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裏通外國，根據何在呢？
其實不過就是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上學時，曾經和幾個美國派來援華抗戰的大兵有過來往，這是為了進行國際統戰工作，並且經過當時的雲南省工委批準的。我們幾個黨員的確和那幾個美國兵交了朋友，對他們進行了思想工作，把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特別是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介紹給他們，並且通過他們，介紹到美國去。後來1945年秋，這幾個美國兵還被介紹到重慶去，到紅岩村和剛到重慶進行重慶談判的毛主席見過麵。他們後來回到美國也曾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他們現在還在美國從事中美友好的工作。然而就因為我和幾個美國的普通老百姓有過來往，而且在昆明分手後，再也沒有往來過，連他們的情況我也毫無所知，我竟然有了裏通外國的嫌疑！後來我成了紅衛兵俘虜，他們三拷四問，想從我的身上挖出一個一鳴驚人的大案，從而為“**”立下大功，結果隻是枉費心機。不過這些紅衛兵娃娃是受誰之命，他們的材料從何而來，我是一直不明白的。
我再一個裏通外國的嫌疑，說起來更是可笑。可能就是50年代我擔任省建設委員會主任時，曾經和一個蘇聯建設專家有過多次業務上的來往，有了一點私交。這樣的事，在那提倡“一麵倒”的年代裏，本來是很正常的事。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了，這個蘇聯專家撤退回國。他並不忘記中蘇人民友誼，還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聯係。就是後來中蘇關係更惡化了，他也一直每年給我寄一張賀年卡來。我不好意思不給他回寄賀年卡，因此我向常務書記請示，經過他批準，我也每年給他寄賀年卡。他寄來的信件和賀年卡，我都保留下來了。我成為批判“重點”後，這些東西都被搜去了。就為這麽一點事，我就成為裏通外國的嫌疑犯了。怪不得紅衛兵把我抓去後，在這個問題上也糾纏不休。
然而更嚴重的是，我還被人密告，說我是國際間諜，這當然就更嚴重了。這件事情，我糊裏糊塗地一點也不知道。“**”之後，才有當時參與其事的同誌告訴了我當時的內情。
據說有人密報我，有國際間諜嫌疑。這當然是重大政治問題，我們的第一把手居然就聽進去了。因此為我立了一個九人組成的專案小組或委員會，對我進行審查。並且決定把我從高級機密機關西南局調出去。但是在沒有查清楚以前，又不便把我從這個高級機關清除出去，所以就采取把我下放南充去搞“四清”的辦法，暫時調出機關。當時我很不理解，為什麽不講道理地一定要把我下放南充去，原來是這麽一回事。其實當時他們可以對我明說，要對我進行政治審查，說明緣由，我會欣然接受的。我自己心裏有數，我沒有什麽問題，不害怕任何審查。但是對我如此不信任，把我當作國際間諜來進行秘密審查，這未免太過分了。不能不使人想起蘇聯肅反殺人如麻的可怕。我要是在蘇聯，我的頭大概早已被糊裏糊塗地取消了。
這個密報當然是可笑的，然而我們的第一把手居然信以為真，這就不僅可笑，而且可怕了。據說我原來領導過的科技情報研究所裏的支部書記密報，他們那裏有一個高級工程師的一個筆記本，被她用什麽辦法悄悄看過了。那上麵記得有三線建設成昆鐵路的路線走向和沿路設站的地名以及可能的工廠區。出於她的高度政治警惕性，她斷定這是這個高級工程師盜竊國家機密，而且可以設想，那自然是準備出賣給外國人的。這自然可以順理成章地把這個工程師推斷為國際間諜了。這個工程師從何而來呢？一查是我介紹去的，是我的同鄉同學。這一下當然就可以設想是我有意把他安插到這個科技情報所，為我盜竊情報的。照這個思路發展下來，我當然就有國際間諜的嫌疑了。
這真是活見鬼。我要是國際間諜，我當時身居西南局的宣傳部和科委的領導崗位，天天看到的機密文件難道還少了嗎？就是三線建設的各種材料，我的抽屜裏有的是，何必要派一個工程師到那種毫無機密可言的地方，科技情報研究所裏去盜竊呢？
“**”之後，我遇到這個工程師，我問他那筆記本是怎麽一回事。他說，那個筆記本上記的材料，是他奉所長之命代表所去參加成昆鐵路建設座談會時所記下的。他說他回去後也向所領導匯報了的。然而這位支部書記卻不知用什麽辦法把他的筆記本弄去了，於是便出現了這件竊密案。這件案子雖然後來查無實據，不了了之，然而我卻為此而被下放南充兩年，而且又成為機關搞“**”的祭旗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