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本來就分得很勉強。《七略》、《漢誌》以思想家自成家之言的歸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較還算分得好。但那些子書和史部可很有關係。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韓非子》講的史事極多，幾乎成為史部著作。漢後思想家很少，綜核名實，配不上稱子而入史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書所以存在，全因他記載了史事。即如《史記》記載史事，司馬遷當初稱他《太史公書》，自以為成一家之言，若依規例，自然應歸子部。可見子部、史部本來難分，前人強分隻是隨意所欲，並沒有嚴格的分野。
集部，《漢誌·詩賦略》所載諸書，純是文學的。後來的集，章實齋以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陽明全集》雖沒有子的名稱，但已包舉本人全部思想，又並不含文學的性質，為什麽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純是文學的，猶可說。若《朱子集》、《陽明集》以及《陸象山集》、《戴東原集》，絕對不含文學的性質的，拿來比附《漢誌》的《詩賦略》，簡直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們是絕對不認可的。集部之所以寶貴，隻是因為他包含史料，如記載某事、某人、某地、某學派、集部裏實在有三分之二帶史部性質。就是純文學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來稱做詩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肅宗諸朝的情形的，無不以《杜甫集》做參考。這還可說特別一點，其餘無論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題目，可以寶貴的史料仍舊到處都是。
不必遠征，前年我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在各家文集詩句裏得了多少史料，諸君當能知道。
以此言之，純文學的作品也和史部有關。
所以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哪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十之七八。外國不過三分之一。自然科學書，外國多，中國少。純文學書，外國也多，中國也少。哲學宗教的書，外國更多，中國更少。
此何以故？中國全個國民性，對於過去的事情，看得重。這是好是壞，另一問題。但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當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
中國史書既然這麽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它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名達案：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於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誌，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惟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
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
最先要敘史官。史官在外國並不是沒有，但不很看重；中國則設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話說，黃帝時，造文字的倉頡，就是史官，這且不管；至遲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據金文（鍾鼎文）
的記載，天子賜鍾鼎給公卿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給獎禮。周公時代的史佚見於鍾鼎文就不下數十次，可見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見他那時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輕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許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書》的《王命》、《顧命》兩篇，有史官的事實，這是見於書籍的紀元。《左傳》記載晉董狐、齊北史氏的直筆，稱道史官的遺烈，可見在孔子以前，列國都有史官，不獨天子。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墨子說曾見百國《春秋》。《左傳》記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得《魯易象》與《春秋》，可見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都有《春秋》一體的史書，而且都是史官記的，所以後來司馬遷叫他“諸侯史記”。晉太康三年，汲郡發掘晉襄王塚，得到的許多書中，有一部似《春秋》，記載黃帝以來的事實，自晉未列為諸侯以前，以周紀年，自魏未為諸侯以前，以晉紀年，自魏為諸侯以迄襄王，以魏紀年，而且稱襄王為今王。這部書，當時人叫他《竹書紀年》，後來佚了，現在通行的是假書，王靜安先生所輯的略為可靠。據《晉書》所載《竹書紀年》的體裁，《竹書紀年》當然是魏史官所記，和魯史記的《春秋》一例。其餘各國史官所記，給秦火焚毀了，想來大概都是《竹書紀年》一體，而且各國都有史官職掌這事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竹書紀年》的記載從黃帝堯舜一直到戰國，雖未必全真，由後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憑空杜撰。其中所載和儒家傳說矛盾的，如啟殺伯益、伊尹殺太甲，夏年多於殷，亦必別有所本。他又並不瞎造謠言，有許多記載已給甲骨文鍾鼎文證明是事實。這可見魏史官以前有晉史官，晉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據一代，所以才能把遠古史事留傳下來。雖然所記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記載，在未能證明其為全偽以前，可以斷定中國史官的設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確無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為放鬆一點，夏商就有，亦可以說。中國史學之所以發達，史官設置之早是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嚴，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左傳》裏有好幾處，記載史官獨立的實跡。如晉董狐在晉靈公被殺以後，書“趙盾弑君”，趙盾不服，跟他辯，他說，你逃不出境，入不討賊，君不是你弑的是誰？趙盾心虛，隻好讓他記在史冊。又如崔杼殺齊莊公，北史氏要書“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殺了，他的二弟又要書，崔杼把他的二弟殺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書，崔杼氣短，不敢再殺，隻好讓他。同時，南史氏聽見崔杼殺了幾個史官，趕緊跑去要書，看見北史氏的三弟已經成功了，才回去。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須。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製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曆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作成也不讓皇帝看。固然，什麽製度，行與不行，都存乎其人，況且史官獨立半是無形的法典？譬如從前的禦史，本來也是獨立，但是每到末世就變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國國會的豬仔，隻曉得要錢，哪懂得維持立法獨立！就是司法獨立也不過名義上的，實際上還不是給軍閥闊人支配？但是隻要-有這種史官獨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誌，別人把他沒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局限性恣意曲筆。
除了這點獨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貴也很有關係。一直到清代，國史館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編修兼任。翰林院是極清貴的地方，人才也極精華之選。平常人稱翰林為太史，一麵尊敬，一麵也就表示這種關係。一個國家，以如此地位，妙選人才以充其選，其尊貴為外國所無。科學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學中最清貴的是太史，可以說以全國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獨立的資格，地位又極尊嚴，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這是中國史學所以發達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國以後就糟了！自史佚以來未曾中斷的機關，到現在卻沒有了！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以國史館總裁位置王壬秋，其實並不曾開館。後來就讓北京大學吞並了一次，最近又附屬於國務院，改名國史編纂處。獨立精神到現在消滅，是不應當的。幾千年的機關，總算保存了幾千年的史跡，雖人才有好壞，而記載無間缺。民國以來怎麽樣？單是十六年的史跡，就沒有法子詳明的知道。其故，隻因為沒有專司其責的國史館。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補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發達，而萬季野主張仍以實錄為主。史官所記固或有曲筆，私人所記又何嚐沒有曲筆？報紙在今日是史料的淵叢了，但昨天的新聞和今日矛盾，在甲軍閥勢力下的報紙和在乙軍閥勢力下的參差，你究竟相信誰來？所以作史學史到敘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講講國史館的設立，和史官獨立的精神與史官地位的尊嚴之必要。
史學史的第二部分要敘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開；到後來，仍舊多以史官兼史家。但作史學史，在史官以外，應從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學的發展。這部分資料，曆代都很少。以一種專門學問自成一家，比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後。所以《春秋》以前不會有史家，曆史學者假如要開會館找祖師，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雖根據魯史記作《春秋》，但參雜了很多個人意見。《春秋》若即以史為目的，固然可叫作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作史。本來，記載什麽東西，總有目的。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曆史。孔子無論為哲學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們亦不能不承認他是史家。即使他以記載體裁發表政見，《春秋》仍不失為史學著作的一種。其後最昭明較著的史家，當然是《國語》、《左傳》的作者，無論他姓甚名誰，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後百年之內。這個史家是否晉史官，我們也不敢斷定。據我看，作《左氏春秋》的人不見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國家所設，比較的保守性多，創作性少；但也不敢確定。
若是一個史官，則實是一個最革命的史官了。魯《春秋》和《竹書紀年》大概是同一體裁，都是史官所記，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範圍很廣，文章自出心裁，描寫史跡，帶有很濃厚的文學性質。真的史家開山祖，當然要推崇這個作者了。這作者的姓名事跡雖待考訂，而這部書的價值應該抬高。因為自這部書出現以後，史學的門徑才漸漸打開了。《史記》稱《孔子春秋》以後，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都是承風後起的。現在隻有《呂氏》、《左氏》二種，餘皆不存。那些若和《呂氏》一樣，不能說；若和《左氏》一樣，應屬史家之類。漢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陸賈，著了一部《楚漢春秋》。可惜那書不傳，不知內容怎樣？以上諸家，都脫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史學因之轉變方向。《史記》這書的記載並不十分真確，南宋以後，有許多人加以攻擊；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創作。他的價值全在體裁的更新，舍編年而作紀傳書表；至於事跡的擇別，年代的安排，他是沒有工夫顧到的。自司馬遷以後，一直到現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記》這種體裁，通稱正史。自《隋誌》一直到最近的各種《藝文誌》和藏書目，史部頭一種就是正史，正史頭一部就是《史記》。雖說編年體發達在先，但紀傳體包括較廣，所以唐人稱為正史。普通人以為紀傳體專以人為主，其實不然。《史記》除紀傳以外，還有書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譜》；但《周譜》隻有譜，《史記》則合本紀列傳書表在一起，而以表為全書綱領，年代遠則用世表，年代近則用年表，月表。或年經國緯，或國經年緯，體例很複雜。本紀是編年體，保存史官記載那部分。書八篇是否司馬遷原文，作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但書的內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單講個人。《史記》八書所範圍的東西已很複雜，後來各史的書誌，發展得很厲害。如《漢書》的《藝文誌》，《隋書》的《經籍誌》，《魏書》的《釋道誌》，多麽寶貴。所以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複雜事項誌以述製度風俗，本紀以記大事，列傳以傳人事，伸縮自如，實在可供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因近人不看誌表，也罵紀傳體專替古人作墓誌銘，專替帝王作家譜。我們盡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晉書》好敘瑣碎事，滑稽語；元史多白話公文；這都保存了當時原形，這都因體裁的可伸可縮，沒有拘束。所以司馬遷創作這種體裁，實在是史學的功臣。就是現在作《清史》，若依他的體裁，也未嚐不可作好，不過須有史學專家，不能單靠文人。
自從他這個大師打開一條大路以後，風起雲湧，續《史記》者有十八人；其書雖不傳，但可見這派學風在西漢已很發達了。
司馬遷以後，帶了創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作的《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體裁半是創作，就在斷代成書這點。後來鄭樵罵他毀滅司馬遷的成法，到底曆史應否斷代還有辯論的餘地，但斷代體創自班固則不可誣。從此以後，斷代的紀傳體，曆代不絕，竟留下了二十餘部。稱中國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斷代的紀傳體。談起這體的開山祖，必日班固。所以班固須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苟悅，即《漢紀》的作者。史的發達，編年在先，紀傳在後。司馬遷以前，全是編年；以後，紀傳較盛，但仍感有編年的必要。《漢紀》即編年體，荀悅的地位同於班固。班固變通代的紀傳體為斷代的，荀悅也變通代的編年為斷代的。所以荀悅也須一敘，以表示這種趨勢。
第一期的史家有這麽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經過這一期以後，“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的，史家多極了。據劉知幾的計算，自東漢到唐初不下百餘家，這是史學極盛時期，單是《晉書》就有十八家做過，自唐代官修《晉書》出而十八家全廢。此外宋、齊、梁、陳、北魏、北周、北齊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國，或編年，或紀傳，無不有史，即無不有史家。但那時著作，多半因襲，沒有創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後來得國家的幫助，國家把他當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書，這都受司馬遷、班固的影響。這些人和唐以後不同，都是一個人獨立作史，或父子相傳，或兄弟姊妹同作。他們的成功與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問題；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願參雜別人的見解，和唐後官修史書完全異致。
唐以後，史學衰歇，私人發宏願做史家的很少。國家始設立館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這種製度，前代也許有，但都是暫時的；到唐代才立為法製，但有很多毛病，當時劉知幾已太息痛恨，而終不能改劉知幾是史官中出類拔群的，孤掌難鳴，想恢複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隻好悶煩鬱結，著成一部講求史法的《史通》。他雖沒有作史的成績，而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多少迷夢，開了後來許多法門。這可以讓第三部分講。
宋朝有好幾部創作：（1）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好不好，另一問題；但在史家的發達變遷上，不能不推為一個複古的創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氣沉悶以後，能夠有自覺心，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作司馬遷，而且要作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唐書》的《誌》這部分是他作的，很好，隻有《明史》的《誌》可和他相比。表這部分，如《宰相世係表》也算創作。所以，歐陽修所著的書，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總不失為“發憤為雄”的史家。（2）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價值不在《史記》之下。他的貢獻，全在體裁的創作。
自荀悅作《漢紀》以後，袁宏作《後漢紀》，幹寶作《晉紀》，都是斷代的編年體。到《資治通鑒》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許多史家分擔一部，由司馬光綜合起來。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後來又另作《考異》，說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我們學古人著書，應學他的方法，不應學他的結果。固然考異的方法，司馬光也運用得不曾圓滿，我們還可糾正；但不相幹，隻要他能夠創作這種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勞。自有此法以後，一部史書著成，讀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據的所在。所以司馬光在史學的地位，和司馬遷差不多相等。（3）司馬光附屬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資治通鑒》，編成《通鑒綱目》，雖沒有做好，自不失為小小的創作。他改直敘的編年體為和《春秋》、《左氏傳》一樣的綱目體，高一格為綱，低一格為目。其注重點在綱，借綱的書法來發揮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貶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國的正統改魏為蜀等，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其好處在創造綱目體，使讀者一看綱就明白一個史事的大概。這種體裁還可運用到編年以外的體裁，紀傳可用，書誌也可用。如後來錢子文《補漢兵誌》，錢德洪作《王陽明年譜》，就用這體。這體的好處，文章幹淨，敘述自由，看讀方便。但創造這體的人是誰。還有問題。《元經》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則這體是他們所創，但不可靠。無論如何，用綱目體來作史，自朱子起，則可無疑，所以朱子可稱史家。（4）朱子前一點，最偉大的是鄭樵。他以為曆史如一個河流，我們若想抽刀斷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興亡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創作一部《通誌》，上自極古，下至唐初。
這種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過，《隋誌》載他們作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傳，不知其內容怎樣。鄭樵在史學界，理論上很有成績，實際上的工作如作《通誌》可謂大失敗。《通誌》的運氣好，至今仍保存。後來史學家批評他，紀傳一大堆盡可焚毀，因為全抄各史，毫無新例，隻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傳，也許因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貫通各史書誌，擴充文物範圍，發明新穎方法，在史學界很占著地位，足令鄭樵不朽。（5）此外為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
這書就《資治通鑒》的史事，摘要歸類，各標一題，自為起迄。論他紀事，大小輕重，頗覺不倫；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為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為新史的開山。（6）還有蘇轍、呂祖謙一派的史論家，對於史事下批評。此種史論，《隋誌》已載有《三國誌評論》等書，惜已失傳，不知其是評史事是評史書。從前紀傳體每篇末尾必有幾句短評，但沒有專門評論的。宋朝有許多專門作史評家的，在史學界有相當的地位。（7）還有羅泌做《路史》；敘先秦以前，選擇資料最不精嚴，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許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跡他也注意到，在史學界也有點價值。（8）吳縝作《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記糾繆》，雖專用以攻擊歐陽修，但間接促起史家對於史事要審查真偽的注意，開後來考證史事一派，關係比前二種重要得多。人們隻說宋朝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
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間隻有金遺民元好問專門收羅文獻，以史為業，可謂有誌之士。明朝有許多野史，卻沒有一個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學，各種都勃興，但大體的趨向和從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講近代史學界趨勢時講。史家的敘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講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凡一種學問，要成為科學的，總要先有相當的發展，然後歸納所研究的成績才成專門。先頭是很自由的發展，茫無條理；後來把過去的成績整理，建設科學：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個民族研究某種學問的人多，那種學問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發達也更遲。自成為科學以後，又發現許多原則，則該科學更格外發展。先有經驗，才可發現原則；
有了原則，學問越加進步。無論哪門學問，其發達程序皆如此。史學在中國發達得最厲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這也是和各科學發達程序相同。
又從旁一方麵看。凡一種學問，當其未成立為科學以前，範圍一定很廣，和旁的學問分不清：初成科學時，一定想兼並旁的學問。因為學問總是有相互的關係，無論何學皆不能單獨成立，所以四方八麵都收納起來。後來旁的學問也漸漸成為科學，各有領土，分野愈分愈細。結果，要想做好一種學問，與其采帝國主義，不如用門羅主義：把旁的部分委給旁的學問，縮小領土，在小範圍內，盡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學問進化分化的原則如此。中國人喜歡籠統的整個的研究，科學的分類很少。這也不能說不好，不見得要分才是好。現在德國人做學問，分得很細；英國人則帶海洋性，什麽都含混點：
兩方麵各有好壞。但為研究學問的便利起見，分得精細也有好處。因為要想科學格外發展，還是範圍縮小，格外經濟。中國史學成立以後的最大趨勢就如此。最初很寬，以後愈趨愈細。從前廣大的分野，隻能認為有關係的部分；把範圍縮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點。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講在史學方麵，零零碎碎，都講了些原理原則，把史學的範圍意義及方法，都各各論定了。
但在許多人裏邊，要找出幾個代表時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學變化與發展的人，就隻有這三個。他們都各有專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誌總序》及《二十略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誌》、《永清誌》、《毫州誌》、《和州誌》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為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在隻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
先講劉知幾。劉知幾的特點，把曆史各種體裁分析得很精細；哪種最好，某種如何作法，都講得很詳明。他的見解雖不見得全對，但他所批評的有很大的價值。（1）史學體裁，那時雖未備，而他考釋得很完全；每種如何作法，都引出個端緒，這是他的功勞。（2）他當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於官修！由許多人合作，他感覺這很不行，應該由一個專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對於這點發揮得很透徹。（3）史料的審查，他最注重。
他覺得作史的人，不單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經過很精嚴的審查才可用。他膽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懷疑的他敢懷疑。自《論語》、《孟子》及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證據來。但他不過舉例而已，未及作專書辨偽；而且他的懷疑，也許有錯誤處，不過他明白告訴我們，史事不可輕信，史料不可輕用。這是劉知幾所開最正當的路。其他工作還很多，舉其著者，有此三條。
鄭樵成績最大的：（1）告訴我們，曆史是整個的，分不開。因此，反對斷代的史，主張作通史，打破曆史跟著皇帝的觀念。曆史跟著皇帝，是不妥當的。曆史如長江大河，截不斷，要看全部。鄭樵主要工作在作《通誌》，雖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已失敗，但為後學開一門徑，也是好的。（2）他把曆史的範圍放大了許多。我們打開《二十略》一看，如六書、七音、氏族、校讎、圖譜，從來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攬在史學範圍以內。（3）他很注重圖譜，說治史非多創圖表不可。他自己做的書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創，圖雖沒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這三點是鄭樵的貢獻。
章學誠，可以說，截至現在，隻有他配說是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以後，也許有比他更大的發展。但有係統的著作，仍以《文史通義》為最後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張史學要分科。以為要作一國史尤其如中國之大，決不能單講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礎。所以他對於古代曆史的發展，不單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還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誌打底子。從前做史專注意中央政治的變遷，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製度的沿革。章學誠把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的曆史；
須合起各地方誌，才可成為真有價值的曆史。史官作史，須往各地搜羅文獻；即自己非史官，也應各把地方文獻搜羅：方誌與曆史，價值是相當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審查和別擇，因為前人已講得很清楚；他專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為史部的範圍很廣，如《六經》皆史，什麽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極易散失。所以主張中央和地方都應有保存史料的機關，中央攬總，府、州、縣，各設專員。關於這種製度和方法，他講得很精密。關於史料的總類，也有條理的駕馭。他所作的方誌，常分誌、掌故、文征三部：誌是正式的史書；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誌都依他的方法，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為保存史料的機關，須用有史學常識的人，隨時搜集史料，隨時加以審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討。至於如何別擇，如何敘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機關不相幹。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是章學誠的重要主張。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機關，從前有所謂皇史成、實錄館，雖也可說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學誠以為不行，因為那隻能保存中央這一部分的史料。至於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機關，範圍又很大，不單保存政治史料，各種都保存，實在是章學誠的重要發明。
這種辦法，在中國不過一種理想，未能實行；在外國也做不到，隻由博物院及圖書館負了一部分責任而已。章學誠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種，一層一層的上去，最高有總機關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這種畫一的章程通行起來，過去的事跡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辦法也未完備，所保存的隻是紙片，沒有一點實物，方法也不精密，我們盡可補充改正。（3）他主張，史家的著作，應令自成一家之言；什麽學問都要納到曆史方麵去；做史家的人要在曆史上有特別見解，有他自己的道術，拿來表現到曆史上：必如此，才可稱為史家，所作的吏才有永久的價值。所以關於史學意義及範圍的見解都和前人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單敘事，而須表現他的道術。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曆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才有幾個人講曆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曆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
以上把三個人重要之點略講了講，還有中國普通相傳下來的曆史觀念，三個人都有相當的貢獻。第一點，史與道的關係。第二點，史與文的關係。
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講微言大義，董仲舒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司馬遷《史記自序》和《報任安書》都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明道的觀念，幾千年來，無論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沒有一家沒有。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明道的觀念，可分兩種：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曆史事實說明政治應該如何，講出曆代的興衰成敗治亂的原因，令後人去學樣。明人道，若從窄的解釋，是對於一個人的批評，褒貶，表彰好的令人學，指摘壞的令人戒。若從廣的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關係，所以物理學很發達；中國人注重人同人的關係，所以事理學很發達。《資治通鑒》便是事理學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來稱讚他“讀之可以益人神智”。《續資治通鑒》就夠不上。關於這一點，現在比從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適用，但仍有效力。從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統，政治環境及行為，沒有多大變遷，所以把曆史事實作為標準，相差不遠。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所求得的事理標準，所以可供後人資鑒，就因這個緣故。現在雖不能說此種標準已無效，也不能說與從前一樣有效，隻可以說效力滅了許多，各門的條文許多還可應用。
如何才可富國，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興，田賦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為標準。至於應用政治的方法，對付外交的手段，從前雖很有標準，現在因環境變遷，政體改易，就無效力；縱使有，也很少了；
治道方麵如此。人道方麵，到現在，到將來從前的事理標準仍很有效。這點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國人的素秉，我們不能放鬆的。至於窄義的人道方麵，褒貶善惡，從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看得很輕。前述的記載史事以為後人處事接物的方法，則各派史家皆如此。
簡單說，這種態度，就是把曆史當作“學做人”的教科書。劉、鄭、章三人對此點很注重。其餘各人對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國藩、胡林翼的功業偉大。若依外國史家的眼光，隻注重洪楊之亂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實我們讀曆史，要看他們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對付，遇困難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準備，這一點比知道當時呆板的事實還要重要。洪楊之起滅及曾胡之成功，已成過去，知道又有何用處？我們讀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為己任，如何磨練人才，改革風氣，經萬難而不退轉，領一群書呆子，自己組織了無形的團體，抗起大事來做，各省不幫他而反加以掣肘，他們以一群師友感激義憤，竟然成功：此種局麵，在中國史上是創見。我們要問為什麽能如此，此即人道學事理學的研究。看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為了解洪楊之亂，當然注重戰爭的真相和結果：若為應付世事，修養人格，結交朋友的關係，則不可不注重人與人相異的方麵。
中國史注重人的關係，尤其是紀傳體。近來的人以為這種專為死人作傳記，毫無益處。其實中國史確不如此，作傳乃是教人以應世接物之法。誠然，有許多事實含了時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時代性。所以中國史家對於列傳的好不好，與將來有沒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輕懈。一個人所做的事，若含時代性，則可以省略；若不含時代性，在社會上常有，則不能不注重。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書的價值也隨之而定。總說一句：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之發達及變遷，為研究中國史學史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
其次，史與文的關係。中國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說：“文勝質則史。”史體與文有重要的關係。全書如何組織，才算適當，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旁人亦講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組織，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韓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講得不少。章學誠作《文史通義》，文和史在一塊兒講。關於史的文如何作法，章氏有許多特別見地。雖其所講方法所作體例，我們看去似係他自創，他卻說都有所本，實則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還是他自創。如講敘事方法，從前作傳專敘個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傳名。如《湖北通誌檢存稿》，非人的傳有許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傳中有表，也是前人文裏所不敢參雜的。諸如此類，對於文的史，史的文，發揮得很透徹。這種講史與文的關係，往後很發展，但可以以章學誠為一結束。以上講第三部分，中國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完。
第四部分應該講最近中國史學的趨勢，有許多好的地方，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幾年來時髦的史學，一般所注重的是別擇資料。這是自劉知幾以來的普通現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發現前人的錯誤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學者，對於有錯字的書有許多人研究，對於無錯字的書無人研究。《荀子》有錯字，研究的有好幾家，成績也很好。《孟子》無錯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說是走捷徑，並非大道。其實讀《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學術，以備後來拿來應用。若專事校勘考證，放著現成的書不讀，那就不是本來的目的了。
還有一種史料鉤沉的風氣。自清中葉到現代，治蒙古史很時髦。因《元史》太簡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條史料也很寶貴。近來造隴海鐵路，發現了北魏元氏百餘種墓誌銘，好寫字的人很高興，治史的人也高興。因為《魏書·宗室傳》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據那些墓誌銘來補起來。其實《魏書》縱不缺略，大家也沒有這麽好的精神去看《宗室傳》。近來史學家反都喜歡往這條補殘鉤沉的路走，倒忘了還有更大工作。
還有一種，研究上古史，打筆墨官司。自從唐人劉知幾疑古惑經以後，很少人敢附和，現在可附和他了不得。這種並不是不好，其實和校勘、輯佚無異。譬如鄭玄箋注的《毛詩》、《三禮》已夠研究了，反從《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去輯鄭注《尚書》和《易經》，以為了不得。乾嘉以來的經學家便是這樣風氣。其實經學不止輯佚，史學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諸風氣，或者因受科學的影響。科學家對於某種科學特別喜歡，弄得窄，有似顯微鏡看原始動物。歐洲方麵應該如此，因為大題目讓前人做完了，後學隻好找小題目以求新發明，原不問其重要與否。這種風氣輸入中國很利害。一般學者為成小小的名譽的方便起見，大家都往這方麵發展。這固然比沒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這條捷徑走，史學永無發展。我們不能不從千真萬確的方麵發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給我們自己和社會為人處事作資治的通鑒；反從小方麵發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過這種大規模作史的工作很難，因為盡管史料現存而且正確，要拉攏組織，並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證和鉤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趨易，想僥幸成名，我認為病的形態。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作出大部的整個的曆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我從前著《中國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輯和別擇，以致有許多人跟著往捷徑去，我很懺悔。現在講《廣中國曆史研究法》，特別注重大規模的作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風氣之意。這點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 社會科學史的作法（略）
卯 自然科學史的作法（略）
己 文學史（略）
庚 美術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