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突厥滅亡後，投降的部眾有十多萬，其他依附於東突厥，在靖邊戰爭[49]中投降、被俘的“雜胡”更是不計其數，怎麽處理這些人成了擺在唐朝君臣麵前的一個大問題。朝臣在這個問題上分為兩派，一派以中書侍郎顏師古、禮部侍郎李百藥為代表，主張把這些胡人充實到河南、河北的府州去，“授以生業，教以耕種”，我們姑且可以稱他們為鴿派。
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
另外一派以名臣魏徵為代表，持鷹派（姑且稱之）觀點。魏徵可謂是唐代的鷹派領袖，他反對非法移民，堅決主張把這些人遣送回原籍：
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麵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
魏徵還舉了晉代把匈奴殘餘和諸胡安置在中原地區導致五胡亂華、生靈塗炭的例子：
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膻裘之域。
夏州都督竇靜也反對把突厥俘虜安置在中原地區，他認為這嚴重威脅了唐朝的安全：
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
值得指出的是，兩種態度相較之下，似乎魏徵讓他們重獲自由、回歸家園的辦法更加仁慈。實際上，當時東突厥適遭暴雪天災，牲畜大量凍死，男性則在戰爭中大量陣亡，因此，在突厥俘虜中，老弱和婦孺占了一半還多，這時候如果強迫他們返回塞北，無異於借助大自然之手判了大多數人的死刑。
因此，唐太宗當堂駁斥了魏徵的意見，他說：“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現在，有些半吊子曆史學家說唐太宗是鮮卑人，因此才對遊牧民族如此寬容和優待。這純屬胡說八道。李世民的鮮卑血統主要來自其母係，而古代中國人和世界上其他多數民族的譜係是隻承認父係的（如歐洲的薩利克法）。而且，現代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也采用隻研究Y染色體單倍體的方法來研究民族演變，因為隻有Y染色體在遺傳中能夠保持穩定性（隻有男性有Y染色體）。因此，李世民是毋庸置疑的漢人。他對於處理少數民族俘虜問題的考慮，也反映出一個漢族帝王基於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政治考慮。一方麵，基於道家思想，他認為鴿派“化胡虜為農民”的同化政策“乖違物性”，也就是說，強迫遊牧民族去種地是不尊重自然規律的。另一方麵，基於儒家思想，他認為“殺降不祥”，更是堅決不同意采用魏徵所提的迫使俘虜返回塞北的變相種族滅絕政策。
有唐一代，統治者的自信、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在中國曆史上是罕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