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己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群，群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群不亡，而己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群己俱亡者為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群之地位，以觀群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眾人所合之群。犧牲其一而可以濟眾，何憚不為？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為群之眾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為群之決心則一。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為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於德，比人奮勇而禦敵，雖死無悔，誰曰不宜？二曰革命。

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於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為之。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幹人，臨時奮鬥而死傷者若幹人，是皆基於舍己為群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荊軻之刺秦王，近者如蘇斐亞之殺俄帝尼科拉司第二，皆其例也。四曰為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成為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為群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格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鴆；哥白尼為新天文說，見讎於教皇；巴枯寧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為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為，而亦有起於利群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選自《華工學校講義·德育篇》蔡元培

博愛及公益

博愛者，人生至高之道德，而與正義有正負之別者也。行正義者，能使人免於為惡；而導人以善，則非博愛者不能。

有人於此，不幹國法，不悖公義，於人間生命財產名譽之本務，悉無所歉，可謂能行正義矣。然道有餓莩而不知恤，門有孤兒而不知救，遂得為善人乎？

博愛者，施而不望報，利物而不暇己謀者也。凡動物之中，能曆久而綿其種者，率恃有同類相恤之天性，人為萬物之靈，苟僅斤斤於施報之間，而不恤其類，不亦自喪其天性，而有愧於禽獸乎？

人之於人，不能無親疏之別，而博愛之道，亦即以是為序。不愛其親，安能愛人之親；不愛其國人，安能愛異國之人，如曰有之，非矯則悖，智者所不信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博愛之道也。

人人有博愛之心，則觀於其家，而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觀於其社會，無攘奪，無忿爭，貧富不相蔑，貴賤不相淩，老幼廢疾，皆有所養，藹然有恩，秩然有序，熙熙暤暤，如登春台，豈非人類之幸福乎！

博愛者，以己所欲，施之於人。是故見人之疾病則拯之，見人之危難則救之，見人之困窮則補助之。何則？人苟自立於疾病危難困窮之境，則未有不望人之拯救之而補助之者也。

赤子臨井，人未有見之而不動其惻隱之心者。人類相愛之天性，固如是也。見人之危難而不之救，必非人情。日淚於利己之計較，以養成涼薄之習，則或忍而為此耳。夫人苟不能挺身以赴人之急，則又安望其能殉社會、殉國家乎？華盛頓嚐投身奔湍，以救瀕死之孺子，其異日能犧牲其身，以為十三州之同胞，脫英國之軛，而建獨立之國者，要亦由有此心耳。夫處死生一發之間，而能臨機立斷，固由其愛情之摯，而亦必有毅力以達之，此則有賴於平日涵養之功者也。

救人疾病，雖不必有挺身赴難之危險，而於傳染之病，為之看護，則直與殉之以身無異，非有至高之道德心者，不能為之。苟其人之地位，與國家社會有重大之關係，又或有侍奉父母之責，而輕以身試，亦為非宜，此則所當衡其輕重者也。

濟人以財，不必較其數之多寡，而其情至為可嘉，受之者尤不可不感佩之。蓋損己所餘以周人之不足，是誠能推己及人，而發於其友愛族類之本心者也。慈善之所以可貴，即在於此。若乃本無博愛之心，而徒仿一二慈善之跡，以博虛名，則所施雖多，而其價值，乃不如少許之出於至誠者。且其偽善沽名，適以害德，而受施之人，亦安能曆久不忘耶？

博愛者之慈善，唯慮其力之不周，而人之感我與否，初非所計。即使人不感我，其是非固屬於其人，而於我之行善，曾何傷焉？若乃怒人之忘德，而遽徹其慈善，是吾之慈善，專為市恩而設，豈博愛者之所為乎？唯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為不德，尤易見耳。

博愛者，非徒曰吾行慈善而已。其所以行之者，亦不可以無法。蓋愛人以德，當為圖永久之福利，而非使逞快一時，若不審其相需之故，而漫焉施之，受者或隨得隨費，不知節製，則吾之所施，於人奚益？也固有習於荒怠之人，不務自立，而以仰給於人為得計，吾苟墮其術中，則適以助長其依賴心，而使永無自振之一日。愛之而適以害之，是不可不致意焉。

夫如是，則博愛之為美德，誠彰彰矣。然非擴而充之，以開世務，興公益，則吾人對於社會之本務，猶不能無遺憾。何則？吾人處於社會，則與社會中之人人，皆有關係，而社會中人人與公益之關係，雖不必如疾病患難者待救之孔亟，而要其為相需則一也，吾但見疾病患難之待救，而不顧人人所需之公益，毋乃持其偏而忘其全，得其小而遺其大者乎？

夫人才力不同，職務尤異，合全社會之人，而求其立同一之功業，勢必不能。然而隨分應器，各圖公益，則何不可有之。農工商賈，任利用厚生之務；學士大夫，存移風易俗之心，苟其有裨於社會，則其事雖殊，其效一也。人生有涯，局局身家之間，而於世無補，暨其沒也，貧富智愚，同歸於盡。唯夫建立功業，有裨於社會，則身沒而功業不與之俱盡。始不為虛生人世，而一生所受於社會之福利，亦庶幾無忝矣。所謂公益者，非必以目前之功利為準也。如文學美術，其成效常若無跡象之可尋，然所以拓國民之智識，而高尚其品性者，必由於是。是以天才英絕之士，宜超然功利以外，而一以發揚國華為誌，不蹈前人陳跡，不拾外人糟粕，抒其性靈，以摩**社會，如明星之粲於長夜、美花之映於座隅，則無形之中，社會實受其賜。有如一國富強，甲於天下，而其文藝學術，一無可以表見，則千載而後，誰複知其名者？而古昔既墟之國，以文學美術之力，垂名百世，迄今不朽者，往往而有，此豈可忽視者歟？

不唯此也，即社會至顯之事，亦不宜安近功而忘遠慮，常宜規模遠大，以遺餉後人，否則社會之進步，不可得而期也。是故有為之士，所規畫者，其事固或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其利亦能曆久而不渝，此則人生最大之博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