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龍：最近讀了你的長篇小說《鄉謠》，讀了以後被陶醉了。整個心裏都是那些人物，好像一下子也回到故鄉去了。既沉實而又詩意、空靈，仿佛一幅江南的風景畫。請你談談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
黃國榮：《鄉謠》能讓你陶醉，令我高興。作家最了解自己的作品，我對自己以往的作品不敢說大話，但我相信《鄉謠》的魅力，它是能夠讓真正喜愛小說的人陶醉的。作家最大的快樂是，當他的用心和苦心追求被別人讀懂，被同行理解認可；作家最大的遺憾是，同行和專家誤讀，或者草草瀏覽沒解其中之味。張鷹寫的評論的標題說出了我對《鄉謠》的追求：史詩筆法，淡雅畫卷。《鄉謠》出版後，出版社似乎並沒有看好這部作品，沒有做任何宣傳，也沒有開作品討論會，這對作者是非常無奈的事，我自己不可能跑出來喊。倒是素不相識的陳遼先生和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的幾個年輕人自發地寫了幾篇評論文章。幾個文學圈內的朋友倒是給了它很高的評價，有人拿《鄉謠》與餘華的作品比，如何如何。我理解他們是給我鼓勵。要說寫《鄉謠》的體會隻有一點，創作準備對作品成敗至關重要。《鄉謠》的創作準備是非常充分的。我在後記裏說了，二祥這個人物在我意識裏存活差不多二十年了，真正主導我創作構思也已有十年左右。我之所以不讓他草草誕生，是想盡可能把他孕育得健康一些、結實一些。人物不孕育好，我是不敢動筆的。在這些年裏，我一有空就走進二祥的生活世界，我與他探討他的人生目的，探討他的婚姻，探討他的命運，研究他的性格習性、他的喜好和厭惡、他的兄弟、他的鄰居，商量他一輩子最愛的是誰、最恨的是誰、最敬的是誰、最畏的是誰、最同情的是誰；探究他為了實現他的人生目標，他一輩子都做過什麽、做成了什麽、做壞了什麽、做過什麽好事、做過什麽壞事，幫助過誰、坑害過誰。一點一點想，一點一點積累，把這個人物想活。另一方麵的準備是對故鄉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婚喪嫁娶、典章禮儀、人情世故、鄉村文化做回憶和收集，找了縣誌，核對查證一些曆史、時節、重大變革的時間。再一方麵是回憶收集我們村和我們小鎮五十年間發生的事件、風波、變遷，勾勒出五十年的社會進程的框架。再一方麵是語言的準備，磨煉選擇既有江南鄉土氣又大眾流行，還富有文學意味帶韻味的語言。為此我調動了青少年時期故鄉的全部生活積累，抱著寫了這部《鄉謠》不再寫故鄉長篇的打算。孕育活人物，積澱好文化，結構好框架，磨煉好語言，然後一氣嗬成。初稿隻用了四個月的晚上和節假日的時間就完成，寫得非常順手。
石一龍：《鄉謠》的視野十分開闊，故事具有史詩品格，人物命運有著巨大的曆史涵容性與啟迪意義。閱讀的過程中，是令人欣喜的，我們的小說家或許正缺乏你的這種創作態度。你的中篇小說《為人在世》與《鄉謠》之間的聯係是什麽？後者是前者的延續嗎？或者說你賦予了《鄉謠》什麽新的東西？
黃國榮：我以為，短篇小說可以是人生的一刹那，中篇小說可以是人生的一個片斷，但長篇小說必須是史，哪怕是寫一天的事情，或者是一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但它必定還是史，他不可能隻寫這一天或這一個小時，他必定帶出他的以前的人生和曆史，那隻是結構的方法不同而已。沒有人物命運的曲折，沒有曆史的縱深和廣闊的涵容量，一部長篇是難以成立的。《為人在世》可以說是《鄉謠》的練筆。寫《為人在世》是1997年，剛寫完第一個長篇《兵謠》，《鄉謠》已進入實際構思，一是二祥這個人物在心裏已十月懷胎成熟，急著麵世；另一個是想磨煉語言，先試一試效果，於是就把二祥的一生概括地寫了這個中篇。在《青年文學》發表後反響還可以，於是在進一步做調整的基礎上，包括創作心態的調整，於1998年冬天就開始寫《鄉謠》。前者隻是後者的一個輪廓，它隻是摘取了二祥人生中的幾個片斷，人物也單薄，結構也是跳躍式的大跨度，也談不上史的容量。後者才是我真正獻給故鄉父老鄉親們的禮物。
石一龍：我對《鄉謠》裏的人物形象很感興趣，他們都源於你故鄉土地中深切的情感，在二祥身上飛離與棲落，有著穿越曆史時空的寓意和象征性。你同時通過人物也概括了特定曆史時期的風貌和精神特征，對曆史做出判斷時你的文學眼光很準確。在失落、幸福、饑餓、蒼老中讓富有人性化的二祥變得清晰起來。
黃國榮：人物對小說是頭一等重要的，衡量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主要看他塑造了幾個在文學畫廊裏留得住的人物。曆史是人創造的，時代精神、社會風貌、地域文化、作品主題以及作者想表現的一切，都必須通過人物，通過人物的生活、生存方式、處世為人、苦難幸福、喜怒哀樂和內心世界來展示，離開了人物的作者意圖隻能是概念。我是帶著對鄉鄰可憐的心情離開故鄉的，故鄉在我的記憶裏隻有四個字：秀麗貧困。從小到大我看到父輩們終日勞作苦鬥，他們的喜怒哀樂、友誼仇恨，全是因了吃飽穿暖這個人生目標。我內心非常同情他們，對鄉鄰一直是種負債的心情，所以我怎麽也丟不開父老鄉親們的苦與難。苦和難就是二祥的生存環境，我們有相當一段時間不去關注農民的苦和難，不去幫助他們排除苦和難，而讓他們沒頭腦地餓著肚子忍著貧困跟著政治搞這樣那樣的運動，搞來搞去他們什麽也沒能搞懂，卻一直受著窮，挨著苦。二祥就在這苦和窮的折磨下形成了獨特的二重性格。陳遼先生對二祥這個人物做了樸素實在的分析，他把二祥的獨特性格概括為五個“二重組合”：既懶散又勤勞，此其一；既憨呆又狡黠，此其二；既守義又刻薄，此其三；既是好丈夫，又不是男子漢，此其四；既是好公民，又是“造反派”，此其五。他的癡憨與精明，軟弱與倔強，悲慘的生活遭遇和快樂的人生哲學，消極抵抗運動又積極參與運動等矛盾性格的相容混成一體，反映了當代農民的國民性本質，透露出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我努力通過他透射出特定曆史時期的風貌和精神特征，也標示著半個世紀中江南農民的命運和他們走過的人生曆程。
石一龍：你的小說人物都那麽有血有肉，非常形象化。在人物原型和小說人物之間，你是怎樣掙脫現實的平淡，進入小說敘述的。它們之間有何關係？
黃國榮：《鄉謠》中主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但又不是某一個具體人。二祥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自小就同情的一位長輩。解放前他家真是富裕的，他父親也娶了三個老婆，他年輕時也真有一位漂亮的老婆，真的讓他逼到上海做奶娘另嫁了別人，但他沒有到上海找過她，他一直打光棍兒至今。他真有一個兒子，而且與我同庚，到七歲時因病沒錢治療夭折。他也做過許多發財夢，大部分都失敗了，全村人都把他當活寶尋開心。我自小就同情他，他似乎對我有一種特殊的情感，特別信服我。每次我回故鄉，他都是頭一個聞訊趕來看我，我當然每次都給他煙抽。每次見麵，他總要不厭其煩地問我有什麽賺錢的主意。現實生活中的“二祥”就是這樣一個平平常常、平平淡淡過一輩子的農民。他不可能承載作品的主題，五十年江南農民的曲折命運，五十年江南農民的苦難曆程，五十年江南農民艱苦創業的曆史，五十年江南農民在政治風雨中走過的獨特路程，五十年江南農村的變遷，五十年江南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都要通過二祥這個人物來展現。作家不可能隻寫已經發生的事情，他的天賦應該是創造可能發生的事情。我給二祥寫了這樣一副對聯：五十個春秋，風風雨雨，每一個日子都是難；一輩子人生，平平淡淡，每一步旅程都有坎。我在小說後半部分寫二祥不願在敬老院養老享福，而請求擺煙攤自食其力，而且真的掙了錢的情節。讓我驚奇的是，我回故鄉發現生活中的“二祥”，真的離開了敬老院，自己在家裏開了小店，賣煙賣酒，而且給村上人送貨上門，我事前一點都不知道。這或許是我真的理解了“二祥”們的內心世界。
石一龍：《鄉謠》的語言與風情很有韻味，江南吳越的水鄉生活與地域色彩，使小說更有特色和分量。請你談談語言對於你的小說創作的意義以及你小說的語言觀。
黃國榮：我曆來認為語言是小說家文學水準的一個重要標誌。我在寫《鄉謠》之前，曾經給自己定下這樣一個標準：應該讓讀者隨時隨便翻到哪一章、哪一節、哪一頁，都能讀下去，而且很快就讀出滋味，讀出興趣，迫使他讀完這部書。我是這樣努力的。小說是語言藝術，要讓讀者對一本厚厚的小說產生閱讀的興趣，頭一條就要靠語言。引起我對小說語言特別重視的是兩件事，一是中篇小說《尷尬人》發表後引起好評，《小說月報》放在頭題轉載，並且獲了《昆侖》優秀作品獎。但項小米則給我提意見，說小說語言不夠好。再是《兵謠》初稿出來後請評論家和小說家會審，大家一致給予肯定。海波在與我打電話時，除了肯定之外，勸我作品已經寫不少了，要注意培養自己的語言風格，他還建議我再讀讀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海波的電話對我觸動很大。幾年前項小米提了意見，我一直在暗暗下苦功，短篇小說《信任》《山泉》，中篇小說《履帶》《陌生的戰友》《小院》我都在下功夫磨煉自己的語言，而且這些作品轉載的轉載，獲獎的獲獎，還說我語言沒有風格，確實刺激了我。我在《鄉謠》動筆前，反複考慮這個問題。於是就先寫了《為人在世》練筆，嚐試改變語言。小說語言要過關，首要的是準確，準確才能逼真，逼真才能傳神；二是要凝練，凝練才能簡潔；三要有韻律，讀起來有一種聲音，一種帶著地域風味的聲音在流動；四是要活，語言要有動感，要有畫麵在流動；五要幽默，語言缺了幽默，小說就枯燥無味。對小說語言，我與餘華有同感，江南人寫小說，語言是一大障礙，用方言寫全是錯別字，別人也聽不懂，不像劉恒、莫言，平時說的語言跟小說語言是一致的。難，實際是一種挑戰，迫使我下功夫磨煉。沒有捷徑，一是讀自己喜歡的語言，二是學北方語言，我反複看《北京土語辭典》，確實有幫助，見效明顯。《鄉謠》之後又寫了短篇《福人》和中篇《走啊走》，分別被《小說選刊》和《中篇小說選刊》轉載，朋友們說，完全變了樣。
石一龍：你的作品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十分自然。你在寫小說的初期，受到過誰的影響？這種影響對你意味著什麽？
黃國榮：小說要寫得自然，寫作時必須從容。要做到從容我覺得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把自己調整到一種最佳心態，排除一切名和利的幹擾，按自己最喜愛的敘述語言開始跟自己講故事；二是寫三十萬字的小說要準備六十萬字甚至更多的素材備用。作家其實不是什麽天才，不過一門手藝而已，就像別人會設計時裝，會裝電腦，會經營做生意，會研究芯片一樣。要說天賦的話，我覺得作家可能生來記憶力強一些，思維敏銳一些；心善，特別富有同情心；好奇，凡事愛刨根問底。我記得還沒有上學之前我就老愛問爺爺，太爺爺是做什麽的？奶奶為什麽在我三歲就死了？我家的家史就我知道得多。愛記事，村子裏鎮子上誰家與誰家有仇，誰家對誰家有恩，誰家窮，誰家富，誰家善，誰家凶，誰與誰打過架，誰與誰結過親，誰偷過誰的南瓜，誰占過誰家的便宜，記得清清楚楚。現在才知道這些原來是財富。要說受誰的影響，影響最大的還是魯迅，還有王汶石。魯迅也是江南人，他的作品描寫的生活和語言，都讓我感到特別的親切。像《祝福》《阿Ｑ正傳》《孔乙己》《社戲》《故鄉》《端午節》，所寫的人和事，人物對話和敘事語言，小說中的場景和風俗習慣，就像發生在我的故鄉一樣。尤其是魯迅先生對動詞的運用特別精當，讓我十分敬仰，可以說至今一直影響著我。另外是王汶石，我最早買的一本小說集就是他的《風雪之夜》，《新結識的夥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王汶石善於寫人，寫人物的內心世界，這對於我喜歡寫人物的心理有直接的影響。
石一龍：你在小說創作過程中遇到過哪些困難？又是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
黃國榮：轉眼之間，寫小說也二十多年了。要說困難碰到過，主要是三大困難，一是寫人與寫事的關係問題，二是語言問題，三是寫作沒有時間。初學寫作者都有那麽一段退稿期，我的退稿期不是在寫作之初，而是在發表了一部分作品之後。我是1978年正式開始寫小說，實際上我的第一篇小說《解放軍文藝》就要用，叫《正副班長》，那時用稿還要調查，我在師裏當文化幹事，文藝社給我們師政治部發了調查信。就在這時，我又寫好了《突上去》，《正副班長》隻有四千字，《突上去》有八千五百字。結果我接到刊物一看，用的是《突上去》，自己頂了自己的稿子。1979年我又寫《找連長》，上海《故事會》立即給用了，接著又寫了《鯉魚跳龍門之喜》，投給了《萌芽》雜誌，《萌芽》也立即就用了。此後，《解放軍文藝》集中在發反映邊界戰爭的作品，地方刊物在發傷痕文學作品，我連續寫了幾篇小說都遭退稿，差不多有兩年沒有發表作品。退稿信大都說人物立不起來，缺乏紮實的細節。自己陷入迷茫，腦子一下失靈，不知道怎麽去解決這個問題。再翻出自己已發表的作品看，也找不到問題的症結。這時朱蘇進的《射天狼》、徐懷中的《西線軼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相繼發表了。在慢慢的閱讀中，才認識到主要問題是沒有處理好寫事與寫人的關係，往往隻想結構故事，而不去致力於人物的塑造。事情寫得很多，也很紮實，但人物經不起推敲。這個問題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接連寫出《小竹島之戀》《赤潮》《晚潮》《尷尬人》四部中篇才好一些。語言問題前麵已經說了，到寫《鄉謠》才有所長進。三是時間問題，業餘作家就這命，隻有業餘時間，現在仍是如此。我每天六點左右起床，七點半的班車，一年中連一個月法定的假都休不了，寫作全部在每天的晚上和節假日。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時間，但時間是自己擠出來的，我在全社的一次大會上講過，全年的雙休日就是一百多天，再加上節日，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天，不算業餘晚上時間，全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歸個人支配，如果真要想做事情，什麽事業都能成就。
作家實際是伴隨著自己的實踐一點一點成長成熟起來的，這是一個不斷肯定又不斷否定自我的往複過程，今天的成功是明天的重新開始。我在第一個小說集上寫了一句話：寫作是一種無止境的交織著痛苦與歡樂的自我剖析、自我認識、自我征服的自尋煩惱。現在的體會仍是如此，沒有這種自我剖析、自我認識、自我征服的自尋煩惱，永遠超越不了自己。
石一龍：寫作對你意味著什麽？或者說在現實生活與寫作之間，你是怎樣處理它們的關係的？
黃國榮：我把寫作一直是當作事業來追求的，要不是這樣，我早就放棄了，因為我根本沒有一點寫作的時間。我在部隊當文化幹事，後來當副處長，當師政治部副主任，再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來管發行工作，一幹就是七年，再當總編室主任，再當副社長，在哪個崗位上，我都沒有寫小說的時間，也不允許我寫小說。從寫第一篇小說開始，我就非常明確：工作是我的職業，始終是第一位的，這用不著講覺悟，發給你工資，安排你職務崗位，你就得忠於職守；寫作是我的業餘愛好，始終是第二位的，但我把它當作事業來追求。要搞業餘寫作，首先必須把工作做出色，要不連業餘寫作也搞不成。我沒有想過要搞專業創作，我覺得離開了工作就離開了生活。無論在部隊還是在出版社，不謙虛地說，我在哪個崗位上的工作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單位，也對得起事業。
現實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也是非常有**力的。現在這個社會，要生活得好一些，首先需要錢。也有人勸過我，憑你自己的經營能力和在全國發行界的影響，要是開一家圖書發行公司，很快會成為百萬富翁。這話確實不是恭維和瞎吹，我自己也明白，我有這個能力。但我不會去這樣做。因為我發自內心地熱愛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這塊牌子，我愛文學，要不，我絕不會放棄職務到文藝社來幹發行這種苦差事。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我的選擇一輩子不後悔。我雖然沒有當什麽官，也沒有成為富翁，但我無愧於自己。
石一龍：你是否關注當前文壇的狀況？最看好哪些作家？
黃國榮：我比較關注當代文壇，因為身在此行，從工作，從個人寫作，都是必須的。這些年文壇不是那麽令人滿意，作家們評論家們都有些浮躁，有兩種傾向。一是時髦的政治改革小說作家，吹肥皂泡一樣接二連三地推出長篇小說，評論界也揣摩著上麵的聲音給予捧場，作品的文學質量越寫越差。二是個人化寫作成風，有的借著讀者的癡迷，一個勁兒地迎合，不珍惜自己的身子骨和名字。我最看好的地方作家是莫言、劉恒、鐵凝、餘華、韓少功，餘華和韓少功這幾年寫的東西少了一些。賈平凹讓我有些失望，他以前的中篇小說和散文的確不錯，可他的長篇一部接一部地讓人失望。年輕的我看好遲子建、畢飛宇、鬼子、東西，他們有股子靈氣，對生活有自己的視角，作品有自己追求的獨創性。
石一龍：你認為自己哪一部作品最滿意？最不滿意的是什麽？
黃國榮：《鄉謠》是我目前最滿意的一部小說，最不滿意的是中篇小說《赤潮》，一個非常好的素材沒能寫好。
石一龍：你說你是用三隻眼看世界，一隻眼凝視軍營，一隻眼關注都市，一隻眼遙望故鄉。你已經寫了《兵謠》《鄉謠》兩部關於兵營和鄉村的長篇小說，那麽下一步是否要寫一部都市的小說，你有這樣的想法嗎？
黃國榮：我是說過用三隻眼睛看世界的話，這不是說我有多麽大的能耐，我的經曆就是故鄉、軍營、都市三大塊，我的作品取材也是這三大塊。我現在正在著手準備寫城市生活的第三部長篇，叫《街謠》。我在出版社幹了十五年了，又幹過發行，對出版社、書店、書商和作家都非常熟悉，我會把它寫得非常精彩。這部小說的思考也有七八年了，在中篇小說《尷尬人》裏寫了一點，1995年就有人叫我寫《書商》，我覺得沒準備好，所以沒有寫，現在已到了時候，今年冬天我就能把它寫出來。這樣《兵謠》《鄉謠》《街謠》，軍營、鄉村、城市，還是三隻眼睛看世界。這三部小說的共同特點都是寫人物的命運，我將給它們冠以“命運三部曲”成為一個係列。
石一龍：你談到軍事題材的語言不及故鄉語言那麽有特色，你認為是什麽原因影響你軍事題材的語言特性或價值與意義？
黃國榮：我的軍事題材的小說語言是不如故鄉題材的小說語言生動有味。我覺得作家不可能隻用一種語言寫小說，語言應該根據作品的題材、生活的環境、地域和人物來確定。軍事題材作品很難寫出鄉土題材的語言特色，原因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因為軍營裏的語言五花八門，沒有一種穩定的代表性語言，就是軍營普通話也是南腔北調，什麽樣的都有，很難找到一種共性的東西。所以軍事題材小說隻能用普通話夾雜著人物對話的方言來寫，敘述語言特色就不明顯。鄉土小說就不一樣，那裏是生我養我的故鄉，家鄉的語言我想改都改不了，扔也扔不走，盡管別人聽著好笑，但自己還是非常喜歡，所以說起來就生動流利，改造起來也仍有特色。另一方麵還是下的功夫不夠，軍營同樣有地域，就是戰爭的戰場也有地域，軍人的故鄉在五湖四海，他們各自有各自的語言，隻要下功夫，同樣會讓軍事題材作品的語言富有特色。自己仍須在這方麵做努力，最近又寫了兩個中篇一個短篇，一個軍事題材叫《蒼天亦老》，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想在語言上有所收獲，不知有否長進，有待讀者鑒別。
摘自石一龍《點擊軍旅作家》（華文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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