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合作的關係，這種關係在處理重大問題上體現得尤其明顯，因為一個人或者一個單獨勢力不足以完成複雜的事業，隻有通過某種協議，與其他人、其他勢力達成共識，互相支援彼此合作，才能完成目標。
這就是博弈產生的基礎，如果沒有合作的需要，那麽可能博弈的精神就不會出現，至少在中國曆史上是如此。實際上，在中國曆史上，合作性質的博弈多於不合作乃至鬥爭性質的博弈（不過在西方曆史上則恰恰相反），所以，能否與他人合作，如何就一個目標進行合作，是能否產生博弈規則的重要誘因。
在中國曆史上，這種情況，在進行改革的時候表現得十分突出，因為改革的主體大多來自於下層，而他們卻又往往不采取合作的態度，而是孤軍奮戰。中國曆史上改革多失敗，正是改革主體與博弈規則衝突的結果。
一般來說，最傾心於改革的、最堅定的力量，往往來自於下層。可是，來自下層的官員們，卻因為缺乏政治資本，隻能靠特殊的途徑謀取高位，而他們自己也往往因此而受到指責，他們自己也因為缺少支持而采取激進的手段打擊反對者，最終或是與反對派同歸於盡，或是被反對派打垮。來自下層的人士雖然傾心於改革，但是他們缺少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所以他們一旦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就要修改施政原則，而修改施政原則的同時，也要為推行自己所製定的新規則而打擊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但反對他們的勢力。因此，他們的改革，往往是把政治鬥爭也摻雜在改革措施之中，讓改革本身帶上了汙點，所以一旦他們的政治地位被動搖，他們所推行的改革，修改的規則也將被一並推翻，使事業和他們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同終結。
發生在唐朝中期的“二王八司馬”革新運動，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統治危機不斷加深，藩鎮割據、宦官弄權鬧得烏煙瘴氣。但是，仍然有很多讀書人沒有放棄振興唐朝的努力，他們要求改革弊政，經常在朝野各處宣傳變革的重要性。
在中晚唐聲勢浩大的改革呼聲中，“二王八司馬”（因為其核心人物中，兩人姓王，另外有八人在改革失敗後被貶為司馬，故稱“二王八司馬”）革新就是其中曇花一現的改革火花。他們在唐德宗駕崩之後，利用自己和新皇帝唐順宗的私人關係而入主朝廷，進行改革。但是因為他們執行的政策針對性太強，受到極大的阻力；他們違背官員升遷的原則驟然顯貴，也引起許多朝臣不滿；加之他們行事不甚光明磊落，甚至在搞小人的伎倆，也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最終，他們在新一輪的皇位競爭中成為犧牲品。其核心人物王叔文被貶的第二年就被賜死，王伍被貶之後病死，另外八名主力幹將也被貶為邊遠地區的地方官，這些人是：永州司馬柳宗元，朗州司馬劉禹錫，崖州司馬韋執誼，虔州司馬韓泰，饒州司馬韓曄，台州司馬陳諫，連州司馬淩準，郴州司馬程異。
這些人多數出身低微，在朝中沒有任何依靠，雖然劉禹錫、柳宗元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但二人在政治上並無建樹，所以隻是憑借自己在文壇的影響以及同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而置身於高層的。但他們自己也沒有拿出可行的革除弊政的方略，以他們的政治影響力，要鏟除宦官和藩鎮對唐朝的禍害，就如螳臂當車一般，可是他們自己卻認為隻要太子做了皇帝，他們革除弊政的願望就可以實現。
後台程序是超越公眾知識之上的，因而帶有權力的壟斷性。如果不考慮到這些後台程序背後的權力，隻是從表麵出發，進行全盤推翻舊有規則的休克療法，自然會驚動掌握後台程序的權力擁有者，因而，這些休克療法，隻不過是隔靴搔癢。
等到唐德宗年老之時，太子李誦身邊的二王、劉柳等人開始摩拳擦掌，為太子即位施政作各方麵的準備。二王和太子孤掌難鳴，結交劉禹錫、柳宗元身邊的年輕人為己所用。而柳、劉身邊的那批文學之士太過急功近利，因為自己資曆太淺一時無法出任高官，便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太子即位之後能夠破格提拔他們。
果然，通過太子和二王，柳宗元和劉禹錫被破格任用，他們身邊的年輕_人也都躍躍欲試，紛紛為太子獻策。因為他們所論的政事大多是關於當時有實權的宦官、權臣和藩鎮的，所以他們隻能秘密往來，這種詭秘的行為遭到了許多大臣的非議。
他們革除弊政的願望雖然美好，但是二王、劉柳出身低微，缺乏政績，加上行蹤詭秘，令許多人反感，在朝中自然也沒有威望，隻能利用太子的名義，並結交宦官、後妃等勢力來壯大自己。這樣，他們雖然在道義上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沒有合法性，使得本來就很困難的改革失去了朝中大臣們的認可。而且，他們為了保全自己，也做出了一些傷及無辜的事情，擴大了反對派的實力。王叔文等人清除朝中的異己，卻不敢向手握兵權的宦官和割據一方的節度使下手，真正的政敵沒有打擊，可以成為聯盟者的官員們也被推到反對派的一邊，他們最終的敗亡，在這裏就已經初現端倪了。
唐德宗病逝後，太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但宦官們並不甘心，而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二王劉柳等人，卻以為太子做了皇帝就穩操勝券，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了。首先，他們抬出了德高望重的老臣杜佑為宰相，作為他們順利交接政權的籌碼。同時，他們又迅速改組宰相班子，又將德宗時被貶的名臣陸贄、陽城等人召回，但召回他們隻是為了擺出一副禮賢下士的姿態，而不是真的要任用他們。
這一係列的官員任命，雖然有杜佑、陸贄、陽城等人做招牌，但實質就是要安排二王劉柳集團的人為高官，當時許多大臣都已經看出這一點，對此非常不滿。而二王、劉柳卻渾然不覺，以為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經穩固，便不顧宦官和地方節度使的反對，針對這兩大勢力造成的弊政采取了果斷行動。
他們以順宗的名義頒布詔令，取消弊政，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雖然雷厲風行，但打擊麵過大，所以雖有皇帝的命令，下麵還是不能執行，反而令本來擁護改革的百姓寒心。
二王等人認為，要使國家徹底有起色，單單在政治上打擊藩鎮和宦官是不夠的，還應該改革經濟管理製度。這種想法是對的，但是他們實行的政策又是“一刀切”，沒有考慮到實行起來的難度；二王想加強中央對財政的控製，將當時控製財政的重臣大部分解職。因為這一改革二王作了妥協，將杜佑抬出來管理財政，並讓本來做鹽鐵轉運使的李犄任命為節度使，暫時緩解了矛盾，但隱患依然存在。
接下來，王叔文等人開始準備解除宦官的兵權，想將統兵權收歸中央，由他們管理軍隊。可是，當時作為中央禁軍的神策軍已經完全由宦官控製，宦官在軍隊中的控製力已經根深蒂固，一時難以拔除，可二王因為害怕宦官擁兵自重對自己不利，始終把宦官在軍隊中的影響力視為自己的心腹之患。他們想趁宦官不備而接管軍隊，可是很快被宦官們察覺，二王奪取兵權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而且二王集團和宦官的矛盾開始公開化，宦官們也準備正麵回擊，將他們一網打盡。
幾件事情積累下來，使得二王集團在政治上陷入絕境，德宗時期的幾個著名的大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人因為軍權幾乎被剝奪，率先開始了打擊二王勢力的活動。他們擁戴順宗的長子，以牽製二王的改革。王叔文在此時無計可施，隻能使用陰謀手段，繼續詭秘地會談，令本來采取觀望態度的大臣們十分失望，視他們為奸佞小人。二王、劉柳在朝廷上無可依仗，隻能扶植自己的心腹，而且他們提拔的多數都是毫無資曆的文人學士，這種用人政策惹惱了許多大臣。
在俱交珍、瀏光琦等宦官的堅持下，順宗冊立了他們所支持的皇子李純為太子，王叔文和皇帝之間的聯係也被宦官們陰謀隔斷。王叔文心知局勢已經不可挽回，悲憤之餘隻能吟誦杜甫感懷明相諸葛亮的《蜀相》中的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而後，因為二王的改革觸動了地方節度使的利益，一些強悍的節度使如韋皋、裴均、嚴綬等三大藩帥相繼上表，攻擊王叔文等破壞綱紀，危害國政，同時逼迫順宗讓位於太子李純，不久順宗就被宦官所害。
事已至此，而王叔文還想求得宦官的支持。這無疑是王叔文陷入絕境又不甘失敗的一次掙紮，可是不僅沒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支持，反而遭到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人的指責。第二天，王叔文就因為母喪而被迫辭官離任，最終被賜死。改革派與實權派的鬥爭，用矩陣圖可
二王集團起於民間，所以對百姓的疾苦、政治的腐敗多有切身體會，也有改革弊政的願望，他們提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本正確的。但是，他們因為出身低微，隻能靠依附太子而迅速登上高位；又因為本身沒有政治實力，討論政事隻能采取秘密形式；執政之後因為缺乏支持，自己又不懂得爭取盟友，導致孤立無援；想削弱宦官和藩鎮，卻因為沒有發動可以依靠的社會力量，隻能用權謀手段，終於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導致他們失敗的因素之中，不計成本的一味急進蠻幹，引起中立者和支持者的反對，是他們迅速敗亡的最重要原因。他們以為自己可以隻手擎天，修改誤國誤民的政治規則，最終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革新成為以小人伎倆做正義事業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