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人敲門。
誰呢？
2
我盼有的人敲門，同時又怕另一種人敲門。
這次的敲法，是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擊我那獨間小屋門上的玻璃，而且頻率急劇地加強著。
這一定是田歡，那二十五歲的大學生。我真不該在家，我怕他來。
3
這怕，不是懼怕之怕，而是怕麻煩之怕。或者，幹脆地說，就是一種厭惡的情緒。
我們這個胡同雜院裏的人們，對於各種各樣的人物，特別是青年人來敲我這間小東屋的門，已經習以為常。大家都知道我是個寫小說的，又多以青年人為描寫對象，因此都認為有各色各樣的青年人來訪我，正是我的福氣：不待去深入生活，生活本身已經找上門來了。
田歡的初次來訪，在我們小院引起了小小的轟動：他是坐著豐田牌小轎車來的。我以“一視同仁”的善意接待了他，但他還沒有離去，我便已經在心裏說：但願他今後不要再來。不為別的，就為他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別的青年來，或帶著稿子求教，或促膝談今論古，或傾吐滿腹牢騷，或者僅僅是出於好奇……田歡卻“別具一格”，半小時過去，我就明白，他是來占有我的。不是占有我的財物，也不是占有我的作品，而是來占有那令我當之有愧的東西。
進得門來，他用一雙轉動的靈活而迅速的眼珠打量著我問：“你就是苑直文？”
我點點頭。他又上下左右打量著我那小小的房間，踱了幾步，依然是很大的口氣：“這麽小！你那《交叉路口》就是在這間屋寫的嗎？”
我又點點頭。他低頭仔細端詳了一番，選中了我唯一的那架藤椅，坐了下來，一邊隨手翻動著我書桌上的書，一邊問：“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告訴他：“師範學院。”
他撇撇嘴：“你為什麽不上北大呢？南開、複旦也成啊。”
我告訴他：“我沒考上那些學校，我考上的就是師範學院。”
他扔下手中的書，把頭偏過去，找準角度，從對麵小櫃上的鏡子裏觀賞著自己的麵影，誇獎我說：“那你不錯啊，你寫的小說算是震了。原來我還當你是北大畢業的呢。”
我沒吱聲，我發現他的瘦長臉和大嘴巴很不諧和，不知他為什麽要那麽顧影自憐。
“你愛人她是寫什麽的？”他注視著鏡子，用手撫著長長的鬢角，接著提問。
“她什麽也不寫，她是工人。”
“工人？”他那正在撫鬢角的手停止了動作，抬眼瞥了我一眼，然後又把眼光收攏到鏡麵上，繼續撫鬢角，窮追不舍地問：“幹什麽的工人？搞工藝美術的？”
我說出了工廠名稱，他咧嘴一個冷笑：“集體所有製的吧？你怎麽找這麽個愛人！”
我勃然了：“依你說我該找個什麽樣的？”
他這才覺察出我的不快，停止了照鏡子，也停止了“查戶口”，眼珠恢複了活潑的轉動，笑嘻嘻地說：“我愛好文藝，我常訪問你們文藝界的人……”接著他就列舉了最近的活動：在哪個作家家裏遇見了哪個畫家，又在哪個電影演員家裏遇見了哪個京劇演員，等等，並且一口氣說出了一大串文藝界的“秘聞”：誰的長篇並非自己寫成卻即將出版，誰和誰離了婚，誰排斥了誰而終於主演了什麽電影，誰其實就是誰和誰的私生女……聽來倒也新奇有趣，不過我估計起碼有百分之九十純係謠言。
待他滔滔不絕的炫耀使我的耐性已達於極限，我便問他所來為何？他蹺著的二郎腿點著拍子，爽快地說：“你給我張照片吧，簽上你的名兒。”說著便從衣兜中摸出了若幹張照片，有的是頗為有名的演員，有的是頗為有名的畫家，也有頗為有名的作家；不過我注意到，其中隻有一張簽上了名字，所以這些照片是否全是人家親自送給他的，也還難以斷定。
我托詞說手頭沒有照片，難以奉贈，總算把他打發走了。
這以後，就有知情的青年朋友告訴我，田歡的父親是一個什麽部的負責與外商談判的副司長，他坐的那輛小轎車，就是人家部裏的，隻不過他和司機混得很熟，所以常常坐來坐去地擺闊。據說，他是所謂“合法後門”的得益者。何謂“合法後門”？比如他上這所名牌大學，如果他高考得分根本不夠錄取線，硬來上，那就是“非法後門”，風險很大；而他得分剛好騎著錄取線，因此他父親托關係同大學管錄取的人一打招呼，就把他收到這所大學了，盡管他的分數比別的同學低一截，而且因為他來就要擠掉一名分數高的，但這事好遮掩，不是要“全麵衡量”嗎？別人發現了來鬧，也還可以用一通冠冕堂皇的理由擋回去。再比如他手頭總有一兩台錄音機，什麽雙頻道、立體聲、附有鄧麗君原聲帶的，他都玩過。這都是外國客商送給他父親的禮品，按規定一律要上交，他總是先截下來玩一陣，玩膩了再上交，而這一台上交了，下一台又到手了，所以他總有得玩，比買下一台更富樂趣。你要是對這種情形有意見，他會辯解說：“沒違反規定呀，最後不是都上交了嗎？”也有的時候，上級允許不上交，而作折價處理，於是他就大做其錄音機生意，自己先買下，再加價賣給求之不得的人們，據說最多能從中賺個一百多元——這也很難抓住他的把柄，因為雙方是“周瑜打黃蓋”，而且可以解釋成他買了一台送給對方，而對方因為別的事贈了他幾百元錢。給我透露這些情況的青年朋友預告說，田歡再來的時候，很可能會動員我買台錄音機，並且會表示他可以給我“打聽”、幫忙。
果不其然。田歡第二回來，除了傳播些新的文壇謠言外，便由我的半導體收音機太舊，談及電唱機之不必購置，而終於落到錄音機之不可不有上，據說我如果能經常聽聽外國流行音樂的錄音帶，比如美國電影《午夜狂熱》的全套音樂，那我的小說便能寫得更具現代化風格。
我便故意說早想買一台，隻是買不到。
他便單刀直入地說：“我賣你一台好了，值五百塊錢，你給我五百五吧——隻收你五十塊‘手續費’，哈哈，我知道你撈了不少稿費，不過比起那些發了中、長篇的，你算個小戶，我不向你多要！”
他竟如此之坦率，坦率得我不得不對他虛偽，因為倘若我也坦率，我冒出的那些話便會使他頓生報複之心——我何必招惹麻煩呢？
我冷淡地表示這事恐怕不恰當，況且我一時也拿不出那麽多錢，總算又把他敷衍過去了。
然而，不久社會上就傳出一種說法，講田歡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寫的那篇引起轟動的《交叉路口》，其中的素材就是他提供的雲雲。我並不感到驚奇。是的，他田歡享盡了“合法後門”的樂趣，他家住房本來就很寬裕，他卻推動父親為他在新住宅區爭得了一個單元；本來某某賓館的“自助餐”是專供應外賓華僑的，但是由於餐廳某服務員是托他父親人情才分到這個工作的，因此他常在那個服務員值班時跑去白吃……不過這些也還不足以使他的靈魂充實。他父親有權，他可以仗勢，而且有錢，但是他還缺少那麽一種東西，所以他希望能附庸風雅，把我這樣的人也算作一個，可以通過接觸和宣揚，使自己同那麽一種東西沾邊。
他上次來找我是在十來天以前，顯得格外地躊躇滿誌，他宣布已決定去電影廠搞劇本，正在向學校請創作假，劇本將由某電影廠導演接，他前些時幫那導演從廣州朋友那兒弄來台七百元的錄音機，“他媽的讓那班混蛋敲了一家夥，不過質量實在他媽的好！”這麽說，他不滿足與文藝界的人沾邊，而要使自己成為電影劇作家了；我不反對任何人嚐試創作，但是我知道他其實是一篇作品也寫不成的。有一次他在同我談話時竟反問我：“金水橋在什麽地方？”又有一次他主動給我留下個“臨時通訊處”，把“秦皇島”寫成了“奏皇島”，由此可見其水平之一斑。對於他這種人鑽進某賓館白吃“自助餐”，白白享用“過路”的錄音機，我的憤慨還很有限；對於他這種人利用特權鑽營到我視為最神聖的藝術領域裏來，我氣憤得靈魂發抖了——我們難道真的將會看到所謂的“合法後門片”嗎？
他微笑著，他是有信心的。他父親有權，他可以仗勢，而且有錢，並且將因此而獲得那向往已久的東西了。他真是一個幸運兒！
可是，我的屋門雖然號稱向每一個來訪的青年敞開，我卻希望他一生一世不要再來。據說搞寫作的人應當冷靜地接觸一切人和一切事，我卻做不到。
然而，此刻的敲門方式，不是宣布著不受歡迎的人又跑來了麽？
4
我拉開了門。啊，不是他！我忽然格外地高興，我迎接客人的熱情一定出乎對方的預料，而我也在一種出乎預料的興奮中，暈暈乎乎了好一陣，才仔細端詳起來這位新的來訪者。
來者當然也是個青年人，中等個，皮膚黧黑，五官端正，眼睛閃閃發亮，唇上留著黑油油的胡子；衣著雖不能用“襤褸”二字形容，但起碼可以說是寒傖：土布衣褲，敞著懷，露出掉了色、盡是小窟窿的黑色粗毛線衣；一雙沾滿爛泥的自製布鞋（我這才想起外麵在下雨，我們這條仍舊是土路麵的胡同一片泥濘）。如果田歡看見了他，一定會用“土鱉相”三個字來嘲笑的，田歡自己總打扮成華僑或外籍華人的模樣，說句公道話，那倒的確模仿得頗為高明，足以亂真的。
我請來人坐到藤椅上，沏了杯熱茶請他喝，問他從哪兒來，找我有什麽事。
“我從新疆來的。”他不顧水燙，貪婪地啜著熱茶，坦然地說。
我吃了一驚：“從新疆來？出差？”
“不！”他擱下茶杯，兩眼直勾勾地望定我。
“那你……是來上訪的？”
“也是為了來找你！”他那兩顆黑眼珠黑得不能再黑，油亮油亮的。
“找我？”
“對。我的女朋友幫助我，湊了二百塊錢，就這麽來了。”
我盤算了一下以後，這樣問他：“你現在住在哪兒？”心裏一邊怦怦跳。
“住在東郊一個旅店——說穿了，那是個大車店，一個炕睡十個人，一個鋪位收五角錢，哈哈，倒不貴。”
我鬆了一口氣。倘若他沒有地方住，我是無法可想的。
“北京城裏的旅館是不讓我這種‘自流分子’住的，我隻好住在東郊，坐幾十站汽車來找你。”這時我才注意到，隨著說話，他嘴裏噴出陣陣酒氣，而且他的脖子，特別是喉骨下麵的那塊地方，布滿酒後的紅暈。
“找我幹什麽呢？”
“我也寫小說。找你談談。”
“你上當了。”我誠懇地說，“不少青年朋友都上了這個當，老遠地跑來找我，以為我有什麽秘訣，起碼有點經驗，其實我也是剛開始學著寫點東西，我是不值得你們花這麽大代價來找的……”
“啊，”他用黑得出奇的眼仁盯住我，忽然一笑，“你這麽說，我倒不想罵你了！”
“你是來罵我的？”
“你以為是來幹什麽的？當然是罵你。鬼才來向你打聽什麽秘訣，什麽經驗。我來找你，是為了當麵痛痛快快地罵你一頓。”
我沒有這種思想準備，我很狼狽。我拎過小小的糖罐，請他吃糖，以掩飾不自在的心情。但是糖罐裏的糖都吃光了，隻剩下半截果丹皮卷，那是我兒子吃剩的。我更加狼狽。他卻撿起那半截果丹皮卷，放進嘴裏吃了，然後從衣兜裏掏出香煙來，點燃抽著，把嘴唇噘得尖尖地噴著煙。
“你罵吧。我歡迎最苛刻的批評意見。”我終於鼓起勇氣說。
“好，我就來罵。你發表的小說，凡能找到的，我和她都看了……”
“他？”
“我剛才講過路芳的事，你不要故意追問。我和她都看了，我們仔細討論過。我們恨你，恨你真話假話一塊說。你說了真話，惹得我們看，找不著到處找，就為了看看你那些真話。可是你除了一兩篇以外，全都有假話。把假話糅到真話裏去，比全是假話的東西更氣人。你為什麽不堅持講真話，句句講真話？！”
“難。”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就這樣，已經有人要打棍子、扣帽子了。為了說出一句真話，有時候隻好用一句假話來鋪墊啊。”
“這樣不行。你們把人從夢裏喚醒，卻又用假話給他催眠，折磨人！我寫，就不這麽幹，我要全寫真話！”
“你寫了嗎？”
“這就是！”他從地上提起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那是我原來所忽略的，隻見帆布已經舊得掛絲，布滿油漬泥點；他費力地從挎包中掏出了一疊很不整齊的稿紙，遞到了我的手中。
“你這真話，我說假話的配看嗎？”我望著他，微笑著，心裏其實很不服氣。
“你配看。”他命令式地說，“因為你說的不全是假話。”
正在這時，我愛人領著孩子回來了。愛人一眼看見來客的一雙布滿汙泥的鞋，蹭到了床單上，但是她忍住了心中的不快，對來客客氣地點了下頭，又趁來客不注意，對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便開始在屋角洗起臉來。孩子照例不聽我的指揮，絕對不叫“叔叔”，而是把書包像擲手榴彈般地往大床深處一扔，便翻小人書去了。我看看書架上的鬧鍾，問來客：“吃過飯了嗎？在我們這兒吃吧？”
“吃過了。”
“怎麽吃得那麽早？沒吃過吧？在我們這兒隨便吃點吧！”
我聽見愛人把梳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擱。
“確實吃過了。我在東單一個人買了一隻雞，喝了半斤酒。我把剩下的半隻雞送給一個上訪的婦女了，她牽著個丫頭。”
“再在我們這兒吃點吧，”也許是他那後半句話的效果，愛人走攏來，確是誠心誠意地說，“喝點大米粥，我這就去煮。”
愛人去小廚房了，我跟了進去。
“趕明兒你留人你做飯。我幹了一天活，我伺候不來。”
每逢這種情況我隻得忍氣吞聲。我趕緊端鍋要淘米。
“回屋去吧，人家找你就為了跟你臭聊。”
我回屋了。不一會兒，飯菜都端進來了。愛人特意炸了蝦片和花生米。我知道，她的心是美的，隻是我們的生活條件太差了，一顆美麗的心是無法在這樣的條件裏充分放射出它的光輝的。
5
飯後，愛人帶著孩子到鄰居家看電視去了，這當然並非是因為她喜歡當天的電視節目，或者不懂得過多地看電視對兒子的學業是一大促退，這實在是因為我們的屋子太小，不足以同時容下四個人分三攤活動。
我這才問起來客的姓名、經曆。
他叫佟嶽，令我大吃一驚的，是他自稱是四川籍人。
“你怎麽跑到新疆去的？”
他沒有正麵回答，而是用那黑得令我心癢的眼睛狠狠地盯著我，幽幽地說：“我殺過人，你知道嗎？我殺過人的……”
我愕然了。
他平靜地敘述著自己的身世：“1958年，我十二歲，我的爸爸，一個小鎮上的小學教員，被劃成了右派。都說1957年是反右年，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他是1958劃的右派，據說那一年補劃了不少人，他就是我們鎮上的一個。我周圍的人，包括跟我們家鬥過嘴的鄰居，都說他是個本分人，可是他竟因為對鄉裏定的征糧高指標不讚成，說了幾句真話，被劃成了右派。還被開除了公職，背著鋪蓋卷回來了，媽媽跟他哭鬧，他隻是坐在床板上發呆，我記得清清楚楚，發呆，眼睛直勾勾地望著對麵牆上，一塊掉下泥灰露出竹篾的地方。從此全家就靠媽媽一個人在紙盒廠當工人掙錢養活，爸爸天天背上魚簍去釣魚，有時我也跟著他去，釣了魚我們就跑到集上去賣，可是往往買主都把魚繩掛到手指頭上了，旁邊有個小孩嚷一聲：‘他是右派。’買主就又把魚退還給了爸爸。後來他釣魚就單為給家裏吃了，可連家裏人也看不起爸爸，六歲的四妹有一回竟用手指羞著說他：老右派，不做事，光吃飯！他就擱下碗，沒有再吃下去。我那時比較同情他，可是年歲太小，也不大懂他心裏的愁苦。有一天他釣來好幾條大魚，趁我們都不在家，一個人煎了，下酒吃了，吐了一桌魚刺，然後就上吊了。媽媽受刺激，大病一場，我們簡直沒飯吃了。我就恨起把爸爸劃成右派的人來。一天夜裏，我把菜刀藏在懷裏，跑了十幾裏路，跑到爸爸教過書的學校，我知道校長是誰，見過，一個女的，才三十多歲，我想就是她把爸爸劃成右派，害得我們家這麽淒慘的，我要殺了她！”
“你……殺了她？”
“我溜進她的屋子，她正睡著。月亮光照進屋，我見她摟著三歲的女兒，睡得正香。我忽然想到，我把她殺了，她的女兒可怎麽辦？我看見了床邊桌上，有個用碎布頭縫的小球，裏頭塞的是棉絮線頭什麽的，還沒有縫完，一根帶線的針插在上頭，月光下亮閃閃的；那是她縫給女兒玩的，我把她殺了，她的女兒就玩不成這個球了……原來她也是人，也有女兒，也想讓女兒玩球，買不起就自己縫；她確實把我爸爸劃成了右派，開除了公職，害得我們家鬧到這個地步，她是我的仇人，可是望見那隻沒縫完的布球，特別是那根在月光下亮閃閃的帶線的針，我下不了手……我就又把菜刀揣進懷裏，跑回家了……”
“啊……”我籲出一口氣來。
“過了幾個月，媽媽病好了，大姐從高小退了學，當了臨時工，我們家又能勉強過下去了，我就把這件事，向班上的老師坦白了。他當時就匯報了上去，第二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起來了，我被帶到了爸爸原來教過書的學校，開了批判會，說我是搞階級報複。那個女校長恨我恨得臉上的肉直跳，公安局說我不夠法定年齡，批判完了就放了，她不答應，於是我被送去勞動教養……教養了兩年，我出來了，誰都瞧不起我，誰都不需要我，學校不收我，當臨時工的機會也沒有，我就偷起東西來，我被抓住，銬起來——經常是同別的犯人銬在一起——挨打，被人啐唾沫，關在臭烘烘的、生滿虱子的牢房裏……可是一放出來，我就又偷！……”他的黑眼球閃著倔強的光，嘴唇抿成了一條線，粗壯的脖子上，一道原來我沒注意到的刀疤，鼓得高高的，隨著筋脈一高一低地起伏著。
“後來呢？”
“後來我決心重新做人，我就卷起鋪蓋卷，一個人搭火車、坐汽車、走路，到新疆去了。”
“戶口呢？”
“要什麽戶口。那裏非常偏僻，地多人少，隻要去幹活，就能掙工分。你不要一聽新疆就滿耳朵冬不拉響，滿腦子小繡花帽子和花布拉吉。我們那個村子百分之八十五是地地道道的漢人，不是放牧牛羊而是種莊稼。你要相信我，我到了那兒就成了個誠實的人，憑力氣吃飯，你看我現在的身體，你看我這一雙手。”我這才看出他肩膀的厚實敦壯，我注意到他一雙粗大的手不但布滿了老繭，而且右手大拇指缺了小半截。
“你是怎麽轉念的？怎麽一下子就決心遠走高飛重新做人？”
“批判和大道理對我這個人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反而是另外的事。我最後一次從牢裏出來是1964年夏天，我從兒時上過的學校走過，聽見裏麵傳出打乒乓球的聲音，我的乒乓球曾經是打得很好的，在我爸爸自殺以前，我得過一次亞軍，所以我不由自主地走了進去，邁進了賽乒乓球的屋子——我一進去，正在打的兩個同學突然都不打了，他倆不約而同地離開球台，去把擱在一邊的外套抓在手中，用那樣的眼神望著我——他們是怕我掏走他們的錢包。你說怪不，這個鏡頭忽然使我良心發現，我跑出了學校，跑到了河邊，我把所有衣服全都脫光了，跳進了河裏，使勁地遊泳，我拚命地用手腳往下按水，使自己浮起來，我腦子裏轟轟地響，隻有一個聲音：我不了、不了、不了！緊接著第二天又發生了一件事，我靠在牆上曬太陽，心裏頭像梗著根竹竿，忽然有人叫我：‘佟嶽！佟嶽！’我抬頭一看，是公社副書記老李，這個老李以前我隻是認得他，從來沒注意過他，他為什麽那麽驚訝地叫我？難道我又犯了什麽罪過？‘佟嶽！佟嶽！蜈蚣爬上你脖子了！’我本能地一拍，把一條半尺長的蜈蚣拍下了地。我很奇怪，我這麽一個人，就是被蜈蚣咬腫了、咬死了，又有什麽可惜？這個老李怎麽這麽可惜我？我抬起眼睛，隻見老李走到我的眼前，他那時頂多三十多歲，瘦格格的，用瘦巴掌拍了我肩膀一下，其實是很平淡地說了幾句：‘佟嶽呀，你年紀輕輕，為啥就這麽半死不活的呢？我看著你可惜哩！你要是好好作活路，我看你出息大哩！’他說完也就走了。他一定不知道他這幾句話的力量，這幾句話就把我一生給決定了，沒幾天我就跑到天山腳下，隱姓埋名，一下子就這麽多年！”
“家鄉的人，你的媽媽，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嗎？”
“我媽媽知道，我給她寄過錢，所以家鄉的人也知道。‘**’當中，一紙外調信函，使大家知道了我是右派的兒子，所以，一直抬不起頭來。白天我悶頭幹活，晚上我就看書——也真是巧事，‘**’當中，我們公社中學的圖書館所有的文藝書幾乎都被宣布為毒草，這些‘毒草’被扔到了一個大坑裏，原來說要燒掉，後來不知怎麽的又沒燒，用沙埋了，我就常常去挖一點帶回我那屋裏，看呀看……結果，我愛上了文學，我手癢了，我就寫小說……”
“你一直沒有成家嗎？”
“誰說的？七年前我就有老婆了，我們有兩個孩子……”
“那，你說的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當然不是老婆。我老婆也是個出身不好的‘黑五類’，我們就憑都讓人瞧不起這一點，互相可憐，結婚了。可我並不愛她，她其實也不愛我。我們就這麽過，我看中國人裏有不少是這麽過，沒有愛情，也不一定厭惡……女朋友是這兩年從縣裏分來的師範學校畢業生，在我們村學校教書，比我小很多，愛文學愛得不要命，為了你一篇該死的小說，我們倆能吵上兩三個鍾頭。我愛她，她也愛我。可我不能跟老婆離婚，她沒地方去，還有兩個孩子。我那女朋友說她一輩子不結婚，一輩子當我的朋友……”
“你不應當自私，你應當勸她結婚……”
“和誰結婚？和心愛的人？她心愛的人就是我。”
我望見他那黑亮得讓人沒法形容的眼睛，知道改變他的意念是不可能的了，便沉默下來。
6
這天晚上我趕寫一篇稿子，睡得很晚。夜裏，我迷迷糊糊做了好多夢，我仿佛看見佟嶽手裏拿著一把菜刀，就站在我的床前，忽而他把菜刀扔掉，脫光衣服跳進了一條大河，高濺的白浪花裏，跳動著他黝黑健壯的身軀……
第二天清早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天光已經透過半開的窗簾，亮晃晃地照到我的被子上。愛人和孩子都走了，桌上撂著兩隻喝空的粥碗，無言地指示著我起床後應盡的義務。
這時，又響起了敲門聲。還是那種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擊門玻璃的噠噠聲，而且頻率急劇地加強著。
一定是佟嶽又來了。他好不容易從新疆來一趟，我應允同他多談幾次。我答應留下他的小說稿，抽空就看，然後陸續給他寄回去，當然要提些意見——我估計那都是難以公開發表的東西，我沒有說“如果好，向刊物推薦”的話，以前我曾輕率地同一些文學青年講過，結果弄得很被動，編輯部和文學青年雙方對我都很有意見。
我一邊答應著：“就來！”一邊匆匆地下床穿衣。穿好衣服後我先把唯一的兩扇活窗打開，屋裏憋了一夜的蚊香氣，摻和著我一家三口呼出的廢氣，實在難聞。從窗縫中飛出幾隻血肚黑蚊，舉手拍去沒有拍中。於是我走到門邊打開了門。
門外站著的是田歡。
我非常失望，而且壓不住厭煩：“你？”
“我。”田歡大搖大擺地進了屋，徑直走向藤椅，先把上頭的坐墊拿起來抖了抖土，然後再擱回去，輕輕地坐下。
“又寫什麽啦？”他偏頭向桌上望去，毫不客氣地拿起桌上的稿紙，翻動著。
這是最讓我難受的事。我沒有成篇的東西，最怕別人看，就連愛人偶爾從我肩後探一下頭，我也要不自在，常常引起口角。
我從他手中抽出稿紙，擱回桌上，明確地給他個釘子碰：“你不要管。”
他無所謂，從隨身帶來的手提包裏，取出一隻厚厚的稿袋，“啪”的一聲摔到我的桌上，笑嘻嘻地說：“你給看看！我們的本子。”
仿佛他用不著知道我有沒有時間、有沒有興致來讀他們那個本子，仿佛他讓我讀，是對我的一種賞臉和恩賜。
我沒有作聲，隻瞥了一下稿袋上寫著的題目：《漓江詩女》，下麵並列著三個署名，頭一個是他。我懷疑這個本子的閱讀價值，因為我可以肯定田歡其人雖然對漓江和姑娘都不陌生，卻基本上與詩無緣；但是我又相信這個本子八成能拍成片子，因為我知道署第二個名字的正是那位從田歡手中買到錄音機的導演，而第三個名字則是一位隻熱衷開家庭舞會而從不讀書的幹部子弟，他的唯一長處就是他爹的職務相當不低。我注意到導演的名字後麵有個括弧，寫著“執筆”字樣。我真該為這位中年導演一哭。
“我們想先在刊物上發表一下。你得幫我們把這事辦成。”他厚顏無恥地扳動著指關節說，“你以後也有用得著我們的時候。發出來領了稿費，咱們先去全聚德，你把老婆、孩子全帶去，咱們不喝中國酒，我有從友誼商店買的三十三塊錢一瓶的蘇格蘭威士忌，喝完了瓶子給你兒子當涼水瓶用。”
幸好這時又有人敲門，不然也許我喉嚨裏的一團火就噴出來了。
這回來的是佟嶽，我覺得他對我是那麽寶貴，我一把握住他肌肉結實的胳膊，把他拉到床邊坐下；於是他一雙沾滿汙泥的鞋又蹭到了床單下擺上，在我愛人曾嘮叨過幾句的汙跡下，又添上了新的汙跡。
我沒有給他們雙方介紹，他們兩個對望著，兩個人眼裏都毫不掩飾地流露著鄙夷的神情。我望著這個場麵，心裏湧出一股複雜的滋味。他們兩個各自有著完全不同的父親，這就決定了他們兩個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過去是這樣，現在仍未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將來呢？
我盡可能平和地對田歡說：“好，本子就留下吧，我下星期一就給你回音。”
他站起來，分明不僅是說給我，而是首先說給穿土布衣服的佟嶽聽：“我跟學校請了創作假，明天我們就去承德煙雨樓，在那兒寫第二個本子；如果那兒的小灶敗胃口，我們下星期可能就轉移到無錫太湖邊上去，你先等我的信吧，信上我會把信箱號碼告訴你的。”
我忍耐住，把他送出了門，他不怕屋裏的佟嶽聽見，在門外對我說：“那小子是上訪的吧？你少理他們，省得給你惹事。”
我回到屋裏。佟嶽一句也不問關於田歡的事，顯然，不是不感興趣，而是已經看透。我想到佟嶽雖然比我小五歲，但他的閱曆卻分明比我豐富。
我坐到藤椅上，誠心誠意地報他以微笑：“我們再敞開談談吧！”
“不談了。”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回去。”
“為什麽？你不是第一回來北京嗎？不是還有事上訪嗎？……錢和糧票不夠我可以給你點……”說到“錢”字，我意識到自己臉紅了。其實這又何必？
“我到長安街上走了走，是漂亮。可是我鑽進街上的胡同往裏走，心裏就難受。為什麽三十年了，光是把街麵弄得漂亮了一點，稍微向裏深入一點，馬上就經不起推敲？這幾天下雨，那些胡同裏多少房子漏雨，我從破舊的大門望進去，蘑菇似的小房子，自己蓋的，高高低低地擠在一起，院子裏汪著水，小孩子用樹棍打水玩……這不該是離長安街幾十米應該有的景象……”
“那麽，你認為造成這種景象的原因是什麽呢？我們應該怎麽去解決這些問題呢？”我認真地問。
他沉默了大約半分鍾，忽然眉毛一揚，用低沉的嗓音說：“我本來不想告訴你……你知道我那女朋友是什麽人嗎？”
他是怎麽回事？為什麽忽然扯到這上頭來？我沒吱聲，隻聽他慢悠悠地說：“她是從內地下到新疆兵團的知青，後來上了師範，畢業以後分到我們那兒小學校的……”
我提醒他：“你已經告訴過我了。”
他聲音高揚起來：“可是我沒有全告訴你。我們兩個先從文學上接近，後來，交往深了。她有一次偶然提起她的父母，她的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同她母親離婚了，她的母親死在1967年，是經不起揪鬥，上吊死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右派’……你為什麽好像不願意聽這些？這種事太多太多，不稀奇了是不是？當初我剛開始聽她講，也是這麽個勁頭，我雖然也同情她，但並不震動；後來，她就從箱子裏拿出一樣東西，說是她媽媽的遺物，你猜那是什麽？”
他睜眼望著我。我不知道他為什麽要這樣。我怎麽猜得出來？為什麽非要我來猜？
“告訴你，你記住——”說到這裏，他兩眼像放射出了電光，簡直要穿透我的心肺，然後，他幾乎是一字一頓地宣布說，“那是一隻破舊的、用布片縫的球，裏頭填的是棉絮和線頭……”
我不由自主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心髒仿佛猛地被電流擊中，騰騰騰地幾乎要衝出我的胸膛……
“當時，我一把搶過那隻布球來，紅著眼嚷：‘你媽是校長！’”
“‘是呀，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嗎？’”
“‘她是“漏網右派”？哈哈哈……’我狂笑起來。”
“‘是的。造反派說她反右的時候不堅決，有的人五七年就該劃右，她拖呀拖到五八年才去劃……’”
“我就大聲問她：‘你知道她五八年劃的右派裏，就有我的父親嗎？’”
“‘你的父親？！’她五官整個亂了，完全變了模樣。”
“‘哈哈哈……我父親經你媽的手劃成了右派，卷起鋪蓋卷滾回了家，後來就上吊死了；八年過去，你媽又被說成是“漏網右派”，也上吊死了！哈哈哈……’我抱住頭笑，一直笑到又抱住頭哭。”
“我把一切都告訴了她。她原來沒問過我是從哪兒到新疆去的，怎麽去的；我也沒問過她的家鄉在哪兒，家裏有些什麽人；我們都回避問這些問題。現在說開了，我們才明白，原來我們‘不是冤家不聚頭’。那天，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那隻破布球夾在了我們胸脯之間，我們的眼淚打濕了那隻球……我三十歲，她才二十一歲，我們加起來也不過剛過五十歲，可是我們仿佛一下子都變成了六七十歲的人，我們覺得悟出了許多的真諦，我們成熟得連我們自己都害怕……”
我重重地坐落到椅子上，用手支著額頭，仿佛被人用重錘敲擊了一下。
“你明白了嗎？這就是我對你那問題的回答——中國為什麽搞成了這個樣子？就是因為吃了極‘左’的虧！開頭，是好人出於好心‘左’，後來，林彪、江青那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就憑著比‘左’還‘左’得了勢，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個勁反右、反右、反右，結果，跟著反右的人自己也成了右派，讓人家活不下去的人自己也活不下去……中國要想前進，就要狠批極左！你們文學家還猶豫什麽呢？怕什麽呢？……”
我抬起頭，望著佟嶽那剛毅的麵容，那充分體現著男性美的小胡子，那黑得像潭底青玉般的眼珠，那整齊、結實的兩排白牙，那脖子上隆起的傷疤……我忽然覺得，他就好比是一座荒莽的大山，這大山上確實生著雜草、露著亂石，沒有森林綠蔭，沒有溪泉瀑布，不入名勝之流，不堪耕種收拾……但是，這山下卻埋藏著最珍貴的黃金！
我依依不舍地把他送走。我心甘情願地送了他一冊處女作，一張簽有名字的照片。他不讓我送出胡同口，他給我的臨別贈言是：“批極左要從講真話開始。你要句句都講真話。真話讓我活得下去。真話能救中國。”
他走了，給我的床單上留下了汙跡；他走了，在細雨中打著一把破舊的藍色塑料傘，我臨到最後才看出傘上用紅漆寫著的旅店名字，原來那是他租用的；他走了，他的背影絕不高大，但是厚實、淳樸；他走了，給我留下了一疊邊緣打皺、沾有水漬的稿子；他走了，給我留下“我殺過人的……”這樣的永遠難忘的聲音；他走了，他使我永遠難忘那隻用碎布縫成的、裏麵填著線頭和棉絮的球；他走了，他的妻子和女朋友都在等著他，還有他的孩子；他走了，要走幾千裏，要走到對我來說猶如天涯般遙遠的地方；他走了，我應當做些什麽？在這塊被十年浩劫弄得人與人之間缺乏真誠的信賴的土地上，我對他所給予的信任和托付，何以報答？……
7
夜雨嘩嘩。我坐在自己的鬥室裏，沉思著。一開始，我隻為田歡那樣的幸福青年過分的幸福而憤慨，為佟嶽這樣的不幸青年如此地不幸而抱不平；漸漸地，我的心平靜而充實起來，我意識到，要改變田歡的個人品質也好，要開采出佟嶽那深埋的黃金也好，關鍵還在改造他們所處的環境，而要使這環境在各方麵都真正稱得起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我們也許還得付出昂貴的代價……
當然，事情要一點一滴地做起，我有義務立即行動，用我當之有愧而畢竟已有的影響，靠我的努力活動，去為佟嶽這樣的青年開路，去為金礦尋求開采者！我想到了自己，如果不是有那麽多熱心可感的前輩和先行者為我奔走呼號，僅憑我自己的一點點才力，我就能達到今天這個地步嗎？我不能守成，我要勇猛精進，我要為走在我後麵的弟妹們搭橋做梯……
8
又是一個清晨。
又有人敲門。
我去開門。
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