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理上說，國家出現了危難情況，而且危難是由於舊有的一切，比如製度、思想、習俗不適應新時代所引起的，執政者就應該順應曆史潮流，進行變革，推行新的政策，扭轉局勢，但這隻是常理而已。執政者自己所依靠的，恰恰是那些已經不適應曆史潮流的一切，如果要變革，勢必要削弱他們的統治，動搖他們的勢力，所以，越是這個時候，變革就越困難。
在國家危難之際，執政者反對變革的時候，國運便岌岌可危。如果要在這個時候修改舊有的一切製度與秩序，就應該先把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變革派的手中，這樣才能保證新政策的順利推行和國運的振興。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不但變革難以成功，秩序無法改變，甚至會使變革者自身受到威脅，國家的前途命運也作為變革派和保守的執政派之間鬥爭的代價而被犧牲掉。
說到底，這就是維新與守舊雙方在爭奪政治控製權和權威話語權上的一種博弈。雙方的態度肯定是不合作的，那麽如何占盡先機，在奪取政治控製權之後推行自己製定的秩序，對維新派來說，是個關鍵的問題。可是，維新者往往注意不到這一點，而是在沒有控製局勢的時候就衝動地推行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的結果，隻能是在守舊派的反撲中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與治國方略一起葬送。
在搖籃中就被扼殺的清代戊戌變法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清朝從鴉片戰爭開始，就一步步淪為列強的盤中之餐。光緒皇帝即位時，這種國家的劫難更是愈演愈烈。光緒皇帝苦於尋不到強國之路，困惑不已，在他困惑的同時，列強們也在變本加厲地從中國獲取更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正當光緒帝苦苦探求報仇雪恨、振興朝政的時候，一種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這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勢力。
康有為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時，就曾上書。可惜他的上書光緒皇帝並未見到。此後，在公車上書運動中康有為又撰寫了奏章，一個多月後，光緒終於見到了這篇奏章。康有為認為，隻要當機立斷，速圖自強，同樣可以拯救國家。
這篇奏章吸引了皇帝，康有為精辟的論述是光緒帝聞所未聞的。“窮則變，變則通”的觀點在皇帝的心靈深處引起強烈的共鳴，光緒看到了振興朝政的前景。
1897年11月，德國侵占膠州灣。在此局麵下，康有為再度來到北京，他在向光緒上書中警告說：“如果再不變法圖強，恐怕大清國將土崩瓦解，你這個皇帝也當不成了。”這份措辭尖銳的上書，由於守舊朝臣的阻撓未能遞到光緒帝的手裏。康有為還試圖發動台諫官員聯合起來呼籲清廷變法，可惜響應者寥寥無幾。
局麵愈來愈嚴重，而守舊大臣卻袖手旁觀。康有為百般無奈下，準備啟程南歸，此時光緒的老師翁同穌前去挽留，並轉達了光緒對他的殷切期望。為了挽救危局，促進變法**早日到來，康有為除了呼籲變法外，還組織了以“保國、保教、保種”為宗旨的保國會。由於有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維新派理直氣壯的宣傳鼓動，變法的聲浪此起彼伏，震動京畿。
然而，守舊勢力對改革非常敵視，對於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也極為切齒；而對於光緒帝同情支持維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於是，他們聯合起來，紛紛向光緒帝進言，說祖宗成法千萬不可變，光緒帝對此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眾多的大臣出來阻撓新政，卻也使他深感變法前途的艱難。
1898年5月2日，軍機大臣剛毅向光緒帝提出要懲治保國會及康有為。守舊派對保國會極為痛恨，榮祿曾公開揚言：“康有為創立保國會，現在許多大臣未死，還不勞駕他保。他肆意亂為，非殺不可。”而禦史潘慶瀾則直接向皇上遞折，嚴厲反對康有為立保國會的“劣跡”，而光緒帝的態度十分明確，將守舊派殺氣騰騰的言論，通通都駁了回去，他甚至通過親王奕勖向慈禧捎話說：“太後如果仍不給以主事的權力，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表白了他決心要把變法提上日程的誌向。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終於向全國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這道詔書大體上體現了維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變更成法，博采西學，達到發憤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摻雜了一些折中，甚至是守舊派的觀點。這種情況說明，變法在剛一開始就麵臨著嚴重阻力，沒有慈禧的允諾，一切變革都無從談起。
如何把握後台程序?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要先成為後台程序的控製者和擁有者，這是一個非合作博弈的過程，如果試圖用信義、利益去達成合作博弈，結果就隻能是一敗塗地，道理很簡單：獨占性的後台程序作為一種資源，是不可能通過合作來讓步的。
國是詔書頒布後，光緒召見康有為。他決計按照康有為所設計的“假日本為向導，以日本為圖樣”，對傳統的祖宗之法進行徹底的變革。
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任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總是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有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但是，一旦要改掉它，就會有人出來大唱反調。百日維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種禁錮士人頭腦的腐朽製度，在中國已有數百年的曆史，康有為及維新派多次上書痛陳八股危害，認為它禁錮士子的智力發展，要求盡快廢除。因此，光緒命令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廢除八股文，一律改試策論。但諭旨頒布不久，北京就亂成一團。一些讀書人怕因此失掉這個往上爬的階梯，極為不滿，有的人甚至懷揣利刃，準備要對康有為等人行刺，以發泄他們對新法的仇恨。浙江學政陳學菜公然上書朝廷，表示不讚同廢除八股，聲稱一旦廢除八股，勢必釀成大禍，不利於皇權的穩固。
進入農曆七月之後，光緒變法的步伐比以前有明顯加快。他不顧守舊官僚的強烈反對，下令對舊有的官僚體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對各地的行政官員、冗員及閑員下令要在一個月之內裁汰淨盡。這些嚴厲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舊派官員群起出動，與新政為敵，他們造謠說：“皇帝吃了康有為的迷魂藥。”有的直接上書，請光緒誅殺康有為、梁啟超，以平息“民憤”，保全國體。光緒帝對此十分氣憤，令譚嗣同駁斥這些言論，竭盡全力保全維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與新舊兩黨的尖銳衝突同步進行，進入戊戌七月之後，光緒深知守護大臣與自己誓不兩立，於是更加放手辦事。他不理睬守護大臣的反對，而將譚嗣同、林旭等四人提拔為軍機章京。而後，禮部右侍郎徐致靖上了一道《保薦袁世凱折》，說袁世凱智勇雙全，是可以信賴的維新誌士。
光緒正因為自己手頭沒有可靠的武裝力量作為推行新法的後盾，因此一見徐氏的奏折，當即召袁進京。他原以為袁世凱的這支新軍讚同變法，守舊勢力當會有所收斂。
剛剛進入農曆八月，京師的氣氛已變得十分緊張，新法能否繼續推行成了京城裏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不管是守舊官僚，還是維新誌士，都注視著光緒與慈禧太後將會如何動作。
9月14日上午，光緒帝去頤和園，他考慮該如何說服太後，因為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早在康有為正月初三遞上的奏折中，提出了設立製度局於宮中，提拔通才以議新政的重要建議，但遭到守舊勢力的堅決抵製。因為這個機構一旦設立，有的軍機處就會被架空。因此，長期以來圍繞要不要提拔維新誌士的問題，爭論不休，不能形成決議。
光緒向慈禧提出了設立製度局的想法。可是這一試探觸怒了慈禧，慈禧指責他要把祖宗的家業葬送於康有為之手。光緒擔心守舊派會在近期內采取非常舉動，於是在這次和慈禧的會談之後，很快就在頤和園秘密召見袁世凱，讓他專管練兵，做新法的後盾。
可是，9月18日，守舊派楊崇伊上書請慈禧立即訓政，防止維新黨人亂來。這天傍晚，譚嗣同按照康有為的授意，勸說袁世凱軟禁慈禧、捕殺榮祿，結果被袁氏出賣。
9月19日，慈禧突然發動政變，把光緒幽禁，同時開始搜捕維新人士，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被捕後在菜市口被處斬，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至此，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以失敗而告終了。可以用矩陣圖作出說明：
從上圖可以看出，處於弱勢的群體如果公然與強勢群體對抗，隻能一敗塗地。戊戌變法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變法派在政治上的實力不如守舊派。變法派大多是書生，雖然也有少數地方官員和中央次等官員，但是和守舊派比起來，簡直是雲泥之別。守舊派既有手握政權的慈禧太後，又有軍方大員榮祿，加上那些皇親國戚，無論是數量上還是絕對力量上都遠遠超過了變法派。同時，變法實行的政策雖然符合了當時的曆史潮流，卻大大損害了守舊派的利益。因為時勢危急，不可能采取溫和的政策，而且對守舊派溫和，也無法真正進行變法。正是這些自始至終就存在的矛盾，讓光緒皇帝在要救國還是要皇位的兩難選擇中選擇了變法救國，卻因為沒有考慮到變法中的巨大阻力和敵我勢力的力量對比，最終遺恨終生，使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一起陷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