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兩漢對匈奴發動決定性打擊後，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附，漸遷至內地並逐步漢化；北匈奴逐漸西遷，給歐亞大陸政治格局帶來劇烈變化；還有一些別支在廣闊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認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們遷居到金山（阿爾泰山）之南，以遊牧為生，又工於鐵作。當時正值柔然汗國強盛。突厥人受其奴役，為他們充當“鐵工”，但勢力漸盛。後來突厥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政權。由於突厥非常強大，縱橫捭闔於齊、周之間，利用雙方的矛盾戰爭，不斷索取財物。隋王朝時，突厥因為內部矛盾，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政權，隋文帝楊堅利用其內部的紛爭，迫使突厥歸附。
隋末中原紛亂，突厥又再度強盛起來，“控弦百萬”，曾經圍攻隋煬帝於雁門。這一時期，突厥汗國是我國北方頗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諸雄幾乎都和突厥有勾連，要麽結盟，要麽稱臣，連李淵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說過：“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李淵）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嚐不痛心疾首。”
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沒有辦法的抉擇，在這場博弈中，雙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種割據勢力麵臨兩種選擇，要麽與突厥為敵，被突厥滅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勢力消滅；要麽臣服於突厥，向其交納一定財物從而維護自己的政權或者去欺詐其他割據勢力。當時，突厥騎兵給中原地區很大騷擾，突厥貴族不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據勢力勒索財物，而且大量擄掠北方無辜百姓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畢可汗之弟處羅趁李氏家族率兵進入關中爭奪天下之際，帶兵攻破太原，大搶三天，“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統一全國。突厥統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各個割據者手中勒索財物了，因此趁此時唐朝國力還不十分強大，連年進擾內地，掠奪人口和財產。東突厥頡利可汗曾親率大軍15萬人攻並州，擄男女5000餘人；又曾率騎兵10餘萬大掠朔州、進襲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剛剛即位之時，頡利可汗率兵20萬直逼唐都長安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40裏，京師震動。唐太宗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臣下及將士隔渭水與頡利對話。頡利既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財物，與之結盟，乃領兵而退。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便橋之盟”。這次結盟中，唐太宗和頡利可汗約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關係在這是和西漢初年與匈奴的關係極為相似的。這從圖可以看出：
唐帝國（弱）對抗結盟 對抗
突厥（強）
結盟-1
3 -1
4-1
33
5
唐朝與突噘
在這場博弈中，唐王朝處於下風，對於唐朝來講，這時也有兩個選擇的機會，戰與和，與突厥進行戰爭是一種選擇，但由於中原的內戰剛剛結束，形式上雖然實現了統一，然而殘破經濟猶待恢複，各種不確定的反抗勢力正在伺機而動，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力量，唐王朝都還比較弱小，貿然采取攻勢，隻能或是國家敗亡或是長期衰弱，漢高祖的百登山之圍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敵人強大的時期，隻能采取與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然而，這時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勝敗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遠播之期，而是由一個從弱到強的過渡階段，需要時間來恢複戰爭創傷，由時間決定成敗，但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帝國的尊嚴、開國的霸氣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據時期那樣納貢稱臣。因此，唐太宗隻能采取有聲和無聲的兩種博弈方式，在無聲的博弈中，他率軍隊嚴陣以待，隔著渭水對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軍的強大，又給突厥以回旋的餘地。有聲的博弈，他親自出馬，與突厥最高統治者進行麵對麵的談判，這一下在氣勢上壓倒了對手，也能盡快地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許之以利，唐太宗占據了信息上的優勢。而對於突厥一方來說，掠奪財物是最終目的，戰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與其在不知對手虛實的情況下貿然對陣，還不如撈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於雙方都考慮到能夠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納什均衡才能產生。這時候的兄弟關係，實質上應該是突厥為兄，唐朝為弟，唐朝被人家兵臨城下，結成城下之盟，對雄心勃勃的開國皇帝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但唐朝贏得了喘息的機會，為下一場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個較高的起點。
建立在盟約基礎上的共存，是一種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棄盟約，就是從合作走向對抗，這一轉變，首先就是要踐踏自己的信譽，把誠信資本拋棄。如果沒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會隨便拋棄誠信資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關鍵的一環。
“便橋之盟”後，太宗進一步加緊備戰。他親自垂範練兵，每日“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於是“士卒皆為精銳”，中原經濟已得到一定恢複，國力逐漸強盛，反擊突厥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從貞觀三年拉開了唐代與突厥30餘年戰爭的序幕，“漢家大將西出師”，唐太宗的決心是剿滅突厥，徹底消除內地遭受的禍患。這時候唐王朝與突厥的關係由形式上的兄弟變成了對手，唐朝能取得這場博弈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占據著實力和信息上的優勢，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在唐朝這一方麵，唐太宗已經決定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以暴製暴，以殺止殺，在軍事上作了充分準備，給北征創造了良好條件。而對突厥來說，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一方麵這時突厥內部出現了混亂，《通典》記述：貞觀元年（627年），陽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都發生了叛亂。頡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討伐，突利又兵敗，輕騎奔還。頡利可汗將突利關押了幾十天，突利於是也發生怨言，產生背叛之心。突利為突厥王族，頡利親侄，他怨汗欲叛，說明在突厥的最高統治階層也發生了嚴重裂痕。
另外，頡利後期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部眾早就不滿，史料記載“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再遇上連年大雪之災，六畜凍死，就引起了突厥內部大崩潰。對這些情況，唐朝方麵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責（李責）、李靖，分統大軍十餘萬，於貞觀三年出擊。這次出擊的保密工作做得相當成功的，在李靖突擊突厥大本營時，唐太宗派出的使節都不知道，還在與頡利可汗進行和談。頡利可汗在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對唐朝“兄弟”的謙讓自然是萬分高興，雙方達成了一係列的協議，麵對這種和談即將成功的情況，是戰是和，李靖不僅作為一個軍事家，作為政治家的才幹也顯示出來，他明白實力決定一切，“一日縱敵，萬世之患”。
李靖在一個大霧迷茫的早上襲擊了突厥的中軍營帳，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縣）、雲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敗東突厥，突利可汗請降，頡利向鐵山逃亡（今內蒙古陰山北），李靖乘勝追擊。生擒頡利，俘其眾十餘萬，東突厥滅亡。圖可以顯示唐王朝的忍辱負重策略的成功。
這場博弈，唐王朝是贏得幹淨利落。一般說來，戰爭勝敗取決於實力、信息、戰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麵均優於另外一方，並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話，理性的弱者就不會進行戰爭的，唐太宗的便橋會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選擇了求和。但在貞觀四年這一係列戰爭中，作戰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這一邊，唐朝的最高統治者麵臨的抉擇是，唐朝不主動開戰，而突厥不可能主動開戰，那就得履行前約，每年送金銀珠寶；如果在等突厥內亂平息，挑起戰端，在實力相當的情況下，雙方是兩敗俱傷；而出其不意，主動發起戰爭，又在敵占區進行這一場戰爭，這就注定會贏得勝利。因為既然唐軍已經發動了攻勢，對突厥來說，就是兩種命運，知道而且主動迎戰，失敗、損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動迎戰，隻能徹底失敗。
唐帝國（弱）強攻突襲、先次後心 有備
突厥（弱）
無備2
-2 5
-14
-46
-5
唐朝與突厥
在東突厥問題解決之後，對西突厥的戰爭，是在唐高宗時期完成的，伴隨著唐與西突厥對西域的激烈爭奪。唐初，西突厥勢力極盛，“控弦數十萬，霸有兩域”，對唐朝形成嚴重威脅，並阻礙著中西商業交通。
與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兩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葉，弱其主幹，因為對東突厥戰爭以後，唐朝已經失去了戰爭的突然性，在與兩突厥的博弈中，既然雙方都選擇了戰爭，隻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願意臣服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納什均衡。在戰爭初期，綜合實力又相當的情況下，從太宗起就開始了剪其羽翼的戰略。貞觀年間降吐穀渾、平高昌、討焉耆、征龜茲，西域震駭，中西商路複通。此時西突厥首領為阿史那賀魯，他曾因突厥內爭失敗而歸附唐朝，受封左驍衛將軍，但太宗死，賀魯即起反心，自號可汗，建牙帳（相當於帥府）於千泉（在今吉爾吉斯斯坦），與唐為敵，數擾西域，對於這種時降時叛的部落，隻有將其徹底擊垮。
唐高宗時期，仍然繼承了太宗避實就虛的戰略，經過多年的征戰，逐個擊破其聯盟或附屬各部。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後一戰開始。唐軍由大將蘇定方統轄，兵分南北兩路，合擊阿史那賀魯，激烈的戰鬥接連不斷，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軍踏雪兼程追敵，士氣高昂，阿史那賀魯戰敗跳伊犁河逃往石國（今塔什幹），被當地人擒獲，送與唐軍。西突厥自此滅亡。
在與兩突厥的長期征戰中，由於雙方都選擇了戰爭，那麽要想達到均衡，隻有一方被消滅或臣服才能達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戰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向漢代一樣，派出大量的軍隊，“勞師以襲遠”，與西突厥硬碰硬，雙方損失相當；一種是削其枝葉，弱其主幹，最後摧枯拉朽。
在這種情況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戰略是一致的，貫徹得相當的徹底，針對突厥是一個鬆散的軍事聯盟組織，不僅在軍事上逐個擊破，而且在政治上進行分化，對於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並不以戰勝者自居，突厥貴族多被唐朝任命為高官，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的達百人以上，他們都可以參加朝廷的各種大典和被皇帝召見。
由於唐朝對突厥人的優待。當時遷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有萬家之多。廣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進入平原，由落後的經濟生活改變為先進的經濟生活，而且不願再回到原來那種奴隸製的生活方式，這就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也為徹底擊敗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礎。正因為在博弈過程中，唐王朝放棄了單純的軍事征服，而是以融合為主，以軍事進攻為次，這就避免了漢武帝與匈奴幾十年的戰爭弄得國家疲敝，致使西漢衰落的結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長期戰爭的同時，國力仍是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