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誠信聚財，端木遺風。
舊時的中國商人常常會在自己的店鋪內懸掛八個大字——陶朱事業，端木生涯。
陶朱指的就是春秋時期的第一富豪陶朱公；而端木指的就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即子貢。這二人一直被商人們奉為“始祖”，而子貢更是有“儒商鼻祖”之稱。
在孔子的諸多弟子中，子貢絕對是排得上名號的。他不僅聰明好學，品性高潔，還是一個商業奇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一些有關他行商的事情，並用不少筆墨對這位商業巨子予以了高度的讚揚。他在經商過程中始終堅持的誠信原則一直被人們所推崇，因他複姓端木，故而後人也將他所遺留下的這種誠信經商之風稱為“端木遺風”，其中心思想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在一些民間傳說中，子貢被奉為西南路的文財神，受到民間百姓的供奉。而他之所以能夠享有這一殊榮，不僅是因為他在經商賺錢上的天賦，更在於他先進的經商理念和高潔的品性，備受人們所推崇。
子貢是一名典型的儒商。所謂儒商，即“儒”與“商”的結合體，意思就是既有儒者的道德與才智，又兼具商人的財富與成功。
一直以來，提到商人，人們首先想到的都是“無商不奸”“唯利是圖”等比較負麵的形容詞，中國古代社會也有“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商人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就連經商這件事情，都會受到輕視與鄙夷。
然而，子貢卻將“儒”與“商”結合起來，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商業之道”。在他的觀念中，經商賺錢隻是一種手段，其終極的目的還是利用財富的力量來完成自己的“道”，實現治國、平天下的至高政治理想。
子貢一生所堅守的經商理念，深受孔子儒學文化的影響。《論語·述而》中講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所謂“文”，指的就是曆代保存下來的文獻，包括《詩》《書》《禮》《易》《春秋》等。
所謂“行”，指的就是一個人的生活閱曆與社會經驗。
所謂“忠”，指的是品性的忠誠。
所謂“信”，指的是人與人交往中的“信用”與“信譽”。
這些都是子貢在經商活動中一直堅守的原則和底線，也正是這樣的原則和底線，徹底顛覆了“無商不奸”“唯利是圖”等人們對商人的刻板印象，用切實的行動踐行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一觀點。
在《論語·為政》中，子貢詢問孔子，如何才能成為君子。孔子回答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對於你要說出的話，先去實行了以後再講出來。
這其實就是在告訴子貢，君子應當做到言行一致，說出的話就必然要踐諾，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子貢的誠信經營理念正是源自於此。
儒學的核心思想是“仁”，子貢也始終將這一核心貫穿在自己的經商生涯中。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廣布仁德、為民造福的善人，還是一位傳道授業的儒者。這也是他被後世尊崇為“儒商鼻祖”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子貢的“經商生涯”中，謀利與弘道實現了完美的統一。
子貢曾問過孔子：“如果有一個人，他給予了老百姓很多的好處，幫助大家過上好日子，這樣的人算得上‘仁人’了吧？”
孔子說：“何止啊，這簡直就是‘聖人’了！恐怕連堯、舜這樣的聖賢都難以做到。有仁德的人，就要想自己站得住，還得幫別人站得住；要想自己過得好，還得幫別人過得好。凡事都能推己及人，才是實行仁德的方法。”
子貢一直牢記孔子的教誨，並一直身體力行地在做這件事情，這種義與利的結合與統一，正是儒家精神的極致體現，也就是後來孟子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
既然能被尊為財神，那麽除了道德品行的高潔之外，聚攏財富的能力必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史記》中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意思就是說，子貢特別擅長做買進賣出這件事，能準確地預測市場情況，按照供需變化來買賣貨物，從中謀利。這也正是子貢經商成功的“撒手鐧”。
當初子貢以商賈的身份在六國之間往來行走，倒賣貨物時，發現當時各國的達官貴人們都喜歡佩戴珠寶，並已漸漸形成一種潮流趨勢。於是，他便去一些貧窮的地方大批量收購製作珠寶飾品的原材料，自己開設珠寶作坊進行加工生產，再把成品珠寶飾品運往那些富裕的國家和地區進行銷售。他的財富便是這樣越積越多的。
除了經商方麵的才能之外，子貢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也不小。單從他遵從孔子的命令，以一己之力保全魯國的輝煌戰績中，就能看出他的機智與辯才。他還擔任過魯、衛兩國的國相。
總而言之，無論是道德品行，還是政治才能，抑或商業手段，子貢的優秀都不容置疑。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財神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道教賜封的財神；另一類則是民間信仰的財神。而子貢正是一位憑借自身魅力、高尚品德、經商頭腦以及強大影響力而被人們所推崇、銘記的財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