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龍：您心目中最能代表新中國軍事文學水平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請各寫出三部作品，至少一部，可以空缺。您認為代表作家有哪些？
黃國榮：我個人認為最能代表新中國軍事文學水平的作品，長篇小說有《保衛延安》《紅高粱家族》《英雄無語》，中篇小說有《紅高粱》《絕望中誕生》《西線軼事》，短篇小說有《七根火柴》《小鎮上的將軍》《漢家女》，詩歌有《山嶽山嶽叢林叢林》，散文有《誰是最可愛的人》，報告文學有《在這片國土上》《惡魔導演的戰爭》《藍軍司令》。代表作家有杜鵬程、劉知俠、王願堅、劉白羽、徐懷中、魏巍、李瑛、黎汝清、莫言、朱蘇進、周濤、喬良、周大新、閻連科、項小米等。
石一龍：請您提出我們新時期軍事文學有哪些要害的問題？並請您對症下藥給開個處方。
黃國榮：我個人感覺新時期的軍事文學共性的問題有兩個不足：一是先天不足。新時期軍事文學的作家主要是兩個年齡段，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作家，生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批作家有豐富的人生經曆，經受過苦難，閱曆也頗深，有明確而堅定的信念，能吃苦，奮鬥精神強，但他們是被耽誤的一代人，沒有機會得到正常的係統的高等教育，接受世界文學也較晚，缺文學理論課；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這批作家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有的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生活經曆簡單平淡，閱曆較淺，信念不是那麽明確堅定，吃苦性差，不是那麽刻苦，缺生活課。二是創作準備不足。目前中青年作家的通病是浮躁，沉不住氣，不願為文學付出全部；最大的障礙是淺嚐輒止，容易自我陶醉，剛找到一點文學感覺，就以為攀到了文學的頂峰；最大的敵人是名利，為利可以放棄畢生追求，為名可以隨風飄搖，放棄明確的目標。別人最好的良方也無濟於事，我也開不出良方，一切取決於自己。大浪淘沙，自有泥沙淘去，必有真金顯露。
石一龍：軍事文學是不是必須有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多數評論家認為這是基本要素，您認為需不需要？我們的文學作品存在著主旋律和多樣化，您認為軍事文學也需要如此嗎？
黃國榮：把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定為軍事文學的基本要素，無可非議，離開了這些，軍事文學還表現什麽呢？但我個人認為，還應該加一個主義，叫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似乎更具有普遍意義，人道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情感。人類所共同的東西，表現出來就更具有典型意義。美國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之所以在中國有如此廣闊的市場，原因就在於此。我們以往的軍事文學的局限，隻怕也在於此。主旋律和多樣化本來是一致的，我們不要把它們對立起來。為什麽造成對立？有主管部門的問題，也有媒體的問題，也有出版社的問題，也有評論家和作家的問題。這一問題，我曾經與中宣部文藝局的同誌交換過意見，他們也承認現實的確存在這個問題。就“五個一”評獎和“獻禮圖書”的確定，不能說沒有導向的偏差問題。由於有些文學性很差的作品獲獎，有些從概念到概念的作品定為獻禮圖書並獲獎，客觀上讓大家認為主旋律就是一味歌頌，多樣化就是政治性不強，誤導便已在其中。
所謂主旋律，無非是表現主流生活；所謂多樣化，還是毛澤東說的百花齊放。用百花齊放的方針來表現主流生活有什麽不好呢？把主旋律作品簡單地理解為緊跟形勢、圖解政策、回答時下政治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一味歌頌，塑造一些所謂代表時代潮流卻思想大於形象的人物，是一種新的趕風潮的表現，還是“高、大、全”“假、大、空”的遺風。這樣的作品無論獲什麽獎，曆史都不會認同。或許今天捧為精品，明天便成垃圾。我認為軍事文學沒有必要做這種區分，軍事文學都應該是主旋律，相反我們倒是要提倡多樣化，真正的百花齊放，才能產生優秀的作品。
石一龍：我們有的評論家把前十七年劃分為以杜鵬程、劉知俠等為代表的“戰爭文學”，近二十年來以徐懷中、李存葆等為代表的“軍事題材文學”，以朱蘇進等為代表的“理想英雄主義文學”，以閻連科和陳懷國等為代表的“農家軍歌”，您認為這種劃分合理嗎？
黃國榮：這種劃分不是沒有道理，什麽東西總是需要一點標誌，這也是一種標誌。隻是覺得最好不要以人來劃分，而以作品為好。人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有的作家有了一篇影響大的作品，此後再無新作；有的一鳴驚人，此後的作品卻不盡如人意，你再要以他為代表，就缺乏代表性。作品則不同，作品問世後，永遠擺在那裏，不會變化。另外“農家軍歌”有沒有單獨劃出來的必要。自五十年代以來，我們軍隊的主要成分就是農民，軍事文學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軍營文化對農民文化的改造這個主題，把八十年代末出現的一些作品劃為“農家軍歌”不太科學。似乎“農家軍歌”特指的是寫軍人的“農民意識”，這就對這些作品有些曲解，誇大了它們的負麵影響。其實“小市民意識”與“農民意識”是近義詞，核心都是私有觀念。
石一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軍事文學應該是新時期文學的重鎮，缺了它以後新時期文學就顯得不完整。進入九十年代後期軍事文學就朝邊緣化走去，顯得沉寂和荒涼。以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為例，隻有閻連科的非軍事題材的《黃金洞》獲獎，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無一軍隊作家獲獎，您認為軍事文學的發展遇到了什麽問題？我們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黃國榮：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呈波浪式，太陽今日照著你，明日照著他，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是規律。八十年代初期，軍事文學的確輝煌了一下，原因是有了那一場邊界戰爭，全國有許多父母的兒子，許多家庭的親人為了祖國倒在了那裏，埋在了那裏。前方和軍營牽著全國人民的心。同時，戰爭給軍隊作家注入了一支興奮劑，出現了一批好作品。兩個方麵一結合，轟動效應就特別強烈。這種強烈有文學之外的因素。進入九十年代，經濟建設和改革成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成為重中之重。因此改革文學和反腐文學輝煌一下是理所當然的。
用獲不獲獎，獲獎多少來衡量成就有失偏頗。評獎是檢驗創作成就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任何獎項都不能說是文學巔峰的標誌。評獎有許多偶然性，任何評獎都是相對的。諾貝爾文學獎遺漏的作家，一點不比獲獎作家的成就小，何況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呢？項小米曾跟我說過這樣的話：“不能說評上的都是公正的，但我沒評上不能說不公正。”這話很有道理。一方麵，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列出若幹評不上的原因；反之，評上了的作品，也並非就完美。再一方麵，我們的評獎也不是無可指責，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不是沒有。
我認為，這幾年軍隊作家寫出的作品，包括軍事題材和其他題材的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一點不比地方作家的作品遜色。隻是地方評論界對軍隊作家、作品關注不夠，軍隊自身宣傳也不力，沒能讓地方評論界和社會更多地了解軍隊作家和作品。茅盾文學獎雖然沒能獲獎，但入圍的軍隊作家和作品數量並不少，這也同樣可以證明軍隊作家的實力。
石一龍：我們的軍事文學作品大都以現實主義為主，風格和流派是否在軍事文學作品裏有所反映，並且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黃國榮：現實主義是軍事文學創作的主流手法，“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尋根文學”“後現代”等曾經刺激著軍隊評論家、作家不得不進入思考，甚至陷入困惑。但不可否認，各種思潮不僅僅迫使作家們進入思考和選擇，這種刺激極有效地打開了作家的眼界，激活了作家的思路，營養了作家的思想。經過思考後的抉擇，作家們比原先自發地下意識地追求要明確得多、深刻得多、成熟得多。軍事文學之所以在現實主義道路上邁著堅實的步伐，應該說正得益於這些新的文學思潮的衝擊。
軍事文學表現出對現實主義的堅貞不移，本質的因素取決於我們的哲學支柱和軍事文學特殊題材領域的質的規定性。現實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理論淵源。就軍隊生活本身而言，它所肩負的是關係國家、民族乃至人類命運的使命，因而反映軍隊生活的軍事文學，多以追求史詩效果為目標，而現實主義在再現和表現曆史深度和廣度，揭示曆史本質方麵，具有其他流派所難以達到的優勢。我這麽說並非說軍事文學唯有現實主義一種方法，事實上無論莫言的作品，還是閻連科的作品，都已經受到“魔幻現實主義”“後現代”等潛移默化的影響，已經增強了作品的色彩和魅力。
石一龍：您認為新時期重要的軍事文學評論家有哪幾位？他們對軍事文學的貢獻和缺失在哪裏？您怎樣看待他們的軍事文學批評？現在的軍事文學評論處於一種什麽樣的狀況？
黃國榮：周政保、朱向前、張誌忠、丁臨一、黃國柱是新時期活躍文壇的軍事文學評論家。他們幾乎是與八十年代崛起的軍事文學作家一起成長起來的評論家。他們在閱讀、評介、研究同時代作家和作品中，形成自己的文學觀和理論追求，評介、介紹、幫助了作家，也使自己走向成功和成熟。他們對八十年代軍事文學的繁榮和輝煌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像朱向前對朱蘇進、莫言、周濤“三劍客”的研究和“農家軍歌”現象的剖析指導，周政保的《非虛構敘述形態》專著對報告文學創作現實問題的分析研究，以及其他幾位評論家對軍事文學作家和作品的評介，對青年作家的幫助和指導，對於軍事文學的發展、推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乃至在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要說缺失，似乎各自的風格特色不是太鮮明，缺乏個性鮮明的獨立的係統的理論體係，評介推薦作品，多於理論研究。就目前的狀態看，理論落後於創作。這一批評論家有的擔任了領導職務，幾乎放棄了理論研究和文藝批評，有的忙於事務，無法觀照創作進程。軍事文學評論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除較年輕的張鷹外，幾乎沒有年輕人從事理論研究和文學評論工作。
石一龍：請問軍事文學這個概念在當代文學的發展裏程中還存在嗎？它是融入了大背景的文學格局，還是在近年來軍事文學作品不景氣時的一種悄然隱退或者是迷失了方向？
黃國榮：軍事文學的存在是客觀事實，它也並沒有迷失什麽方向，它在當代文學中是有其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九十年代末的軍事題材長篇小說創作，其數量和質量可以說已超過曆史水平。據不完全統計，近五年來有五十多部軍事題材長篇小說麵世，有多部作品在全軍、全國評獎中獲獎，並產生較廣泛的社會影響，有近十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作家和評論家感到不習慣的是軍事文學已不再具有轟動效應。我認為目前的狀態才是正常，八十年代那種禁錮被打破後的轟動恰恰是不正常的表現。文學隻能是一種陪伴，說服務都有些誇大。
石一龍：請您對莫言的作品做出一個判斷和評價，他在中國軍旅作家和當代文學中各處於什麽樣的地位？他的價值和貢獻、缺點在哪裏？
黃國榮：我非常喜愛莫言的大部分作品，比如《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牛》《拇指銬》《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以及最近的《檀香刑》等等。我在一次與部隊青年作家談話時說到莫言的文學視角是童真視角，他什麽時候用童真的目光來觀察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便變得真實，變得非常滑稽可笑，作品就充滿幽默，最惡最醜的東西在這種真純麵前更顯得可笑。莫言的小說語言和結構都達到相當造詣，他那幽默帶韻律而又恣意張揚的語言，一如江河奔瀉，淋漓酣暢。對“魔幻現實主義”，莫言是中國作家裏研究最多，也是吸收最多的中國作家。他在軍事文學和當代文學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作家，也是最具實力的作家。如果要說缺點，我覺得他什麽時間想刻意表現什麽的時候，往往就有失偏頗，會把握不住自己內在的魔力，往往作品除了語言之外，主題、人物、結構似乎都不像是他的作品。《**肥臀》的人物設計和命運安排，明顯帶有刻意和人為的痕跡，顯出匠氣。《紅樹林》也不太令人滿意，現實官場的人物在他筆下鮮活不起來，筆觸伸不到他們的靈魂深處，誇張而沒有生命。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未必就對，也沒有跟莫言溝通。
石一龍：您是否關注其他軍旅作家的創作？如果關心，關心誰？出於一種怎樣的心態？
黃國榮：我還是比較關注軍事文學的創作，或許是我現在工作位置的緣故，我必須了解它的進程和全貌，否則我坐在這個位置上就不稱職，也無法對軍事文學的發展做出自己應盡的責任。我特別關注莫言、周大新、閻連科的創作，朱蘇進和喬良這些年似乎小說作品少了一些。前三位依然堅守著文學陣地，長篇、中篇、短篇筆耕不止，時有與自己的名氣相稱的作品問世。我特別關注他們，一方麵是他們非常值得關注，他們代表著當下軍事文學創作的水準，便於掌握出版社選稿的尺度；另一方麵我也好掌握軍事文學創作的進程，寫更好一點的小說。
石一龍：怎樣看待地方作家的軍事文學創作？像鄧一光的《我是太陽》、都梁的《亮劍》等都影響很大，他們是否走出軍事文學的困惑？
黃國榮：軍事文學曆來不是軍隊作家的專利，地方作家寫軍事文學並不奇怪，也不新鮮，周梅森也寫過許多戰爭小說，而且我認為他的那些戰爭小說比他現在寫的那些改革小說要好。地方作家寫軍事文學自然有他寫作的動因，或許他是軍人之後，或許他的親屬是軍人，或許他成長在軍營的環境裏，或許他尚武。地方作家寫軍事題材有他特別的地方，或許這叫距離美，他本身不是軍人，沒有軍隊生活的經曆，軍營、軍事、戰爭對他來說非常陌生，也就特別神秘，這種陌生和神秘往往給作家提供許多思維的空間，如果他文學素養好，能把握好所寫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又有足夠的創作準備，他一定能寫出與軍隊作家很不相同的軍事文學作品。地方作家寫出好的軍事題材作品，對軍隊作家當然是一種挑戰。但我認為，就目前的狀況看，地方作家的軍事題材作品的文學水準並沒有超過軍隊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