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有些病人纏綿病榻多年，感到苦不堪言，因此要求安樂死，如此也算是自殺嗎？
其實，安樂死能否施行，現在是舉世關心卻又備受爭議的問題。有些國家立法準許安樂死，有些國家抱持保留的態度，有些國家則斷然否決。中國人的思想一向認為“上天有好生之德”，即使是一個垂死的病人，也隻能盡量幫助他延續生命，怎麽可以幫他提早結束生命呢？人把“生”看成是歡喜的、寶貴的，把“死”當作是悲哀的、不好的，因此惜生畏死，這是正常的心理。其實如果我們能重新認識生命的意義，重新調整對生死的觀念，知道生未必是喜，死未必是悲，我想對安樂死的爭議就會減少。
在台灣關於安樂死的問題，有一半人說可以，有一半人覺得不可以。讚成的人認為，當一個人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成為植物人，活得很痛苦，你不讓他死，活著的人看了都不忍心。而反對的人則說，上天都有好生之德，為什麽要讓一個生命提早死去呢？這是不道德的。隻是反對或讚成安樂死都隻是一句話，對於家有親人長期臥病的人來說，往往一照顧就是幾十年，其中艱辛絕非外人所能知曉。
大約40多年前，台灣中山女中有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叫王曉民，因為車禍成為植物人。當時台灣有很多的官員、衛道人士都不讚成讓她安樂死，她的媽媽很可憐，一直陪伴女兒40多年，就為這麽一個女兒奉獻了一生。
其實，安樂死不是宗教、道德、法律所能解決的，隻有愛他的人有權力決定，或是若當事人自己願意擔當後果，由當事人自己決定、負責。問題是誰可以證明這個人是完全愛他的呢？這又是個關係重大的問題。
台北有一名婦女很有錢，身體也很好，她的兒女卻希望她早一點死，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早一點分得財產。本該最愛父母的兒女卻希望健康的父母早一點死亡，這個愛的標準該從何界定？看來還是由最接近他的人成立一個委員會，推舉最愛他的人來做最後的決定吧！實在說，要求安樂死的人必定很痛苦的，因此有人把死亡也看成是解脫。
至於安樂死到底算不算自殺，這也很難有定論。隻是當一個人生不如死的時候，等於世緣已了，其實也不必再去借助插管、氧氣筒等方法來延續，應該讓生命回歸自然。不過，有時候一個人即使重病彌留之際，能不能再生也是很難斷言的。譬如在台北有一位趙老居士，經常往來於監獄，為身陷囹圄的犯人說法。多年前他不慎跌了一跤，腦震**，送到“三軍總醫院”，醫生宣布回天乏術，將他送到太平間，認為不久於人世，但趙老居士至今仍然身體健朗，在台北各道場往來走動。
在戰場上，一個負傷的將軍怕被俘虜後受到屈辱，因此拿槍命令部下一槍把他打死，以保持自我的尊嚴。一個臨終的病人，也希望在臨終時保有生命的尊嚴。人健康的時候像英雄，有病了就像狗熊，甚至覺得病容難看，不希望被人看見，所以人死以後，家屬都會用布幔、床單，把亡者覆蓋，不希望給人看到死相。
有些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已是藥石罔效，他也不希望拖延時日，隻盼早一點結束痛苦的生命，因此要求醫生給他一針，以求得解脫。但這不是醫生可以決定的，即使醫生是出於慈悲、愛他、可憐他而給他一針，以幫助他解脫痛苦。縱使有這種想法，在法律上並沒有立場，因此要由家屬或將來立法，才能獲得解決。可是，最愛他的人有權決定給予病人安樂死，這算不算殺生呢？
其實，佛教有種種法門與方便，而一切的法門與方便如果不能和大悲心相應的話，都是魔法。有時候一個壞人殺了許多好人，站在慈悲、維護公理和正義之下把這個壞人殺掉。殺了他之後，我有功，也有過，因為殺人終究要受罪業的果報，但相較之下，殺人的罪過比較輕，維護公理正義的積極功德是比較大的。
在佛經裏，佛陀於因地修行時，曾為了救500個商人而殺了一個壞人，所以殺生有時候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慈悲。例如，在國與國發生戰爭的時候，為了救國，他會挺身殺敵，或是為了慈悲救人，他也寧可自己擔負業報而犧牲自己去殺生救人。所謂“有愛則可平於天下，無愛則家庭不和”，家屬在愛與慈悲之下決定許多事情，就如大乘佛教裏所說的“饒益有情”。
所以，對於安樂死我並不絕對否定它，也不斷然肯定它。我們對於每一個生命都應該本著愛心、慈悲心讓它健康地存在，萬一不得已而施以安樂死，如果確認是出於慈悲心，不忍病人、親人受苦，也無可厚非，關鍵在於是否以慈悲心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