。人們的情緒是複雜的：為打倒“四人幫”後能暢快地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為天安門事件未得平反和鄧小平同誌未能恢複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滿期待。
我不僅仔細地閱讀每一份貼出的文字，而且，還用了很長一段時間由西向東，由東向西，仔細觀察著前來這裏的第一個小夥子——我想，如果他還健在，他一定會到這裏來。啊，這些小夥子們，他們的麵容多麽嚴肅，從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他們那火熱的胸膛裏，跳動著一顆顆拴係著祖國、民族命運的紅心……當然他們裏麵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於有明顯弱點和缺點的人。有的臉上長有粉刺；有的曾為很無謂的事情同別人吵過架，脖子上的筋脹起老高；有的至今寫一篇千字文還總要出十來個錯別字；有的早上愛睡懶覺；有的在電影院裏偷偷吸煙；有的總愛不合時宜地對別人開玩笑……但是在這天安門廣場，麵對著與整個祖國和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場麵，大家的心弦共鳴了，步伐趨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覺地擺脫了庸俗和淺薄，誠摯地思考著曆史提到他們麵前的艱深而複雜的問題……我望著他們，一個個檢驗著他們，雖然我沒能找到他，但我不應當失望，我發現了一條規律：當一個人為祖國和民族的命運思考的時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揚，其神態也總能煥發出一種異樣的端莊肅穆的光彩，令人產生美感，令人願意親近……我要攝取這諸多小夥子的共同神髓，賦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沒有等到他，卻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消息。在廣場東側的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訴我，因天安門事件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獲得了釋放。他告訴了我一位被釋放的小夥子的姓名住址，據說，這位小夥子正是因為公開演講被捕的。
我想，這應該就是他。我氣喘籲籲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條名稱古怪的小胡同，這條胡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麵；我邁進了一個古老的小院，同北京無數的小院一樣，由於十八年來建築業處於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諒的狀況，人們隻好“自力更生”，到處是蘑菇般的自蓋小屋；全院起碼有七八家人，卻仍然隻有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我呼喚著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門開了，有聲音請我進去。
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他。我麵前的小夥子盡管年齡上同他差不多，大約有二十三四歲，相貌卻完全不同：頭發蓬鬆，鬢角留得很長，穿著頗為講究……但架著一對木拐。
說實話，一開始，我對他的印象並不好。他顯得疏懶和慵倦，完全沒有我預先臆測中的那種雄姿英態。
作了簡單的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之後，我不免問他：“你是為什麽被捕的呢？”
他淡淡地說：“他們說我發表了反動演說。其實，我不過是大聲議論了一陣。”
他似乎沒有興趣重述那些議論。我也就暫且不問。我環顧著他家的小屋，隻有十二平方米的樣子，簡樸而整潔。
“你家裏還有什麽人呢？”
“我媽。她是個會計。她有冠心病，身體不好。”
“你被捕以後，她一個人可怎麽生活呢？”我不禁同情地問。
沒想到，他反而微笑了，精神一振地說：“怎麽生活？從某些方麵看，她生活得要比以前還好！因為，自從我被捕的第二天起，我們單位就不斷有人來，有的留下一捆芹菜，有的撂下兩個果子麵包，有的來了就搶著洗衣服；還有一天，來了四個小夥子和一個姑娘，姑娘把媽媽拉去逛天壇，等媽媽回到家，屋子整個重新糊了頂棚，噴了牆壁，樣樣東西都撣過、擦過，爐子上的鐵壺也用去汙粉擦得鋥亮；在北牆上，還掛上了一張新的周總理像，是挺少見的一個鏡頭：跟陳老總、賀老總在一起參觀展覽，胳膊抱在胸前，笑著……媽媽望著這一切，先是微笑，然後就坐在**，哭了……”
我望著那張仍舊掛在北牆上的照片。我也想笑，我也想哭。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人在推動著曆史，平凡的事反映著人心的背向。
看來，我不應當執拗地把眼前這樣的青年當作超人的英雄去看待，那樣，我反而會求全責備，反而不能發現他們心靈中最美麗、最高尚的東西。
我改變了采訪式的態度，同他閑聊起來，像麵對著火車上恰好坐在對麵的旅伴，像麵對著新結識的朋友。
他終於告訴了我，他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講的全部內容；那據以定罪的核心部分不過是這樣一段話：“我們就是要周總理宣布的那四個現代化！大夥想想吧，今天我們的生活不但沒有向前發展，還出現了倒退。原來北京有多少個電影院、戲院？現在又有多少？原來能有多個電影、多個戲看，現在能看到幾個？原來北海、景山咱們都能進去玩，現在能嗎？原來公園有茶座，能坐著喝壺茶，現在呢，退化為站著喝大碗茶了！原來喝啤酒一律給玻璃杯，現在呢？給粗瓷碗！原來汽車、電車上給老人小孩孕婦讓座是平常的事兒，現在呢？有的年紀輕輕的小夥子，照樣不讓！原來吃酸奶撂下兩毛錢就能吃，現在得先交五毛錢押金！原來訂下牛奶給你送到家門口，裝進小木箱，現在得天不亮跑老遠去排隊領！……同誌們，這都是為什麽？都是因為《文匯報》的那幾個黑後台，批什麽‘唯生產力論’，不許咱們過好日子！他們真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就為了這樣一段話，他被關押了九個多月，進去就遭到毒打，因為他也姓鄧，所以打得格外厲害。最後他脊椎被打壞，造成了現在雙腿癱瘓。
我和他暢談了兩個多小時。當我們告別時，幾乎已經成了莫逆之交。
他架著雙拐把我送到門口，用下巴點著狹窄的胡同和陳舊的灰瓦平房對我說：“不能讓這一切再這麽落後下去！咱們應當有更美好的生活！我為什麽想說說心裏話，想踏踏實實做點事，為的就是這個……”
他眼裏閃著晶瑩的光。停了停，他又說：“黨中央好，咱們有希望了。可喝啤酒暫時還得用粗瓷碗，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也不那麽容易，該做的事很多……咱們都好好幹吧！”
回到家，我把見到的人形容給愛人聽。我並不諱言他的缺點，比如性格不夠開朗，哲學知識還不夠融會貫通，說話時常常啃手指甲，但他肯定是一個思想高尚、敢於為真理而犧牲的青年。是的，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而完美的蒼蠅隻不過是蒼蠅——小鄧這樣一位青年，勝過一整打小節無疵，但就是不敢講真話，不敢對祖國未來負責的庸人；何況小鄧他們還會不斷成長、前進……
被釋放的天安門事件受害者越來越多，我通過小鄧幫忙，幾乎找遍了每一位誌士，但是，我沒能找到他；我把他的形象講給他們聽，甚至請他們到我家觀看接近完成的塑像，他們都說似乎見到過這位英雄，但又無法落實他究竟是誰、究竟能在哪兒找到他。
我常常半夜、半夜地修改著他的塑像，我覺得我們結識的這些新朋友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包括外形同他迥異的小鄧，也向我提供了他的某些氣質。
愛人幫助我分析，既然被捕入獄的人裏沒有他，那麽，那晚他一定也衝出了包圍圈，我應當換個角度，再從未被捕的天安門事件參加者中去尋找他。
一個春雨淅瀝的星期天，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線索，據說某出版社有位編輯，在“四五”那天，曾在燈柱邊有一樁感人的事跡；告訴我這線索的人語焉不詳，因為他也是輾轉聽說。
星期一上午，我打著雨傘，找到了出版社，果然有這麽一位編輯，但那絕不是他，因為站在我麵前是位身材苗條、皮膚微黑、足蹬雨靴的年輕姑娘。她正為一篇什麽稿件同別的編輯同誌衝動地爭論著，很忙，聽到我發出的“找唐編輯”的聲音，這才轉過身來，盯了我一眼，大聲地問：“找我？送稿子來的嗎？”
我猶猶豫豫地說：“不……我找一位姓唐的男同誌……”
“沒有。”她幹脆利落地說：“全編輯部隻有我一個人姓唐。”
說完，她就打算扭回身，繼續同剛才的爭論對象接著爭論。我忍不住歎了口氣。也許是我歎得太重了，引起她的好奇，她在欲扭未扭之際，忽然又穩住身子，瞪著我問：“你有什麽事嗎？”
我便把為什麽來這兒的原因說了。說到我那未完成的塑像，我不禁激動起來。
她和同屋的編輯們都睜大眼睛聽我講述一切。我剛說完，原來同她爭論的一位戴眼鏡的男同誌便指著她說：“你也不算白來。她確實有段燈柱下的事跡！”
她卻把手使勁一擺，皺著眉頭，甩著嗓門對那位男同誌說：“算啦！我那算什麽事跡！”
我誠懇地表示，為了塑造好他的光輝形象，我要廣泛地汲取滋養，所以最好也能聽聽唐編輯的事跡。
她的兩位同事便開口對我講述起來。她不勸阻了，“乓”的一聲搬一把椅子，放到我身旁，我也就坐下了。
她的同事們告訴我，事情是這樣的：四月五日清晨，她來到天安門廣場，發現在一根燈柱下“執行任務”的便衣，是她的一個表弟，便憤慨地走過去對他說：“你聽見‘還我戰友，還我花圈’的呼聲，就一點也不動心嗎？你看著我的眼睛，你看著！告訴你，要麽，你們倆（當時，她表弟身旁還有另外一個便衣）把我逮走；要不，你們倆就下個決心，站在大夥一邊，甭幹壞事！”後來，他表弟和那個同事果然想方設法把自己調換到廣場之外，終於沒有作惡；她呢，待他們走後，便在燈柱上貼出了三首悼念周總理、抗議收花圈的《浪淘沙》……
“你知道嗎，”戴眼鏡的男同誌講完補充說，“前幾天我們為了準備編輯《天安門詩抄》，去公安局搜集材料，他們給我們看了不少當時作為‘現反’材料的相片，其中就有她貼在燈柱上的那三首《浪淘沙》，邊上注著‘此案未破’。……當然，這本詩抄我們編是編好了，看來眼下還出不成。”
“可是早晚有一天，黨中央會批準我們出版的！”唐編輯用拳頭一擊椅背，充滿信心地說，“我們要把字體、版麵搞得和諧端莊一點，把題頭、尾花搞得帶勁一點，要超過群眾自己編印的水平！”
我望著她，望著同屋的幾位平凡的編輯，心裏忽然非常感動……
回到家，我把這位唐編輯的事講給愛人聽，並把她的速寫像拿給愛人看，愛人端詳著她的像，讚美說：“你畫得好！畫出了神氣！把這雙眼睛塑上去吧！我不喜歡有眼無珠的洋式塑像法！”
當夜，我修飾著塑像的頭部，反複“點睛”，這時，許多雙眼睛相繼出現在我的眼前，既有她的，也有小鄧和小唐，以及那許多誌士的……啊，是什麽樣的思想，什麽樣的精神力量，是對什麽的向往，對什麽的追求，使這一雙雙的眼睛裏，閃動著那麽撼人心弦的火焰？
我沒有灰心。我繼續尋找著她。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
又過了一年。丁香花謝了，馬纓花開過，楓葉開始泛紅，槐葉紛紛飄落，啊，終於盼到了這一天，北京市委作出了決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應予徹底平反！《人民日報》刊登了《天安門事件真相》的長篇報道……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許，我站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報亭外的長隊中，等候買到一份載有《天安門事件真相》的《人民日報》。當我終於買到報紙，正待展報一睹為快的刹那，猛地發現了一個小夥子，他在我前麵十八米外側身而站，正在看新買到的報紙。啊，那正是他！我像撲向一個久別重逢的親人，幾步衝到他的身前，拍了他肩膀一下，興奮地喊出：“嘿！”
他扭過身，正對著我，臉上充滿驚訝的表情。
“我找到了你！”我不讓他插話，一口氣解釋了起來，從兩年前四月五日晚九點三十四分講起，一直講到我那已經修改得臻於完善的塑像。
這時，已經起碼有十來個人圍住了我們。大家聽著我講述的一切，不時朝他望去，眼裏充滿了欽佩和歡欣。
誰知那小夥子聽完我講述的一切，認認真真地反駁說：“那不是我。我真慚愧，當天晚上七點我就離開了廣場了……”
我知道這一定是他在謙遜，許多圍在四周的人也幫我勸說他：“你就承認下來吧！”“你就抽空去他家一次，讓他照著你完成那個塑像吧！”……
他卻激動得擺手，連連對我說：“不是我，真不是我……不過我很願意向他學習！……”
瞧他那神氣，又確實不像是謙遜。我疑惑了。
“那麽，他是誰呢？到哪兒去找他呢？”我喃喃地說，過細地觀察著眼前的小夥子，我看出來，這位的確顯得比他年歲小，而且下巴似乎尖了一點。
眼前的小夥子望著我，爽朗地笑了，他右手敲著左手中的報紙說：“到處都有他。他是我，是你，也是大家！”
“對！”旁邊一位戴眼鏡的幹部模樣的中年人說：“誰講真話，誰追求真理，誰就是他！”
另一位短發上別著環形發圈的女青年接口說：“誰愛中國，誰要‘四化’，誰就是他！”
好幾個人都要求我重述一下他說過的那些話，於是我說一句，便有人重複一句：“……從1840年以後，從1919年以來，從1921年以來，從1949年以來，中國老百姓爭取的是什麽？什麽？我們爭得的不能丟！失去的必須奪！沒有的必須創！”
“說得真好！”
“發人深省！”
……
我和那既陌生又熟悉的小夥子握別了，其他人也各自走散。我沿著長安街漫步了很久，陣陣微風拂過我發燙的麵頰；我在天安門廣場的觀禮台那兒讀畢了《天安門事件真相》，心情非常激動，但對文章裏沒有寫到他，不免多少有些遺憾；我朝紀念碑那兒走去，在“四五”那晚他攀住的那根燈柱麵前站住，佇望著……我感到他的形象又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的眼前，我耳邊又響起了他那山呼海嘯般的呼喊……
是啊，我們爭得的不能丟！而一度我們卻險些全丟了！
是啊，我們失去的必須奪！黨中央帶領著我們，已經奪回了多少？還剩多少沒有奪回？
是啊，沒有的必須創！我們現在沒有的是什麽？或者說，缺少的是什麽？我們該不該去迎接那嶄新而必需的事物？我們將怎樣使中華民族的創造性發揚光大？
回到家裏，我再一次修整他那塑像。他顯得越來越實在，越來越有光彩；我感到自己的靈魂，也被吸引著，就要融進他的塑像裏去……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半，我來到首都體育館，出席天安門事件英雄人物報告大會。他一定也來出席，他在哪兒？在主席台上？在普通聽眾之中？在我身前，還是就在我的身旁？
我仍然沒有找到他。但是我在主席台一側發現了小鄧。趁報告還未正式開始，我走到他座位的側麵，招呼他：“小鄧！可盼到這一天了，”我指指他胸前別著的大紅花說，“多光榮！”
誰知他微皺著眉頭，認認真真地對我說：“戴著這花我真臉紅。我那天在天安門廣場講的那些話，牛奶啦，啤酒啦，境界其實不高。我現在在想，要不要‘四化’的問題解決了，可對‘四化’不能光有個朦朦朧朧的向往，得把‘四化’究竟是什麽弄個清楚，得真刀真槍地為‘四化’作出貢獻啊……我希望，將來有那麽一天，我能因為真的為實現‘四化’立了功勞，戴上這大紅花，那才真叫光榮呢！……”
幾句話說得我心裏直濺浪花。我一邊回座位去，一邊品味著他的話。說巧也不巧，在走道上，我迎麵又碰見了編輯小唐。
“你也來啦？”我倆同時打招呼說。
“你還在塑他的像嗎？”她問我。
我點點頭，問她：“你還在編《天安門詩抄》嗎？”
她下巴一揚：“早發稿啦！我現在要搜集新的材料！”
我指指主席台上那一片戴紅花的英雄：“是搜集他們跟‘四人幫’鬥爭的事跡吧？”
“不。”她容光煥發地說，“搜集他們現在、今後怎麽為實現‘四化’立新功的事跡和想法！”
我心裏的浪花一下子湧起老高。小鄧和小唐都在朝前看。他呢？如果我找到他，他會怎麽跟我說呢？
我回到了座位上。報告會開始了。我聽著發言，我的巴掌同幾千個巴掌一樣鼓得發紅，我望著這群眾的海洋，這革命感情的潮水，這真理的光海和曆史的巨浪……
陡然，我眼裏像添了盞燈，心裏像豎了麵鏡。積蓄已久的意念像透鏡聚焦般匯成了灼熱的思想……
啊，我找到了他！
我悟出來——
他，就是人民。
他，就是科學。
他，就是民主。
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義無反顧的奮勇前進。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真理，要戰勝一切偽革命的謊言。
社會主義民主和隨之而來的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要戰勝封建法西斯專政，要消滅分裂與混亂、愚昧與僵化。
開完會回到家裏，我對塑像進行著最後的加工。塑像的主體是半截燈柱，我縮短了燈盞與他身軀的距離；他的形象是大半個身軀，斜攀在燈柱上，左手抱柱，右臂揮動著；他大睜著雙眼，那裏麵燃燒著真理的火焰，充滿了對祖國繁榮富強的渴求；他大張著嘴巴，滿臉真誠，激昂地號召著；塑像的底座，我處理成許許多多隻伸出的手，在努力托住他的身體：有老人的手，有少年的手，有男人的手，有女人的手；有帶老繭的體力勞動者的手，有比較纖細的腦力勞動者的手……
我反複修飾著這座塑像。我心中充滿了狂濤般的**。我真想向全中國的好人高呼：沒有找到他的要找他！已經找到他的要了解他、熱愛他、習慣他！我們要同他相依為命、永遠也不能失去他！……
塑像已經完成，不日公開展出。
1978年11月24日夜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