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第一把手，雖然大家說他過去在老區就以“左”出名，而且個人作風上喜歡獨斷專行，但是他是很有政治經驗的老領導，為什麽竟然輕信這樣令人可笑的密報呢？後來我發現，他之所以這麽做，是他自有的一貫思路的繼續，也就是他對於四川地下黨，有他自己的特別看法。
從解放初老區黨和地下黨會師起，我發現，不知道什麽原因，他一貫對於地下黨采取不太重視和不夠信任的態度。地下黨也是共產黨的一個構成部分，地下黨和老區黨理應一視同仁。雖然由於地下黨員所處的環境不同，學習的機會少一些，沒有老區黨的同誌水平高，地下黨有它活動的規律，為了生存下去，它不能不和舊社會的各種人物交往，它不能不有比較複雜的社會關係。地下黨員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有些出身不那麽好。但是這都是由於不同的工作環境造成的，怎麽能怪他們呢？但是，從地下黨的同誌在解放後所遭受到的各種對待看來，不能說是很公平的。
且不要說解放後地下黨是不是受到重用了，我們從來也沒有計較過擔負什麽職務。許多地下黨同誌解放前就擔任著縣委、地委以致省委的職務，他們也是由當時領導白區工作的中央南方局所任命的。然而解放後新任命的職務，一般都低一二級。我從1940年開始任由南方局直接領導的鄂西特委副書記，1947年任川康特委（當時定的省級機構，南方局黨史資料上也是這麽說的）的副書記，然而解放後隻叫我到成都市委擔任委員兼組織部長。我從來沒有表示過任何意見。老實說，地下黨的同誌在出生入死的鬥爭中，隨時準備犧牲，誰還有什麽等級觀念？能有一個革命崗位做工作就是了。他們希望的隻是要受到黨的信任。信任，這是我們做地下黨工作時最緊要的事。在那種十分複雜的情況下，鬥爭犬牙交錯，可以引起懷疑之處很多，而敵人也千方百計搞陰謀，製造混亂。作為地下黨的領導，自然是要隨時提高警惕，因為那是可以亡黨亡頭的事。但是同誌間必須有長期鬥爭中所形成的共識和信任，以致建立起生死之交的友情。沒有這一條，地下黨不知要亂成什麽樣子。互相信任，才可能有團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麽，第一把手總對我們地下黨有自己特別的看法，對我不信任。50年代初，中央要調我出國到英國去搞外事工作，就被他否決，後來改調了別的人去。我想他大概以為把我派出國去工作，是不可靠吧。我在白區做那麽多年危險的工作，南方局從來沒有認為我不可靠，總是委我以重任，為什麽我出國去搞外事工作就不可靠，難道我會叛逃嗎？後來我任省城市建設廳長時，國家城市建設部要派我出國到捷克參加城市建設國際學術會議，又被他擋住了，不讓我去。城建部的萬部長來電話問：“為什麽城市建設部要派它的下級城市建設廳長出國公幹，地方竟然不允許？”但是部長說話還是無濟於事，官大壓死人，後來改派了別人。前麵我提到過的那位好書記見我在科技問題上和第一把手抬杠子時，警告我說：“恃才傲上，危險呀”，那一次就對我透露過，第一把手對他曾說，“此人可用不可信”。可見對我不願服帖地做他的“聽用”，甚至有時候還不給他麵子，對我早就耿耿於懷了。在這樣一種心態下，有人向他告密，說我有間諜嫌疑，自然是一告就準，立案偵查。
對我一個人不信任，倒也罷了，可是“**”前，聽說西南局管組織的人奉第一把手之命，要把地下黨的檔案集中起來，準備進行全麵清查。隻是還沒有來得及搞，“**”的火就燒到他們頭上去了，沒有搞成。然而這種工作和影響，還是遺留給後來的“新生紅色政權”，他們繼續拿上手來搞。劉結挺就在清理地下黨工作會上動員說：“解放十七年，加上**三年，共二十年都沒有清理地下黨。”他的這些話顯然不是沒有來曆的。
所以在當時的造反派小報上我看到說，四川地下黨裏叛徒很多，他們已經發現有一個以馬識途為首的叛徒集團，有二百人之多。他們決心要像北京一樣，把四川這個叛徒集團挖出來，立一大功。他們大言不慚地說，北京挖出一個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獎賞聶元梓一個中央委員，四川要挖出二百人的叛徒集團，那不可以撈到兩個中央委員嗎？於是在1967年夏，經過來四川檢查工作的王力、謝富治批準，成立了一個清理地下黨的專案辦公室。各個地方也成立了。這一下地下黨就遭殃了，把地下黨圈起來整，發的文件上把地下黨和國民黨、三青團、特務並列。江青1968年3月講話，說川東地下黨沒有一個好的，叛徒很多。這就更加了碼。想不到我們過去在白區被國民黨誣為“共匪特務”，現在又被共產黨的革命委員會誣成“國民黨特務”。許多地下黨人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始作俑者正是對地下黨有成見的我們的第一把手。
“**”以後，省委給地下黨平了反，結果證明，地下黨裏除開我們原已揭出的叛徒外，再也沒有查出一個叛徒。但奇怪的是，我們的第一把手回到四川，在南充小範圍內和他的老部下談話時，故態複萌，肆意詆毀地下黨。他說：“解放後，在地下黨使用問題上有問題。……那時馬識途領導的一些人，許多人有問題。《紅岩》是羅廣斌吹起來的。……如果用地下黨掌握政權，他有一股勢力，讓地下黨這股勢力掌握政權就危險。廣安重用地下黨，地下黨裏麵，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機，有的是搖擺不定的人，國民黨一得勢，他們就要出來。當時搞四清，對這些人做了處理。”他以為在他的部下麵前可以信口雌黃，哪知在座的正有一個地下黨員，當時把他說的記錄下來。後來在南充黨代會上被他揭發出來，代表大嘩，上了簡報，報到省委。我和地下黨的領導都看到了。
我們認為這是嚴重事件，因此向省委和中央紀委寫了報告，要求第一把手說明問題。中央紀委收到我們的報告後，派人去問這位老同誌，為什麽現在還說這樣的話。他想賴賬，別人把當時的記錄拿給他看，他沒有想到他說的私房話被記下來了。聽說他隻得說，假如他說過，那當然不對嘛。後來我們反映到總書記那裏，總書記勸我們算了，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我們相信，因為省委為四川地下黨早已發了平反正式通知。
地下黨的同誌為此十分氣憤，時到今日，還有這樣看待地下黨的人。正因為有這樣的人當權，所以四川地下黨解放後一直受他的歧視，一來運動就整。對於我這個對他不言聽計從且有時敢披逆鱗的地下黨頭頭，當然更有看法，“**”以前就暗地清查我，把我調出西南局，下放南充。“**”一開始，把我拿出來祭旗，自然是毫不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