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拿出別人拿不出的“產品”，才可以賺到別人賺不到的錢。
範蠡有兩段人生。
前半生，他是大權在握的朝堂重臣，君王倚仗的國家支柱。在越國，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言可以興邦，一個眼神便能定人生死。
範蠡並非越國人，他出身於楚國寒門，因在楚國無用武之地，隻好與好友文種來到越國尋求機會。
到越國後，範蠡得到了越王勾踐的賞識。然而，彼時的勾踐正處在人生低穀——越國被吳國所敗，眼看就要滅國。勾踐為保留一線希望，心甘情願前往吳國，以奴隸身份侍奉吳國國王夫差。而範蠡則隨勾踐一起入吳，是“奴隸中的奴隸”。在吳國為奴三年後，他們才僥幸回到越國。
滅國之痛、為奴之辱，如跗骨之疽一般刺激著越國君臣的心。為了複仇，勾踐臥薪嚐膽，範蠡則殫精竭慮，為越國製定了“勸農桑，務積穀，不亂民功，不逆天時”的發展策略，使得越國國力快速提升。
與此同時，為了麻痹吳國，範蠡還從民間尋得了西施、鄭旦兩位美女，送給吳王夫差。在“獻媚”的同時，也希望可以借美色擾亂夫差的心智。西施、鄭旦皆是罕見的美女，特別是西施，擁有傾國傾城的容貌，亦是蘭心蕙質的佳人，範蠡曾與她有過一些糾纏，但在複仇大業的麵前，兒女情長隻能先放一放了。
眼看越國一天天兵強馬壯，勾踐忍耐不住，幾番提出要出兵攻打吳國，報仇雪恨。範蠡則屢次以“時機未成熟”為由，勸阻勾踐繼續忍耐。
公元前482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唯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範蠡對勾踐說：“時候到了！”
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越國對吳國展開了長期戰爭，並最終大獲全勝。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夫差自殺。
在這十年裏，作為勾踐手下最為倚重的軍政大臣，範蠡在越國的地位越來越高，隨著勾踐滅掉吳國，稱霸諸侯，他的聲望和尊榮已經達到了頂峰。
但是，範蠡卻選擇了離開。為何他會放棄榮華富貴離開越國呢？他給文種寫的信已經說得非常明白——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共患難，不能同富貴。
這一走，開啟了範蠡的下半段人生。
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那時的範蠡已經六十四歲了，一般的人到了這個年紀，別說還要行走江湖，在外奔波、折騰，就連走路恐怕都有些費勁。
不過，他還是有點“精神”，有些“追求”的，就算已至遲暮之年，龍鍾潦倒，也壯心不已、奮發蹈厲。從更“現實”的角度說，範蠡主要是為了保命，省得被勾踐算計，弄個不得好死、不得善終之下場。有道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離開之後，範蠡帶著幾個仆從去了太湖，此時的他還不曾想過未來的路該如何走。過了這麽多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此時的他隻想放下一切，隨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他乘坐扁舟一葉，在太湖裏悠閑遊覽。興之所至，或於湖中閑釣，采些蓮藕，弄碗魚湯，飲些酒漿；或登臨野島，架柴生火，沐風賞月，參星觀鬥；或更名換姓，喬裝打扮，去岸上走訪村落，混跡於集墟。
這樣過了半年有餘，範蠡一行把五百裏太湖幾乎轉了個遍，不僅身體有些疲乏，新鮮勁兒過後，連“審美”也都出現了“疲勞”，遂在太湖西邊的獨山腳下找了處地方住了下來。此地有山有水好風光，更主要是這裏出產陶器，他看中了這個生意。
經商做生意，這是範蠡的強項之一。這麽多年來，他光顧著做官、打仗，幫助勾踐複仇、興霸了，倒忘了經商這檔子事兒。現在閑著也是閑著，看到有錢可賺便動心了，不覺“技癢”。另外，他身上固然還有不少珠寶，但這些玩意兒隻能越花越少，為以後生計，不能不早做籌劃，有備無患，更何況“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乎？
獨山以及鄰近的鼎山陶土廣布，且多是紫砂土，“岩中泥”“泥中泥”，品質上乘。當地人自古就會燒製陶器，所製盆、碗、缽、罐、盂、釜、鼎等器皿除了家用，還有不少賣於外鄉。
範蠡在太湖周邊閑逛時，發現集墟上所賣、每家每戶日常所用陶器，差不多全出自獨山。價錢倒也不貴，隻是東、西、南、北四岸不一，差異甚大。中間有差價，商人即有利可圖，有錢可賺。不過，範蠡做這陶器生意，可不光是從製陶人家低價買來，再高價賣出，以賺取差價，而多是由自己燒製，“產銷一條龍”也。並且在立窯燒陶那幾年，他還不法常可，鼎新革故，有許多改進和創造。
彼時，獨山、鼎山一帶的陶窯有圓窯和長窯兩種，其中又以圓窯居多。因圓窯火膛和窯室合為一個“饅頭”形空間，後世即稱為“饅頭窯”。此種窯爐結構相對簡單，易於建造，然其燒製時間長，費時、費柴、費力，殘次品也多。長窯一般依山而建，其窯頭、窯床、窯尾首尾相繼，形體狹長，斜臥似龍，故後世稱為“龍窯”。與圓窯相比，長窯裝燒量大，爐內溫度易控，用時短，成品率高，應算當時最好之窯爐。然不論是圓窯還是長窯，在獨山和鼎山都沒有大的，所有製陶人家都是“小打小鬧”，圖個小本小利。
範蠡一上手就有“大氣魄”，敢下本錢，建了一口超大長窯，窯內多多裝坯，爐內多多添柴加火，燒一次窯，即抵得上數個小窯所產。如是，不僅他自己的窯貨產量大，獲利多，也影響和帶動了別的製陶人家，起示範引領之作用。
至於具體的製陶過程，原先範蠡接觸不多，了解甚少，對燒製技藝更是不懂，但他愛琢磨，肯鑽研。按慣常做法，窯爐點火後，須一直添柴不止，保持一定火勢，直到將窯坯燒透了方才熄火。這樣幾天下來，火候很難把握，容易將窯坯燒裂、燒破，或者燒不透。
有一天，閑來無事，範蠡看私徒燒火煮飯。等飯煮開，撐起鍋蓋，私徒忙將柴灶裏的木柴抽出，隻留幾小塊柴頭。過了一會兒，又往柴灶裏續了一把火。他感到奇怪，將火一直燒著不就完了嗎，何苦還要費兩遍勁呢？
私徒解釋，這叫“回火”，飯煮開後需要燜一會兒，完了再加一把小火，這麽煮飯才煮得又香又爛。如果老用大火燒，時間短了飯就夾生，時間長了則會燒焦。
範蠡一聽，覺得甚有道理。聯想到燒窯時若一直用猛火，不就像煮飯一樣出現燒不透或是燒焦的問題嗎？於是，他當即去找窯爐掌火師傅，跟他一起商量、嚐試，反複試驗了好多次，終得控製窯溫之法，火候拿捏得恰到好處，燒出來的窯貨既堅硬又好看。此法很快在獨山、鼎山一帶流傳開來，所有製陶人家無不效仿、采用。
作為盛放糧食的主要器具，陶缸幾乎家家戶戶都需要，在當時卻非常稀罕。因為這麽個“大件”，甭說燒製困難，就是在開始拉坯時也甚有難度，稍不小心，就會拉斷，或拉不成型。若是印坯，則其“模板”又難做，成本也太高。然而範蠡十分看好這物件，認為一旦燒製成功，不愁沒有銷路，遂指導拉坯師傅，以平常所做的陶盆、陶罐為模板，不斷放大、整形、定型，到底把大缸坯體拉了出來。
接著，他專門建了一孔窯爐，用以試驗燒製陶缸，一爐燒壞了再燒第二爐，兩爐不行再繼續，折騰了兩個月，一整窯結實美觀的陶缸出爐了，且大大小小，型號不同。此後，獨山、鼎山一帶大量燒製陶缸，甚至有些人家專做陶缸而不再做其他陶器。後世因之尊範蠡為“製缸先師”。
陶器燒得出來要緊，更要緊的是賣得出去，才能賺錢。範蠡知道哪個地方好賣，哪個地方價錢高，乃將各家各戶的窯貨統一收購，再由他統一銷售，或是合夥組成船隊，運往太湖周邊抑或更遠，每一次都賣得很快。獨山雖說距太湖不遠，然溪水太淺，不能行船。
為便於窯貨運輸，範蠡自己出資，發動當地百姓開挖運河，溝通太湖，又開挖了一條支河直通窯爐集中的地區。許多年後，此運河被稱作“蠡河”，支河喚作“蠡墅浜”。不知從什麽時候始，他竟又獲得了“興陶師祖”的榮譽稱號，人們為他建廟塑像，長年祭祀，香火不絕。
在獨山、鼎山，範蠡除了燒陶、賣陶，也曾養過魚，同樣大獲成功。這也是他琢磨出來的點子，屬機緣巧合，偶然得之。有年冬日，範蠡想弄幾條稍微大點兒的魚吃，誰知私徒出去轉了半天，沒有買到，回來後，情急智生，直接從院中池塘裏抓了兩條。原來他當初購買這一住處時，院中即有一個小池塘，為了應景，放進了十幾條小鯉魚。
此事過後，誰也沒有在意。不承想過了一年，這些小鯉魚竟都長成了大魚，有幾條還長得格外大。範蠡心中一動，如果將魚放養在大池塘裏，肯定一樣能長成大魚。再一想，當年的吳王夫差為能讓心愛的西施吃上鮮魚，還不是特地在姑蘇台下修築了一座“養魚城”嗎？現在他為什麽不能圍起太湖一角，撒些魚苗進去，養魚賣錢呢？
說幹還就真幹。範蠡先來到太湖岸邊，選處合適的湖汊，然後請來篾匠，讓他們用竹條編織細密點的籪簾，再砍來一根根竹竿，插入湖中，將籪簾綁上。籪簾直鋪湖底，用石頭壓緊，一大片水麵即圍了出來。最後，將大批小鯉魚、小白魚、小青魚放了進去，他就等著小魚長成大魚，張網收獲了。
這圍湖養魚，範蠡雖不是“首創”，但如此大規模養殖並大賺其錢的，他確實是第一人。
範蠡在太湖發了大財，短短幾年，他就成了“土豪”，後來又成了“首富”。為此，他很知足，感覺舒心、愜意，正打算接來妻兒一起好好生活，了此餘生，卻不期然聽到文種被害的消息，頓時他又變得緊張起來。
都知文種允文允武、足智多謀、精明強幹，這麽多年來，一直盡心竭力地輔佐越王勾踐，立有汗馬之功，但他這人太過篤厚、誠樸、忠直，不善通權達變。範蠡在辭官歸隱之前，曾專為他修書一封，曰：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據說文種看了這封書信，不以為然，認為範蠡實在太過小心、太多慮了。越王勾踐的脖子是長了點兒，嘴巴是長成了鳥喙樣，看人像鷹，走路像狼，但他怎麽會說翻臉就翻臉、過河就拆橋、無故傷害忠良呢？
然則，不管文種信還是不信，自從滅掉吳國，成為新的“霸主”後，勾踐確實與老臣們日漸疏遠，相見日稀。諸稽郢、曳庸、苦成、皋如、計倪等一班重臣，也許是受到了範蠡的“感染”，也許是心裏早有想法，紛紛告老乞歸。其中，聰明的計倪因辭官未允，還不惜裝瘋賣傻，自毀“形象”，最後才得以解脫。
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文種自然也有所察覺，故而裝病不上朝。隻可惜，最終還是未能逃過一劫。
得知文種死訊，範蠡深感痛心。畢竟是相交近五十年的老友、同鄉，親如手足，情逾骨肉，並且他還是隨從範蠡入越襄助勾踐的，最後竟落得如此下場，豈非奇冤、大悲也哉？
據說，在文種入葬一年後，海水大發，穿山越嶺，其墓塚忽然崩裂，有人見伍子胥從海上入江，邀呼文種，兩人一前一後踏浪而去，其後每年又逐浪而來。今浙江大潮洶湧，重重疊疊，前麵潮頭為伍子胥，後麵就是文種。忠哉文種，治國之傑！三術亡吳，一身殉越。不共蠡行，寧同胥滅，千載生氣，海潮疊疊。
此說當然不足為信。因浙江大潮古已有之，非是突至，伍子胥和文種兩位怎可能有如此能耐，弄出這般動靜？隻不過碰巧在文種死後的第二年，風暴特別凶猛，洪水泛濫成災，江潮更大些罷了。然看其濁浪排空、翻江倒海之勢，聽其鳴聲如雷，響遏行雲，又何嚐不似這兩人之豪邁氣概所發出的千古不平之氣？
潮起潮落，跌宕沉浮，人生如是，吳越曆史、春秋曆史乃至整個曆史，亦如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