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十月，又一個反黨集團被粉碎了。
這次和七一年的那次可是大不相同，七一年那次是所有的中國人在迷惑中不得不接受一個已經發生了的事實，而這次好像是所有的人都盼望已久的必須要發生的事實。
說真的，好像所有人都高興，所有的人都有歡欣鼓舞的感覺，連那些不到十歲的孩子們都在老師的帶領下上街遊行去了。
我們是通過紀錄片看到那些場景的，我就納悶，這些孩子們懂嗎？他們難道和文革初期的我們有什麽區別嗎？
不管怎麽說，這次事件對我們部隊的影響幾乎沒有，說明這個反黨集團對軍隊幾乎就沒有影響力，這是與五年前的那一次最大的區別。
我們還清楚地記得，五年前的九月，我們的機場可是在瞬間變成了陸軍的天地。
可這次，一切都顯得是那麽的平靜。
那年年底，萬世輝來向我告別，他要回北京了。
“夠快的啊。”我冷笑著。
“也不祝賀一下我？”他對我笑著。
“你幸福嗎？你還有摸電門的感覺嗎？”我問。
“別招我啊，我警告你！小心揍你。”
“我瞧不上你，萬世輝。”我湊近他的臉，一字一句地說。
他冷冷地看著我，沒有說話。
“你看看，我們周圍有那麽多的人，有那麽多有權有勢的人，可他們都沒有走。你忘了你的理想了，你忘了你為什麽要當飛行員了？北京真的那麽好嗎？真的值得為此放棄一切嗎？知道嗎？我看不起你！”
“你以為他們不會走嗎？他們是那種想去哪就可以去哪的人，我們可以跟他們比嗎？”萬世輝開口了。
“你胡說，他們是誰？他們是開國元勳的後代，他們比你有理想，他們不會做這麽沒出息的事。”我發現我不想再和他說什麽了，我們已經沒什麽可說的了。
“回北京記得和我聯係！”
身後響起他的聲音，我沒有回答，我管自己走了。
沒過多久，我就知道我錯了。
那年年底，我終於成了有資格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人了。
老話說得對，樹挪死人挪活。
我的新指導員對我不錯，他好像很欣賞我。
其實分隊長送我的那句話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在四處露尾巴了，我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
萬世輝走了不到半年，我就發現我原來的認識是錯的。
那些高官的後代們隨著政治局麵的穩定，隨著他們父輩或是祖輩職務的恢複，他們以令人驚異的速度消失了。
他們回北京了，他們去了他們想去的地方，比如軍事院校，比如研究機構，比如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
萬世輝說得對，他們是那些想去哪就可以去哪的人，我們不可以和他們比的。
萬世輝錯了嗎？他沒有出生地那樣的家庭，但是他可以把自己變成那樣家庭中的一員，他錯了嗎？
我困惑，我不理解。
不是都說要去最艱苦的地方嗎？不是都說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嗎？
但是我不再發表意見了，雖然我對這些人的做法很不滿，甚至很憤怒，但是我不再說了。
我終於長大了，因為我知道為了環境為了生存而改變我自己了。
我就要滿二十二歲了，我就要成為一個有七年軍齡的老兵了。
二十二歲那年，我又回到了學校。
因為我們的軍隊要正規化了，軍官們都要經過正規軍校的教育，所以我也被送進了軍校。
那一年，我們部隊去軍校學習的有十來個，別人都去了信陽，就我一個人被分到了遙遠的長春。
你說我這個人是個什麽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