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明治政府和“皇軍”贏得了西南戰爭，但舊武士在戰爭中表現出的作戰技巧和無畏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他們。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悲劇武士西鄉隆盛戰敗自殺後反而成為民眾的偶像，被作為踐行武士道的典範受到人們的崇拜，而那些戰死以及戰後被處刑的叛亂武士也受到了民眾廣泛的同情。明治政府在尷尬之餘意識到了另外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民族國家的建立實質上是共同體的重建，而共同體的重建必須依賴共同記憶的重構。正如赫爾穆特·理查德·尼布爾所說：
沒有集體記憶，沒有共同體認可的過去，就沒有真正的共同體。要想形成共同體，必須建立共同記憶……共同記憶的多寡決定我們之間聯接的程度。
西南戰爭的結果表明，日本構建整個國家共同記憶的最大公約數無疑是武士道精神，但西南戰爭的結果同時也表明，舊的武士道無法和新建立的近代國家體製相容，於是明治政府立即開始著手構建“新的武士道”。平定武士叛亂的次年即1878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頒布了《軍人訓誡》，其中強調：
我國古來武士之忠勇為主，自不待言也。可為忠臣勇士之龜鑒者，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國之人民，以忠良驍勇之名光耀於四鄰，彼我之史乘皆有顯著記載。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傳受，我等血脈中固有之遺物，願永世保存，傳之子子孫孫，勿以不忠卑怯之汙名毀傷祖先之遺物，此乃我等之衷情也。
盡管戰敗自殺，但因其性格中的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因素，西鄉隆盛反而被認為是武士的典範，
受到了人們的廣泛同情和崇拜，這對明治政府來說是一個尷尬的結果
這份《軍人訓誡》裏有兩個很關鍵的信息點：一是將武士道的承載主體進行了轉換，由武士階級變成了“日本帝國之人民”；二是強調“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傳授”，把第一點用“自古以來”的形式確定下來。這份《軍人訓誡》標誌著明治政府開始用“新的武士道”取代“舊的武士道”以完成民族國家共同記憶的構建。
明治十五年，政府又以天皇的名義發布了《軍人敕諭》，除了再次強調“新的武士道”，還對“舊的武士道”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針對社會上崇拜西鄉隆盛的思潮，這份《敕諭》裏嚴厲地斥責道：
自古或立小節之信義，而誤大綱之順逆，或迷公道之理非，而守私情之信義，雖為英雄豪傑，可惜遭禍滅身，留屍上汙名於後世，其例不少，當深警醒。
對明治政府而言，西南戰爭其實是一個契機，
他們得以從肉體上消滅了最後的反抗者，進而馴服了剩下的活著的武士
明治政府通過廣泛高效的基礎教育體係向全民灌輸其發明的“新武士道”。
至1890年，日本平民的識字率為73%，女子的識字率也超過50%，
同一時期清朝的識字率不足10%，97%以上的婦女是文盲
《軍人敕諭》的發布標誌著在經濟上鏟除武士階級賴以存在的基礎（廢藩置縣、秩祿處分），政治上廢除武士階級賴以生存的暴力特權（廢刀令），最後在肉體上消滅仍不服從的頑固武士（西南戰爭）之後，明治政府完成了對舊武士道的揚棄，而其建立的“新武士道”雖然保有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表，核心卻是披著武士道外皮的軍國主義，是如假包換的來自普魯士的舶來品。
為了使人民信以為真，明治政府組織理論家對“新武士道”進行了一係列完善。1908年，山方香峰出版了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新武士道》，稱:“日俄戰爭是國民精神以武士道的形式開出的最美的花。”這標誌著新武士道或者說軍國主義武士道理論體係的正式形成。
鳩占鵲巢的軍國主義武士道對舊武士道中一些不符合其意誌的特點進行了篡改，因為清朝在19世紀表現出的一係列衰敗、墮落和消沉，使日本原本對清朝的審慎和防備態度逐步變為歧視和鄙夷。作為國家道德標準的武士道中居然有大量衰敗國家的思想，讓日本的“曆史發明家”感到尷尬和恥辱，一些日本儒學家開始有意識地將“新的武士道”與“舊的武士道”中的儒學基礎剝離開來。針對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中關於武士道受到陽明心學影響的觀點，井上哲次郎批評道：“陽明學……與武士道的發展無任何關係。”
至今屹立在皇居門外的楠木正成像，“二戰”中成千上萬的日本士兵因他留下的名言“七生報國”而赴死
井上哲次郎自欺欺人地宣稱：“（武士道）篤於實行，與王學（即陽明心學）相比，有優無劣。”針對武士道“去儒學”後的空洞現象，井上哲次郎提出武士道的核心是“皇道的武士道或神道的武士道”。這個核心用通俗的語言解釋就是“效忠天皇，毫無保留地赴死”，這和傳統武士道“忠於主君，適時去死”的觀念差距巨大。為了抵消西鄉隆盛這些舊武士偶像的巨大社會影響力，明治政府無限度地拔高和推崇南北朝時期為保衛天皇而死的武將楠木正成，除了在明治五年建成了專門祭祀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又名楠公社），又於1904年讓東京美術學院的學生鑄造了巨大的楠木正成青銅雕像，豎立在皇居之外，象征世世代代保衛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