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想在這一學年內講完《廣曆史研究法》，現在隻講了一半，時間不許再講下去了。本來想把文物專史的作法都詳細講，因為有些方法還不自滿，所以上文有的講了作法，有的沒有講作法，有的連大略都不曾講，隻好待將來續補，現在總講一章文物專史的作法，做個結束。
文物專史的工作，在專史中最為重要，亦最為困難，和其他四種專史，人、事、地方、時代——的作法都不相同。其他專史，應該由史學家擔任。文物專史，與其說是史學家的責任，毋寧說是研究某種專門科學的人對於該種學問的責任。所以文物專史一方麵又是各種專門學門的副產物。無論何種學問，要想對於該種學問有所貢獻，都應該做曆史的研究。寫成曆史以後，一方麵可以使研究那種學問的人了解過去成績如何，一方麵可以使研究全部曆史的人知道這種學問發達到何種程度。所以說，文物專史不單是史學家的責任，若是各種專門學者自家作去，還好些。譬如經濟史中的貨幣史，要作得好，單有曆史常識還不行；最少要懂得貨幣學、近代經濟學，以及近代關於貨幣的各種事項，然後回頭看中國從前貨幣的變遷，乃至曆代貨幣改革的議論，以新知識新方法整理出來；凡前人認為不重要的史料或學說，都敘述上去，這種貨幣史才有精彩。貨幣學比較的範圍不很窄，尚且應有常識做基礎，非有專門研究的人不能作專史。若作中國音樂史，尤其非用專門家不行；我們外行的人若去作，用功雖苦，還是不了解，許多重要的資料，無法取去。又如作文學史，要對於文學很有趣味很能鑒別的人才可以作。他們對於曆代文學流派，一望過去即知屬某時代，並知屬某派。譬如講宋代詩，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學不深的人隻能剿襲舊說，有文學素養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書法史，寫字有趣味的人，書碑很多，臨帖就知其真偽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隨便拿個碑版來，不必告訴時代給我，不必有人名朝號可旁證，我都可以指出個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作書法史，也非有素養不可，否則決難作好。關於文物專史，大概無論哪一部門，都是如此。所以作文物專史，不可貪多，想一人包辦是絕對不成的。隻能一人專作一門，乃至二門三門為止，而且都要有關係因緣才可以兼作。如作美術史，順帶作書法史、雕刻史，或合為一部，或分為三部，還勉強可以作得好，因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關係；但必須對於三部都有素養的人，才可以作得好。想作文學專史的人，要對於自己很喜歡的那部分，一麵作史，一麵做本門學問，曆史是他的主產物，學問是他的副產物。研究科學的人固然也有不作曆史研究而能做好學問的，如果對於曆史方麵也有興味，學問既可做好，該科學史也可作好。所以研究所中的人，一方麵要有曆史常識，一方麵要幹曆史以外有一、二專門科學，用曆史眼光把中國過去情形研究清楚，則這部文學專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貪多，若能以終身力量作出一種文物專史來，於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不貪多，一麵治史，一麵治學，作好此種專史時，可以躊躇滿誌。至於其他如人的專史，事的專史，則一個人盡可以作許多。這是講作文物專史的先決問題，一須專門，二須不貪多，實在也隻是一義。
其次，關於搜集資料比其他專史困難得多。其他專史雖然也不單靠現存的資料，但其基本資料聚在一起，比較的易得。如作一人的專傳或年譜，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資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資料可以得著；和他有關係的人的著作，範圍相當的確定。無論其人方麵如何多，如何複雜，作專史或年譜都可以開出資料單子，很少遺漏。至於事的專史，在公文上、傳記上、文集上，資料的範圍也比較的有一定。文物專史則不然，搜集資料，再困難沒有了。若是曆代書誌有專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門，前人做過許多工夫的，比較的還有相當的資料，但仍舊不夠。即如經濟之部，各史食貨誌及《九通》關於食貨一門，固然可以得若幹基本資料，但總不滿足，非另求不可。書誌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難，若沒有又如何？如書法，繪畫，在史書中，毫無現存的資料。現在講畫史的，雖有幾本書，而遺漏太多。作這類專史，資料散漫極了。有許多書，看去似沒有關係，但仔細搜求，可以得許多資料。如講經濟狀況，與詩歌自然相隔很遠，其實則不然。一部詩集，單看題目，就可以得許多史料。詩是高尚的，經濟是齷齪的，齷齪狀況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許多狀況，正史中沒有而詩集中往往很多。作經濟史，不一定要好詩集。詩雖作得不好，而題目、詩句、夾注，往往有好料。詩與經濟相隔這麽遠，尚有這麽多史料；所以作文物專史，無論什麽地方都有好資料。不過也不是凡有資料都可以用，須要披沙揀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費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沒有關係。預備盡生平的心力，見到資料便抄下來，勤筆勉思總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看書，看見了可用的資料，折上書角，不能寫下來，另日著書要用這種曾經看到的資料，大索天下，終不可得。所以此類工作，須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煩。記下一點資料，固然沒有用處；記得多了以後，從裏邊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來。顧亭林作《日知錄》，旁人問他近來作了幾卷，他說別來數年不過得了十餘條，抄別人的書如收羅破銅爛鐵，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謹取，如上山開礦，所以很難。顧氏作《日知錄》的方法，起初看見一條，劄記了若幹年後，陸續劄記了許多相類的資料，加以思想，組織為一條。我們作文物專史，非如此耐煩不可。鄉先輩陳蘭甫先生死了以後，遺稿流傳出來，一張一張的紙片，異常之多，都是在什麽書看見了兩句，記出來以後，又加上簡短的按語。新近廣東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實則他一生的紙片，不知有好幾百萬張。我正打算設法找來，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學的方法。我們認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關於文學專史方麵的，非做此種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製成極精的蜜糖，才是有價值的著作。文物專史之所以難作，這是一點。
中間還有鑒別史料的工作，前回講過，近來史學界都趨重這一點，帶了點取巧的性質。我們所希望的，不在考訂真偽，考不出來也沒有關係。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燒死的還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還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們固然歡迎有人做這種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這麵用工夫，把旁的方麵放鬆了。以後的史家，關於搜集方麵，要比鑒別方麵多下工夫才好。我從前作的《中國曆史研究法》，對於鑒別史料，說的很多，許於近求學風有影響。此是近代學風可喜之中稍微一點不滿意的所在。其餘如鉤沉、輯佚一類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沒有真偽問題的現存的史料丟開不管。文物專史也是一樣，而且特別的易犯這種毛病。其所以難作，這是二點。
關於文物專史的作法各門不同。其公共原則有多少，很難說，然也有幾點很主要的可以說：
（一）文物專史的時代不能隨政治史的時代以劃分時代。固然，政治影響全部社會最大，無論何種文物受政治的影響都很大；不過中國從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理論，尤其是文物專史更不能以朝代為分野。即如繪畫史，若以兩漢畫、三國書、六朝書、唐書、宋書、分別時代，真是笑話。中國繪畫，大體上，中唐以前是一個時代，開元、天寶以後另是一個新時代，分野在開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為一時代，至明中葉以後另為一時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來勢力做標準。
葡萄牙人、荷蘭人到中國在明嘉靖以前，為一時代。嘉靖以後到清道光《南京條約》另為一時代，道光到中日戰爭另為一時代，往後到今日再一時代。外交雖與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劃分，何況其他？所以各種文物專史絕對不能依政治史為分野，而且各種之間亦相依為分野譬如繪畫以開元天寶為界，畫法則以隋代分；繪畫在北魏不能獨立，書法在北魏可以獨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詩以唐為主係，宋以後為閏係；書法以北魏為主係，唐為閏係；詞以宋為主係，元以後為閏係：各種文物應劃分的時代都各不同。要作通史，簡直沒有法子說明，因為要跟著政治走，而有時這個時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個時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絕對不能劃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學術更糟，可謂黑暗時代；但從美術方麵看，卻光芒萬丈。所以各種專史有一篇一篇單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專史的時代應以實際情形去劃分。
（二）文物專史的時代不必具備。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專史則專看這種文物某時代最發達，某時代有變遷，其他時代或沒有或無足重輕，可以不敘。例如作外交史，應從很晚的時代起，從前的外交與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作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漢以後的蠻夷朝服，都敘上去，則失去了外交的本質了。要想作得好，不必貪多，有可把性質不同的事實都敘在裏邊。外交史最早隻可從明代起。又如作詩史也許可以作到宋朝而止，後麵可以作一個簡單的結論。這並不是因為元、明、清沒有詩，乃是三朝的詩沒有什麽變化。元遺山所謂詩至蘇黃而盡，話是真的。詩以唐為主係，以宋為閏係，元以後沒有價值了。這不過舉一二例，其實文物專史無論哪種都如此，最不可貪多，作上下千古的史。即如還未講到的四川的地方專史。最古的是《華陽國誌》，當常璩做誌時，的確有作專史的必要；以後歸並到本部，雖有小變動，而對全部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漢以後的四川可以歸並到本部史講，不必專講。又如雲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麵，直到現在還有作專史的價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吳三桂，民國蔡鍔、唐繼堯，都與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間雖有些時候打成一片而神氣不屬，不久又分了。又如東三省，自滿人入關以後，作專史的資格已消滅了。最近因日本的勢力侵入，變成特殊的地帶，似乎又有作專史的資格。河南山東，有史以前可作專史，有史以後是全國的基本，專史資格早已消滅，其地的活動早已不能為所專有。即以河南而論，在商以前，可以說是河南人的活動，周以後成為全國人的活動了。此外各地的專史應從何時代起，至何時代止，要看他的情形來定奪，也不可一時貪多。
（三）凡作一種專史，要看得出哪一部分是它的主係，而特別注重，詳細敘述。不惟前麵所講道術史有主係，無論什麽事情的活動，何種文物，都有一二最緊要的時代，波瀾壯闊，以後或整理，或彌縫，大都不能不有個主係閏係的分別，所以作文物專史不要平麵的敘述，分不出高低陰陽來。某時代發達到最**，某時代變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敘述。閏係的篇幅少些也沒有關係，說得簡單也沒有關係。主係的內容及派別，卻非弄清楚不可。作道術史，若是漢、魏、三國、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樣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後要少。主係要精要詳，其他可略。作詩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點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詩並不是沒有派別。前七子，後七子，分門別戶，競爭得很利害；但從大處著眼，值不得費多大的力量去看他們的異同。所以作文物專史須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時代最主要，搜集鑒別，敘述，抑揚，用全力作去。無論哪種文物，主係並不算多，隻有一二處。如作詩以唐為主，則以前以後，都可說明，而讀者可以把精華所在看得清楚。這一點要有鳥瞰的眼光，看出主係，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無妨。日本所作的中國文學史，平講直敘，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敘述。
我們看了那種著作，似乎江淹、沈約與陶潛、曹植一樣優劣，其實則相去何啻天淵？若依我的主張，陶曹自然要用重筆，江沈這些二等的資料可以略去。真會作史的人，要找出幾點，分濃淡高低才行。
若平講直敘，便不好了。無論哪種文物專史都應如此。
（四）文物專史又須注重人的關係。我所講的文物專史，有一部分與社會狀況製度風俗有關，與個人的關係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與個人無關係。曆史是人造出來的。近代談史諸家，因中國作紀傳的人喜歡表彰死者，惹起反動，以為社會不是英雄造出來的，曆史應該看輕個人。其實固然有些人是時勢造成的，但也有造時勢的英雄。因為一個出來，而社會起大變化的也常有，而且這種人關係曆史很重要。社會所以活動，人生所以有意義，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會做呆板的機械，還有什麽意義？政治上、軍事上，人的關係尤為顯著了。其他各種文物也非無人的關係。如作道術史，羅列各人的學說，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寫中國的道術，必先描寫個人的人格。如朱陸關於《太極圖》的論辯，固然要敘；但道術史最應敘的，還是此二大師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來。向來講王陽明的人，因其事業多，所以在學術以外還講事業；若講到陸象山便把人事方麵簡略了。其實陸象山所以能開一派學風，並不單靠幾篇文章，幾封信劄；他整個的人格，所做的事業，都很有關係。我們描寫他的人格和羅列他的學說，至少要一樣。對於學術大師如此，對於文學家、美術家也要如此。假使主係幾個大文學家，我們不單看他的作品，並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作的史才有價值。這不特大學者如此，經濟方麵如唐代的劉炎也如此。唐的經濟和財政在中葉以後，由劉炎一人手定規模，得有很好的結果，他死後幾十年，製度仍然保存。所以作經濟史作到唐中葉，對於劉炎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詳細敘述，因為這影響到當時財政很大。無論哪一方麵，關於文物專史，除因社會自然狀態發達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別人才產生而社會隨他變化。所以作文物專史，不過把人的關係忽略了。對於有重要關係的人，須用列傳體，敘述其人的生平於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傳以多為貴，要極有關係的人，才替他作傳，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這種文物因他可以表現得真相出來。
（五）文物專史要非常的多用圖表。無論何種專史都須要，尤其是作文物專史要用最大精力。或古有，或新製，或照片，搜羅愈富愈好。表在主係，想分析實際情形時，最須應用。閏係方麵有許多可以簡單敘述的東西而又不可省略，可以做成表格，看去既不討厭，查考時又很清楚。做表的好處，要以把許多不容易擺在正文內的資料保存下來，不過要費番思想才可以組織成功，很不容易。
做一表比做一文還要困難而費工夫，應該忍此勞苦，給讀者以方便。正文有的以表說明；正文無的，以表補充。
以上所講，不過擇比較重要的簡單說明一下，實則不應如此陋略。我因時間關係，沒得充分預備，也未講完，不算是正式的講演，不過是零碎的感想而已。我希望對於同學有若幹啟發，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和方向。那麽，我預備雖不充分，對同學也不致完全沒有益處。未講完的，下學年或許有機會還可續講，本學年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