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我永遠都無法僅靠自己而確立，總是需要內在、外在的支撐和證明。曼紐爾·卡斯特認為，“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1]，而事實上，經驗與意義反過來也是認同得以構建的基礎和前提。因此，認同的建立是需要條件的，這種條件既包括內在的意義感，也包括外在的身份感，既包括精神層麵，也包括物質層麵。
一、資本及其類型分析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對資本的占有和使用成為人的社會身份確立的核心條件。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地位是由一個人所掌握的資本數量及強度決定的，而資本的數量則取決於特定社會中資本的分配方式。所謂地位之爭實際就是資本之爭。資本位於力量的中心，同時也位於權力與地位的中心。”[2]這種資本並非古典經濟學中狹義的“經濟資本”，而是布迪厄所提出的“資本的所有形式”。因為，“除非人們引進資本的所有形式，而不隻是思考被經濟理論所承認的那一種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釋社會世界的結構和作用的。”[3]因此，在完整的意義上探討社會轉型中的教師自我認同，就需要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下理解和認識資本的含義及類型。“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得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也是以這些形式去進行自身再生產的潛在能力，因此，資本包含了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4]在更深刻的意義上，“資本是一種銘寫在客體或主體結構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條強調社會世界的內在規律性的原則。”[5]因此，就本質而言，資本並非隻是單純的貨幣形式，而是內涵著主體性的力量，並成為社會生活中一種強有力的規定性力量。布迪厄以及其後的社會學家對資本的理解和解釋突破了經濟學的窠臼，使其內涵和外延都得到擴展。
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資本表現為不同的形態，最基本的形態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道德資本。不同的資本類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並且最終都可化約為經濟資本。在市場經濟中，物化的甚至更直白地說以金錢為衡量標準的價值體係成為人們自我認同建立的重要的價值依據。
（一）經濟資本
經濟資本是最經典的資本類型，也是最原始的資本形態。經濟資本的表現形態就是貨幣。在市場經濟下生活的人們，被貨幣這把標尺**裸地衡量著。經濟收入的多寡最直接地影響著人們內心對自我價值的衡量和感覺。這正是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在整個社會中占據著“支配性的地位”。在馬克思看來，支配現代社會的主要是資本的總體性邏輯：資本作為一種“總體性權力”，支配著社會的整體矛盾運動，同時又滲透到社會生活的細微層麵。無論是宏觀的國家體製性權力，還是微觀的瑣細權力形式，都是資本關係的“轉化物”或“衍生物”，都服從於資本無限增值的邏輯。從總體上看，現代社會就是“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在現代性條件下，資本成為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無論是經濟領域的商品生產、政治領域的權力生產、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生產還是日常生活領域的個人身體的生產，都服從於資本生產的總體性邏輯，這就是現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6]馬克思對於經濟資本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和權力進行了深刻的揭示。而另外一位社會學家西美爾則直接對作為經濟資本表現形態的貨幣的本質做了更為精辟的分析。在西美爾看來，雖然貨幣古而有之，然而，現代經濟生活卻使其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貨幣成了個人生命中“不受條件限製的目標”。從前，人們渴求的人生目標——比如美好的愛情、神聖的事業——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錢這樣的人生目標卻是人隨時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換言之，前現代的人生目標乃是一個恒定、潛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種“持續不斷的刺激”。[7]如今，金錢成了現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標。從前，宗教虔誠、對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續的精神狀態，如今，對金錢的渴望成了這種持續的精神狀態。所以，在西美爾看來，“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的說法絕非比喻。西美爾指出，以金錢為中心與以上帝為中心所產生的生命感覺有形式上的相似：上帝的觀念超越了所有相對事物，是終極性的抽象綜合；在上帝觀念中，生活的矛盾獲得了統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調和的東西找到了和諧。同樣，貨幣超越了所有具體事物，顯得可以調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錢越來越成為所有價值的絕對充分的表現形式和等價物，它超越客觀事物的多樣性達到一個完全抽象的高度。人們相信金錢萬能，如同信賴上帝的全能。[8]
（二）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現代意義的第一個係統詮釋者當屬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他從社會關係網絡的視角來理解社會資本，並把資本區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形式。他認為，社會資本就是社會聯係、社會榮譽和社會尊敬的資本，[9]社會資本是比較穩定、製度化和可持續的一種社會關係網絡，這種網絡可以提供一定的資源。它存在於親屬關係、職業關係、組織關係和鄰裏關係等之中，並通過製度化的網絡關係和固定化的行為得到保障和加強。布迪厄眼中的社會資本除了資源性和社會關係網絡特性外，還具有高度生產性的特點。憑借社會資本，行動者可以直接獲得經濟資源，如補助性貸款、保護性市場以及投機取巧等；同時，它也能通過與專家或有知識的個體接觸提高自己的文化資本。
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的定義由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征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他還指出了社會資本的三個特性：第一，社會資本具有不可轉讓性，因為它是一種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的特征一樣，社會資本對其受益者而言，不是一種私有財產；第二，社會資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質，如信任、規範、信息網絡等；第三，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主要指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地位同等重要，盡管資本形式不同，但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屬性，即資本的生產性，正是具有生產性的特性，它使得行動者的目標取得變為可能。相反，如果缺乏社會資本，這些目標是不會實現。
（三）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是布迪厄將經濟學概念成功地運用於文化研究的典型例子。它是布迪厄對馬克思的資本理論進行非經濟學解讀之後提出的一個社會學概念，在其思想體係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文化資本泛指任何與文化及文化活動有關的有形及無形資產。盡管我們無法像對待經濟資本那樣對其實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卻發揮著與金錢和經濟資本相同的作用。布迪厄將其劃分成身體化形態、客觀形態及製度形態三種基本形式。文化資本的回報既可以是金錢與社會地位等物質性利潤，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評等“象征性利潤”。
“文化資本”的身體化形態指行動者通過家庭環境及學校教育獲得並成為精神與身體一部分的知識、教養、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產物。“身體化”（incorporé）一詞有“成為精神與身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之意，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話說就是一種“慣習化”。正如行動者可以通過勞動獲得物質財富那樣，他同樣也能夠通過學習來積累知識、提高文化修養。但是，如果這些知識與修養沒有經過充分的吸收和消化並最終轉化為行動者精神與身體的一部分的話，那麽它就很有可能流於表麵形式，成為一種僅僅用來裝點門麵的臨時性知識。隻有當這些知識和修養真正成為行動者精神與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時，它才有可能轉換成一種“身體化”文化資本。文化資本的製度形態就是將行動者掌握的知識與技能以某種形式（通常以考試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認並通過授予合格者文憑和資格認定證書等社會公認的方式將其製度化。這無疑是一種將個體層麵的身體化文化資本轉換成集體層麵的客觀形態文化資本的方式。從這一意義上講，製度化文化資本是一種介於身體化文化資本與客觀形態文化資本之間的中間狀態。象征資本具有生產與某一特定場域有著特殊關係的象征資本並捍衛這一資本的功能。任何形態的資本都可以和其他資本進行轉換，而且它們都屬於一種貨真價實的“資本”。但是，人們之所以還要對這些不同種類的“資本”進行區分，主要是因為每一種形態的資本隻有在創造出這一資本的特定場域內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固有效用。
（四）道德資本
在道德滑坡的變革社會中，道德品質的稀缺使得道德資本具有更加珍貴的價值。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中，道德品質的擁有都會延伸出一部分無形的價值，而這部分價值包括信任、尊重等都可以使個體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增值。因此，在個體所擁有的不同類型的資本中，道德資本具有基礎性的價值，能夠對其他類型的資本產生輻射性的影響。而對於一些特定的職業而言，道德作為一種建立威信和信賴的資本的特征會更加突出和明顯。而教師職業、醫生職業等就屬於這樣的職業。這些職業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人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使其更好地實現職業價值。
二、教師自我認同與資本的關係
教師職業並非直接參與市場的職業，這就注定了其無法在物質層麵上取得絕對的優勢。在市場經濟這一大的“場域”中，教師所擁有的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屬於布迪厄所說的“弱勢資本”，而經濟資本則上升為“強勢資本”。於是，教師的精神失落和物質貧乏幾乎同時發生，使其無法對自我價值和身份進行足夠自信的確認。經濟資本在社會身份衡量體係中的強大造就了大量的“勢利者”，身處“勢利者”之中的教師，由於其在經濟資本上的劣勢而麵臨著被“小看”的處境。因為，“與勢利者相處，可以使我們惱怒，也可以使我們緊張和氣餒，因為我們會感覺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說我們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們根本無力改變勢利者對我們的歧視。我們也許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隻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設，勢利者隻會漠視我們的存在。”[10]教師所擁有的知識和文化，教師對學生付出的情感，在這樣一個功利冷漠的時代無法得到人們足夠的尊重和關注，教師的自我無法昂然挺立。而尋求自我認同幾乎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於是，取與舍，得與失，都在資本的占有和轉換中發生，而教師自我也在這一過程中變化甚至扭曲，陷入自我認同的危機。
[1]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曹榮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5.
[2] 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148、154.
[3] ［法］布迪厄.布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
[4] ［法］布迪厄.布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
[5] ［法］布迪厄.布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
[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1.
[7] ［德］西美爾.貨幣哲學［M］.朱桂琴，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59、71.
[8] ［德］西美爾.貨幣哲學［M］.朱桂琴，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59、71.
[9] ［法］布迪厄.布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8.
[10] ［英］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M］.陳廣興，南治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