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的客觀基礎、內在本質和基本結構表明，人類意識是在人類同周圍世界的現實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為適應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因此，在對意識世界本身作了考察之後，有必要從意識和世界的相互聯係方麵，進一步探討意識的特點和作用，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全麵地理解和把握人類的意識。
一、意識與實踐的關係
意識作為人們在對象性活動基礎上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觀念的反映方式，它對人的實踐活動具有絕對的依賴性。人的生存和發展是以他的現實的對象性活動為前提的。離開了這種現實的活動，包括意識在內的整個人的生命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說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是意識世界更為深刻和完整的本質。把意識和實踐活動等一切現實的對象性活動相聯係，全麵地揭示出人類意識的社會實踐的性質，正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特色和重要貢獻之一。
在哲學史和心理學史上，有的學派把意識同世界、行為、活動割裂開來，隻把意識作為純粹觀念的東西封閉在自身中來研究；而有的學派則把行為、活動同意識相分離，隻把人的行為活動當做無意識的東西來研究。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特點，是把人的實踐活動引入意識論，從主體和客體、意識和物質的現實的、辯證的統一方麵全麵地規定和研究人的意識。
主體對客體世界的對象性的實踐活動，既是人類意識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人類具有意識能力的自我確證。正是“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18]。意識是人的頭腦中的對象性關係和活動，它必定是以人的外部的物質的對象關係即實踐為其現實基礎和中介的。現實存在著的外界客體，首先是人們實踐改造的對象；人同外界環境的關係，最直接的現實關係是實踐性的關係。
從曆史的發生學來看，也證明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理論關係是在滿足人們物質需要的實踐活動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認為，人們決不是先“處在這種對外界物的理論關係中”，而是通過現實的實踐活動來取得一定的外界物，進而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的。正是由於這種現實活動過程的不斷重複，這些能滿足人們需要的外界物及其屬性，才被逐漸烙記在人們的頭腦中，人們也才由此而學會“從理論上”把這些外界物同別的外界物區別開來。[19]
人的實踐活動不但為意識提供了現實的對象和內容，而且也為意識提供了現實的主體。這是因為，人之所以成為現實的意識主體，是由於人們獲得了一種與動物行為活動有著本質區別的新的適應周圍環境的現實方式——對象性的實踐方式。人們隻有在改造對象世界的實踐活動中，才能在實踐的和觀念的兩個方麵都成為與周圍環境既對立又統一的活生生的主體。更重要的是，在對象化的實踐活動中，人們既不斷地再生產著外部的對象世界，同時也不斷地再生產著全新的主體，即人自身。不僅如此，實踐的物質活動還為人們的意識活動提供了越來越廣泛和重要的認識工具。
因此，考察意識活動的實踐本性是十分必要的。實踐活動為意識的產生和發展所提供的現實客體、現實主體和現實工具，實質上是實踐客體、實踐主體和實踐工具以及主體和客體之間實踐關係向人腦思維活動的內化。意識的結構和實踐的結構存在著直接的相關性。這表明，實踐活動直接規定著意識的本質和結構，並構成了意識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的意識、“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20]。
改造世界的對象性實踐活動過程，同時也是人的意識存在和活動的最基本、最直接的方式。就意識和大腦關係來講，意識是人腦的機能，但從意識和實踐活動關係來看，意識則是人們掌握外部世界和自身的一種現實的存在和活動方式，而且人的意識歸根結蒂是為實踐活動服務並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表現在對象性實踐活動中以及凝結在這種活動產物中的意識，是一種外在化、現實化和物態化的意識，它們實際上是意識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基本的存在形式。因此，馬克思指出：“人不僅象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複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複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21]人的意識也同樣如此，它不僅存在於思維著的頭腦之中，而且必然要通過主體的實踐活動現實地、外在地表現出來，並以客觀的物化形式而存在著。因此，人的意識活動和實踐活動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它們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既對立又統一。
實踐是意識的一個重要因素、環節，而意識也是實踐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和內容。這就是說，實踐性是人的意識活動的一個基本規定和特點；意識性也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基本特性之一。
意識離不開實踐，實踐也離不開意識。人的實踐活動和動物活動的根本區別之一，在於人的實踐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人能夠把自己的生命活動和實踐活動本身作為自己的意誌和意識的對象。正是這種“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22]。對人來說，從實踐目的到實踐結果的整個現實的實踐過程，始終都滲透著意識的、觀念的東西，體現著人們的精神力量和理性的智慧，實現著意識的能動的創造性。實踐活動是人的需要、知識、意誌、情感、才能、理想等的主體本質力量的現實化，即物化的過程。因此，人的實踐活動及其產物，是主體即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麵前的人的心理學……”[23]。
總之，如同離開人的實踐就無法正確理解人的意識一樣，離開了人的意識，人們的實踐活動也同樣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理解和把握。承認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物質性關係基礎上的人的意識和人的實踐的內在統一性，正是辯證唯物主義意識論和實踐論的基本原則。
二、意識的基本特點
從意識和實踐的相關性方麵來考察，說明實踐性是人類意識的基本特點，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然而，意識本身並不等於實踐。相對於人的物質的現實活動而言，意識還有它的一些具體的特殊性。
第一，意識的相對獨立性。
人類意識不是封閉在人們頭腦中純粹主觀自生的活動，它始終依賴於被意識的客觀對象和物質的實踐活動，同現實世界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但是，意識作為人在頭腦中掌握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種精神的、思維的、理論的活動，畢竟有著自己獨特的本質規定，是一個同其他運動著的事物有著質的區別的獨立發展著的活動係統。意識的相對獨立性主要表現在：
（1）人類的意識活動是和物質活動既相聯係又相區別的精神活動過程，主觀性、觀念性是它的最直接的本質特性，它有著和其他事物不同的獨特的活動結構、機能和功能。
（2）人類的意識活動有著獨特的存在形式和表現方式，有著相對獨立的發生和發展規律，有著獨立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具有相對獨立的自覺的能動作用，意識的自由性、意向性、預見性、創造性、超越性和反思性，更是意識活動相對獨立性的重要表現。
（3）隨著社會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能部門和腦力勞動者專門從事思想理論、新聞傳播、文學藝術、科學研究和知識教育等精神文化活動，這也體現了意識活動的相對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意識一開始是同周圍可感知的環境和生活實踐活動直接“糾纏”在一起的，由於社會分工的發展，特別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意識就有了更多的相對獨立性，“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24]。
第二，意識的個體主體性和社會曆史性。
意識的個體主體性和社會曆史性及其統一，是人類意識活動存在和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特點。就意識存在和發展的主體形態來看，它是通過個體主體和社會曆史主體這兩種基本形式體現出來的。意識的存在離不開具體社會和曆史條件下的個人，而這種個人又都有自己獨自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符合現實生活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25]。人類社會曆史不是處於個體之外，而是由世世代代從事實際活動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意識的曆史發展也是由無數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個體主體來實現的。個體主體是人類意識的現實承擔者；個體意識是人類意識基礎性的組成部分和存在形態。因此，意識具有明顯的個體的主體性。
意識的個體主體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社會的、曆史的意識以個體的形式而存在，這是社會曆史意識的個體化過程，即個體學習、了解和掌握社會曆史意識的過程；二是個體特質在意識上的反映和表現，也就是體現個人特性的意識，如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個人的觀點和信念，個人的氣質和情感，個人的愛好和誌趣，個人的品格和情緒等。這兩種意識的內在統一，構成了每個個體獨特的內心世界和意識結構，從而表現出人類意識的強烈的個體的主體性特點。
但是，作為意識主體的個人，不是孤立存在的生物個體，而是有意識的社會存在物。“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26]人之所以成為意識的現實主體，最主要的是由於他是社會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任何現實存在的個人，總是處在一定社會關係和曆史條件下的個人。每個個人和每一代人都必然會遇到曆史的現成的精神文化遺產，並且隻有在繼承這種社會曆史的精神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新的創造。
“一旦人已經存在，人，作為人類曆史的經常前提，也是人類曆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隻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27]人類意識世界也是這樣，它既是過去曆史運動的結果，又是新的曆史運動的出發點。就個體方麵講，每個人首先隻有學習、繼承和掌握曆史的、傳統的和社會的意識，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有意識的主體和創造新的意識的主體。每個人隻有接受和內化社會的、曆史的意識，才有可能形成富有個性的個人意識。
任何時代的任何一種意識，既是以往曆史時代的產物和再現，又是該時代的社會存在的反映和表現。人類意識無論以個人為主體還是以社會為主體，都具有鮮明的社會曆史性。正因為如此，人類意識才有無限多樣的表現形式，才有不同的時代特色和民族特色，才有不斷積累著和擴展著的精神文化，各個時代的人們才能在新的起點上進行新的精神文化的創造。
意識的社會曆史性具有廣泛的內容和豐富的表現形式，最主要的是：隻有在社會實踐和社會生活交往中才能產生人的意識；意識總是反映和體現著一定時代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存在；個體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部分並且總是打著社會的烙印；意識具有曆史的繼承性並通過傳統文化而世代相傳；意識通過曆史的沉澱而成為一種民族心理；意識通過文學藝術、教育文化、法和道德以及學術理論等係統的、整體的形式直接表現為社會意識；意識通過團體、黨派等各種社會組織而成為“共同體意識”；意識通過各種交往和傳播媒介在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吸收和相互促進，等等。正確認識和理解意識的個體主體性和社會曆史性的關係，對於我們正確對待和處理個人與社會、曆史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等關係，都有著不可忽視的指導意義。
三、意識的能動作用
意識的能動作用作為人類意識的重要特點之一，表明意識歸根到底是為了適應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觀需要才產生和發展的。如果意識不能在一定範圍內滿足這種需要，那麽，它就失去了產生、存在和發展的根據。因此，考慮到意識的作用的重要性，應該考察意識的能動作用這一基本特點。
第一，物質的決定性和意識的能動性。
物質的決定作用和意識的能動作用及其關係，是討論意識的作用時首先要遇到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與一般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有本質的區別。
唯物主義肯定了物質對意識的決定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它卻對這一正確的原則作了機械的片麵的理解，認為堅持物質的決定性就不能同時承認意識的能動性，而以否定意識的能動性來維護自己的“唯物”性。它把意識對客觀的反映看做是消極被動的直觀，因而不能把人的意識和動物心理明確地區分開來，不能對意識——客觀世界的主觀映象——的本質做出科學的說明。一般唯物主義忽視意識的能動作用給唯心主義以可乘之機，把唯物主義應當占領的這塊重要陣地讓給了唯心主義。
唯心主義從否認物質的決定性的基本立場出發，在歪曲意識的本質的同時，極力誇大意識的作用，宣揚不同形式的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客觀唯心主義的精神萬能論，把“客觀”精神的決定作用看得高於一切，貶低、抹殺現實的人的意識的能動作用，讓人們任憑神秘的精神去主宰。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萬能論，則把個人的精神和意誌誇大為“神化了的絕對”，企圖用惡性膨脹了的“主觀精神”來同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相抗衡，使意識的能動性變成了主觀的盲動性。以否認物質的決定性為前提來抬高意識的作用，其結果必然是對意識能動性的歪曲。以這種觀點為指導，意識的能動性就不僅得不到正確的發揮，而且隻能把人們引向邪路。
馬克思在談到關於意識能動性的兩種片麵性時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麵去理解。因此，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麵，但隻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28]辯證唯物主義總結了這一思維經驗，克服了一般唯物主義的缺點，批判了唯心主義的意識決定論，從而建立了關於意識能動性的科學理論。
辯證唯物主義首先堅持物質決定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不僅表現在意識的起源（意識是物質的產物）和意識的本質（意識是社會性的，是人腦這一特殊物質的機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上，而且也表現在意識的作用上。意識作用的產生，意識作用的大小，意識作用的發揮，一刻也離不開物質運動及其客觀規律的決定作用。離開這個基本前提來談論意識的能動作用，就會背離唯物主義的一元論而陷入唯心主義。
同時，辯證唯物主義又堅持意識的能動論，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堅持辯證法，在肯定物質決定意識的前提下承認意識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動中的巨大的能動作用。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從來沒有否定意識的能動性，他們所反對的隻是對意識這個“能動的方麵”的抽象發展。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對於意識的能動性，既要克服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局限性而承認它，又要批判唯心主義的過分誇張而恰當地估計它。這就必須把關於意識能動性的理論同唯物主義的基本前提協調起來，把物質的決定性和意識的能動性統一起來。
第二，意識能動性的表現。
從根本上說，意識為物質所派生，但它又能反作用於物質世界。毛澤東說：“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29]。
首先，意識的能動性表現為人的活動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創造性活動。實踐著的社會的人是意識的主體。人們在反映客觀對象時，總是基於實踐的需要而帶著一定的主觀傾向和要求，抱有一定的動機和目的。人的活動總是根據已知的事實，首先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行動所要達到的目標，構造出準備加以實現的思想藍圖。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在“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30]。人的活動的整個過程，就是圍繞著“觀念地存在著”的目標或藍圖而進行的。
為此，在意識中，人們不僅預先規定了活動的目標，而且為實現這一目標又預先規定了或多或少首尾一貫、相互協調的活動方式和步驟。這就是同一定的目的性相聯係的活動的計劃性。人的活動中所體現的這種目的性和計劃性，是任何動物所不具有的。蜜蜂築巢、蜘蛛織網等，表麵看去似乎有某種預定的目標和計劃，其實不然。它們活動之前既沒有觀念的模型，也沒有對後果的預測；它們既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也不知道為什麽要這樣做。它們的操作純粹是無目的的本能活動。
其次，意識活動的能動性還表現為意識活動本身就是一個主動的創造性過程。人的意識不僅采取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形象，而且能夠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對感性材料積極主動地進行加工製作，選擇建構，在思維中再現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意識反映對象不是刻板式地模仿，它不僅能夠“複製”當前的對象，而且能夠追溯過去、推測未來，創造一個理想的和幻想的世界。科學想象就是意識創造性的重要表現。愛因斯坦在創立相對論的過程中所采用的獨特的“思想實驗”，不是在實驗室中而是在思想中進行，所使用的不是儀器設備而是嚴密的邏輯的和數學的推導。這是科學想象這種創造性思維獲得成功的傑出範例。
再次，意識的能動性突出地表現在對於客觀世界的改造上。意識的能動性不限於從實踐中形成一定的思想，形成活動的目的、計劃、方法等觀念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在於以這些觀念的東西為指導，通過實踐把“觀念地存在”著的模型、藍圖實現出來，變成為客觀現實。這就是列寧所說的：“世界不會滿足人，人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世界。”[31]“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32]
“改變世界”或“創造世界”，不僅意味著由於人的積極活動而強化了客觀世界的變化過程，而且能夠創造出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創造出沒有人的參與永遠也不可能出現的東西。自從地球上出現了最美的花朵——“思維著的精神”以來，我們周圍世界的麵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愈來愈成為“人化”了的自然。地球的各個角落，遍布著人類的足跡；大至山河土地，小至生產和生活用具，到處都有勞動的雙手加工製作的東西。今天，人類活動的範圍已開始衝出地球，飛向遙遠的天體，在日益廣闊的宇宙空間顯示著自己的威力。所有這一切，都凝結著“思維著的精神”的勞績。
意識對存在、主觀對客觀的這種創造性的作用，更是任何其他動物所不可能具有的。其他動物的活動，有時也使自然界發生變化，改變原來的物體形態，但是，它們絲毫也不懂得這種活動的意義。其他動物隻是本能地以自身的器官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它們沒有自己的主觀世界，沒有自己的目的和意誌，因而它們的活動所引起的生活環境的改變，不會像人類那樣在自然界中打下它們的意誌的印記。
最後，意識的能動性還表現在對於人體生理活動的控製上。關於意識或心理活動對於人體生理和病理活動的作用，人類早就有所認識。中醫的理論和實踐，在這方麵有著獨特的貢獻。現代科學發展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意識或心理因素能夠引起或抵製人體生理和精神的疾病，對於人的健康狀況有重要影響。現代科學研究表明，“氣功”同人的意識的能動性有著密切聯係。“氣功”的過程實際上是通過意識或心理過程來調節自己身體的生理過程，因而產生了身體的特殊功能。這就為人們研究意識的能動作用又提供了新的認識。
第三，實現意識能動作用的途徑。
人的意識是一種精神的、觀念的力量，要使它得到實現，變為實在的物質力量，就不能隻在意識本身的範圍內兜圈子，而必須通過和借助物質的途徑才能達到。
首先，必須認識和遵循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這是發揮意識能動作用的出發點。隻有從客觀實際出發，建立在客觀規律（以及思維所固有的規律）基礎上的思想或意識，才是正確的思想，才是我們所提倡的自覺的能動性。人類由於意識的巨大能動性而使自己能夠統治自然界。但是，“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33]。對社會的改造，必須遵循曆史必然性，而不能超越曆史。任何人如果根本無視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及其固有的規律，他就不僅不能發揮自己意識的能動性，而且連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注定要遭到客觀規律的無情懲罰。當代人類社會所麵臨著的日趨惡化的生態危機、環境汙染等“全球性問題”，也充分說明尊重客觀規律，實現人和客觀世界和諧統一的極端重要性。
其次，意識能動作用是通過實踐來實現的。物質的世界隻有通過物質的力量來改造。意識及其作用的實現過程，也就是意識自身的“物化”過程。意識的“物化”是雙重的：把觀念的東西化為物質的感性的活動，即化為實踐；通過實踐，使主觀的東西見之於客觀，使客觀世界發生合於目的的改變，以適應人類的需要。離開實踐，純粹精神的力量是任何東西也實現不了的。
最後，意識能動作用的發揮，還依賴於一定的物質條件和物質手段。認識世界是如此，改造世界更是如此。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程度，是同物質技術條件的發展水平密切聯係著的。要認識宏觀天體，就需要天文望遠鏡、光譜分析儀、航天探測器和其他觀測設施；要認識微觀物體，就需要有基本粒子探測器、基本粒子加速器等技術裝備。要深入地認識其他客體，也都需要相應的物質手段。在現代條件下，幾乎一切科學的認識都離不開一定的物質技術手段。一般說來，作為認識器官之延長的科學觀測設備愈是先進，人們的認識水平也就愈高。換言之，認識世界的能動作用之大小，恰恰是同人們對於觀測設備的依賴程度成正比例的。
至於改造世界活動之需要憑借一定的物質手段，更是不言而喻的。（1）意識“改造”或“創造”世界，必須有可供改造的物質對象和物質材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現實的原材料，人的意識再“巧”也創造不出絲毫的物質的東西來。（2）意識的“創造”活動，隻能是利用世界上現有的東西，按其內在的聯係和規律，通過一定的客觀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一種形態改變或轉化為另一種人們所需要的形態。這是一個由人的意識所參與的客觀的物質過程。（3）這種“創造”活動還必須依據一定的物質條件，憑借一定的物質技術手段，如工具、機器等。
現實生活告訴我們，人總是抱著預期的目的進行活動的，但其結果卻大不一樣：有的能夠基本上達到目的；有的隻能部分地達到目的；有的則達不到目的，甚至事與願違，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得到同預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結果。造成這些不同結果的具體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原因有三條：一是看預期目的和行動計劃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二是看是否具備了實現目的和計劃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和手段；三是看是否有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誌和積極奮發的精神。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要正確地、充分地發揮意識的能動作用，就必須遵循客觀規律，從現實的條件出發，同時也要發揚勇敢進取的精神意誌，把高度的革命熱情同嚴謹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沒有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嚴謹的科學態度，不考慮客觀實際情況，認為自己的意誌能夠決定一切，這是一種根本顛倒了物質和意識關係的唯意誌論。這種無限誇大意識能動作用的唯意誌論，在現實生活中必然導致嚴重脫離實際的盲目蠻幹，使革命和建設事業遭到挫折和失敗。同樣，那種隻強調客觀條件、不發揮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無所作為的宿命論，安於現狀、因循守舊、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也是十分有害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條件論”者，但不是“唯條件論”者。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在尊重客觀規律和客觀條件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能動的創造性。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同上書，378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同上書，344頁。
[10]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同上書，81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魯迅：《葉紫作〈豐收〉序》，《且介亭雜文集》。
[15]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同上書，96頁。
[23] 同上書，127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5]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10、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1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5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8]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9] 《毛澤東選集》，第2卷，4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1] 《列寧全集》，第55卷，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2] 同上書，182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83～3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