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總是叫囂“攘外必先安內”，打著安內的幌子進攻共產黨，讓國人很是反感。就博弈論的“囚徒困境”來說，兩個共同犯罪的嫌疑犯一旦被抓，那麽他們各自的優勢策略就是坦白交待，而在攘外與安內的博弈中，卻正是一個“囚徒困境”。在這個博弈中，很明顯是因為內部還存在一個博弈參與者或者說有一個博弈對手，或者說是博弈雙方的利益競爭者，在這個博弈中應該存在三個博弈參與者，內部兩個，外部一個。我們假定這三個參與者分別為甲、乙、丙。丙為外部參與者，甲乙為內部的兩個博弈者，這樣甲乙的博弈形式就如下麵所說的那樣了。
甲的選擇有四：先攘外打丙；先安內打乙；聯合乙打丙；聯合丙打乙。在這四種策略中，先攘外，那麽就首先會受到丙的攻擊，而此時乙就有兩種選擇，攻打甲或者按兵不動，而選擇攻打甲的現實收益值最大，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把甲給打敗；如果等到甲或者是丙打敗了對方，那麽乙再去打的話，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風險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為負了，因此等於是乙的劣勢策略。
按照博弈論的理性人的假設的話，乙肯定會選擇優勢策略，也就是打甲，而此時，甲就會兩麵受敵，很容易給敵手打敗，這就成了甲的劣勢策略。而如果甲先打乙，安定內部，那麽丙就又獲得了主動權，它去打甲的話又變得很容易了，但丙是甲乙共同的敵人，它打甲時就必然要打乙，所以此時是甲乙雙方同時受損，收益值都得負，但比兩麵受敵要好得多。如果聯合乙打丙，甲乙雙方都獲益，收益值都為正，合作是雙方的優勢策略。
如果聯合丙打乙，甲得正，乙就為負了，因為乙被打敗的風險增加，這就是甲的嚴格優勢策略。反之，這種策略對乙也成立，結果就是：甲乙都聯合丙是各自嚴格優勢策略，雙方都跟丙聯合，結果雙方都受到損失，這樣就陷於了“囚徒困境”。而在我國曆史上，北朝與突厥的博弈就屬於這種情況。
北魏末年，內部動亂，柔然勢力複盛，屢屢侵擾邊境。這樣就形成了內憂外患的局麵。西魏建立後，為了全力對付東魏和南梁，宇文泰對北邊少數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親政策。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環弟塔寒，後又勸西魏文帝納阿那環女鬱久閭氏為皇後，以結好柔然。對突厥亦然，大統十一年（545年），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聯係；大統十七年（551年），以長樂公主嫁給突厥主阿史那土門。
突厥也經常派使者訪問西魏，贈送禮物，如大統十九年（553年），突厥向西魏獻馬五萬匹。宇文泰這樣一做，東魏的高歡就坐不住了，搞起了“和親政策”，把皇室宗室的女兒嫁給突厥的可汗和可汗的兒子，還要求突厥的可汗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結果突厥的可汗不肯，卻堅持要把女兒嫁給高歡自己，高歡沒有辦法，隻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元配夫人放置別室來迎娶突厥公主，而且還向突厥的可汗進貢大量的絲綢和糧食。這樣東魏和西魏都可以保證各自邊境的少數民族不會大舉進攻自己，有利於各自集中力量來進行內戰。而突厥也樂得坐山觀虎鬥，而且能夠從中獲得很多的好處。而從博弈來看，東魏和西魏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且深陷不拔，隻要東西魏不能聯合，他們就無法走出這個囚徒困境。
如果說“兄弟鬩於牆，共禦外侮”是理想化的擺脫囚徒困境的策略，那麽出賣“兄弟”以換得自己的平安，則是處於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選擇。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中這一本能都鮮明地體現著。
東西魏的“囚徒困境”隨著東西魏的滅亡而走到了盡頭，隨之而來陷入“囚徒困境”的是北齊和北周。根據《周書?突厥傳》的記載，556年，突厥木杆可汗一舉攻滅了柔然國。突厥又聯合當時的波斯一起向西攻打破噠，結果攻滅了破噠；在東麵突厥追逐契丹，一直把他們趕到了高麗才罷手；在北麵吞並了契骨（吉爾吉斯），轄地東起遼海，西至西海（成海），長萬裏，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長五六千裏，突厥代替柔然成為統一北方的強大國家。而此時的齊與周卻連年交兵，兩國都隻好爭取突厥做自己的外援。
563年，周武帝暗地裏謀劃與突厥連兵攻打北齊，因此親自向突厥請婚，願意娶突厥公主作為皇後；齊武成帝也派遣使臣向突厥請求結成婚姻，送的禮比北周更多。最後，突厥通過權衡利弊，覺得北周的發展前途要大些，於是就允許與北周通婚，並且派出騎兵十萬，自恒州分三路進來，會合周兵一齊攻打北齊的晉陽。武平二年（571年），北齊派斛律光率眾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戌十三所。對北周和突厥的聯軍嚴陣以待。北周首先派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率步騎萬餘進攻平隴，與斛律光在汾水之北展開大戰，結果周軍大敗，被俘殺千餘人。接著北周又派其柱國紇幹廣略圖攻宜陽，斛律光率步騎五萬增援，大戰於城下，又打敗了周軍，奪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戍，俘獲周軍千餘人。
突厥看見北周的軍隊這麽不中用，大為驚駭，馬上引兵出塞。但他們就是逃跑也沒有忘記搶東西和搞破壞，自晉陽以北七百餘裏，都被突厥兵沿路大肆搶劫擄掠，人畜不留。572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佗缽繼位可汗。此時佗缽可汗分國為東、中、西三部，自己居住在中部。周國與突厥和親以來，每年都要送給突厥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人往來長安，每年經常有數千人以上，周國都得供給他們上等衣食，盡力優待。齊國也怕突厥入侵邊境，所以也就跟隨北周的做法，送給突厥大批賄賂。這樣，佗缽可汗就有點得意忘形了，愈益驕橫，他經常對臣下戲說：“隻要我在南方的兩個兒子（周齊）常常這麽孝順，我不愁沒有財物使用了。”所以曆史上曾把北齊和北周之間的戰爭，稱為“突厥兩個幹兒子之間的戰爭”。
周武帝為了專力對齊，曲意交接突厥。滅齊的第二年，即578年，周武帝親率大軍分五路北伐突厥，但在路上病死，周軍退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北周實行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的大體方針，具體的是聯合突厥先攻滅北齊，實行的正是博弈論中嚴格優勢策略，但如果一旦平定了內部的爭鬥，就必然會發動攘外的戰爭了，周武帝正是遵循這樣的路數。此後突厥屢寇邊境，579年，周修齊文宣帝所築長城，防備突厥，但是整個北周可以說都生活在突厥的陰影之下。它們之間的具體博弈矩陣如下：北齊北周安內攘外安內
攘外與安內的選擇
從博弈矩陣來看，這裏存在兩個納什均衡，其結果是不可確定的，但由於它們各自本身的矛盾衝突，就決定了共同攘外是不可能的。因此隻存在一個嚴格優勢策略，就是共同安內，也就是互相內耗。誰如果先改變策略，誰就會吃虧。
不僅整個北周生活在突厥的陰影之下，就是整個北朝，從一定意義上說也都是生活在突厥的陰影之下的。這當然是具體的曆史環境下的特定的曆史產物，也是由北朝各個國家本身的實力所決定的。當然更是北朝各國內部的紛爭所決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們之間無法形成聯合，也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地來對抗突厥的局麵了。所以我們說，北朝各國都無法走出“囚徒困境”，這也就決定了北朝無法擺脫突厥的陰影。當然，如果曆史可以假設的話，它們也有可能走出這個陰影，隻要它們能夠消除各自的矛盾，攜手對抗突厥，也就是東魏和西魏合作，北齊和北周聯手。但曆史從來都沒有假設，而人對權力追求的貪婪，也決定了東魏和西魏永遠都沒有合作的可能，北齊與北周也是如此，除非是突厥要同時把它們都滅掉，但這種可能也不存在。所以北朝的各國注定隻能是永遠的對手和冤家，而無法成為合作者。從曆史的實際來看，北周勝利了，並延續下來，這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曆史博弈的勝利。
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來或都需要解脫。就警察來看，如果所有的囚徒都走出了困境，那麽將對社會產生災難性後果，社會將充滿了犯罪和混亂。就曆史看來，曆史總是在按照自己永恒的線性規則自然誕生著“囚徒困境”的曆史事件，然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輕輕地抹掉。曆史沒有創造博弈論，但它卻處處在運用博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