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出於什麽樣的思想傳統，我們有些領導同誌，總是在經濟工作中，喜歡搞“大而全”“小而全”，總想把自己的管轄範圍搞成一個獨立王國，什麽都要成龍配套，一應俱全。而不懂得經濟是宜於分工合作，揚長避短，互通有無，在各地區、各省市互相協作，以致於在世界範圍內實行大流通的。在一個地方可以發展的產品，不一定在每一個地方都大肆發展，雖然這種產品對於那裏的國計民生是非常必要的。
四川是一個大省，人口眾多，穿衣的問題是個重要問題，那時隻能用種棉花來解決。在可以種棉花的地區多種棉花是應該的。我們的第一把手在四川提倡大種棉花，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無可厚非。但是提倡大種棉花到什麽地方都要大種棉花地做法，以致於像搞“大躍進”一樣，搞成種棉花的運動，卻未必得當。四川有些地方，夏秋陰濕多雨，是不宜於種棉花的。在這樣的地方種棉花，花費很大，棉花質量很差，不能作紡織原料，這種地方不如揚長避短，多種糧食，和棉區交換。在四川比如川西壩子和盆周高寒地區，就不適宜種棉花。這是我和中國科學院的許多農業專家共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的第一把手，卻堅持要在四川普遍提倡種棉花，說要自力更生解決穿衣問題。沒有人懷疑他這是出於關心國計民生的動機，那時我國的穿衣問題還沒有解決，每個人一年隻能憑票購買一丈五尺布。那時化纖還處於試驗階段，因此增種棉花就全國來說，的確是一個重要任務，就四川來說，當然也是重要任務。在能夠種棉花的地區提倡種棉花，我，包括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西南分院的農業專家，對此都是有共識的。但是在四川所有的地方都要提倡種棉花，我們抱保留的態度。而且用搞運動的辦法來種棉花，我們以為不是合於科學精神的。然而據說“辦什麽事情都要搞運動”，是本於《工作方法六十條》的，那自然是合於馬列主義的，馬列主義難道不是最科學的嗎？
第一把手想出的主意，做出的決定，是不可更改的，都要雷厲風行。加上他的下麵有一批習慣聞風而動的領導同誌，大力支持，報紙上大肆鼓吹，宣傳部門自然是竭力從理論上和曆史上去找出根據來，證明第一把手這個決策的英明，說這是貫徹了老解放區時代那種“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南泥灣精神。第一把手真是興高采烈，於是造成在全省大種棉花的浩大聲勢。
西南局、省委、市委、各級政府部門，都要帶頭種棉花，而幹部帶頭，種試驗田，也是工作方法規定的。首先第一把手就在他辦公樓外的花壇上，毀棄花草，親自帶頭種起棉花來。於是各機關、各部門、各單位，都在自己的庭院裏的綠化地上，花壇上，把草坪花木取消，都種上棉花。而且在各種簡報、通報、特別是報紙的鼓動下，大家都搶著勁要培植“棉花王”，爭奪高產冠軍，準備得獎狀獎旗，上報紙，掛大紅花上台，風光風光。這當然都是搞運動必不可少的節目。這也是在“大躍進”中習以為常的老套路。那時“大躍進”還並沒有被否定，三麵紅旗還正高高飄揚呢。
據說要奪棉花高產，就要深翻地，重施肥，而這也是在大躍進中搞過，大家都理解的。我也學著在我們機關的試驗田裏深翻過一尺五。隻有我們院裏的農業專家不以為然，給我說：“深翻一尺五，熟地變生土”。哼，科學家，老保守，誰理會？大家都搞深翻，有的超過一尺五。有的為了要重施底肥，索性把地裏麵上的土都搬開，把農家肥厚厚得鋪一層，然後把表土再搬回去。那鬆軟的肥土種棉花，自然是可以高產了，雖然成本高一些。據估計，種出一斤棉花，成本要五元，還不算工錢，因為是吃“皇糧”的人種的，不要工錢。
“五塊錢一斤算什麽？要算政治賬，不要老算經濟賬。把種棉花的運動搞起來，推開了，就是政治上的大勝利。”這是一位領導的高見。但是盡管在機關種棉花搞得熱火朝天，好不熱鬧，可在成都郊區的社員，好像並不怎麽聞風而動，大種棉花。我們科委派人下去調查，意在推動。他們回來反映說，推而不動，理由很簡單：“你們在機關，肚子吃得飽飽的，有的是錢，你們想種什麽，愛怎麽種，由你們搞。要我們種，我們要吃飽肚子，就不能不打算盤，國家收購棉花，一斤才一元錢，照你們的搞法，五元錢一斤，哪個種得起？除非國家提高收購價到每斤六元七元。”農民都是首先要吃飽肚子的現實主義者，毫無一點革命浪漫主義，光算經濟賬，不管政治賬，你把他們有什麽辦法？我們還想說服社員，不必像機關那樣深翻土，施重肥，照你們的老辦法種嘛。還是不行，他們說：“這川西壩子的天氣，棉花結桃，正是陰雨天，少見太陽，棉花濕桃爆不開，收下濕桃用火烤，烤出來的棉花死板，收購站不收呀。”這些社員好像對於第一把手的英明決定全然不顧，說是“懶得淘神種石棉”。
這卻為難了我們這些職能部門的幹部。我們不敢把這種情況向第一把手匯報。我知道常務書記對於這種一意孤行的做法，早有看法，隻是不說，他也不帶頭種試驗田。我和科委副主任老李一塊，借要開農業科學會議的事，去向常務書記匯報的機會，說起郊區社員不願種棉花的事，常務書記他冷冷地說：“種嘛，你們去種嘛，種石棉嘛。”我們猜得出他的意思是，在陰雨連天的川西壩種棉花，沒有太陽，棉花桃子爆不開，有如“石棉”，遇到雨淋，那就是“濕棉”了。他顯然對於在秋雨連綿的地方種棉花，持否定的態度。我們告辭要走時，他對我們說：“開農業科學會議的事，你們要去向他匯報，不然他又說不知道。”他最後對我說一句：“種石棉的事，你們就不要匯報了。”
我們心領神會，告辭出來，對他懷著感激的心情。
到了第二年，第一把手還是堅持提倡種棉花，聽說他在他的花壇上種的棉花，在一個技術員的指導和花兒匠的幫助，加上他自己的精心照料下，獲得高產，推算起來，每畝可收獲一百大幾十斤。而那時大田一般隻能收獲三四十斤，這自然是特大豐收。這當然更可以證明他的決策的英明性，誰說川西壩不能種棉花？所以第二年他還堅持提倡普遍種棉花。
這年夏天，中國科學院的綜合考察委員會組織西南地區科學綜合考察，來到四川，由我全程陪同。我和來的十幾二十位專家，幾乎走遍四川。對於四川的許多科學技術發展方向和科技政策問題，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見。其中有一位有國際聲望的植物地理學家侯學煜和一批農學家、土壤學家、區域經濟學家，對於四川的植棉技術政策，提出了不同於第一把手的看法。認為有些秋雨連綿的地區如川西和雅安等地區及盆周山區，不宜於種棉花，而應該多種糧食和發展山區經濟。他們從技術的可行性和經濟的合理性上，提出了有數字分析的科學報告。
這本來是顯而易見的事，農民社員也已從感性上表明看法，科學家們在成都作綜合科學報告時，也曾經提到過。但是我不敢把這些看法向第一把手匯報。常務書記和秘書長是聽過匯報的，我知道秘書長是第一把手認為最得力的，他不會不向第一把手通氣。而這個匯報會是由我組織的，第一把手當然也知道。他不能不回想起上年在他的棉花示範田邊，也就是他住所外的花壇邊開的現場會。
他在他的花壇上種棉花，獲得高產，早已沸沸揚揚地傳開了，報上大加報道，於是他決定開一個現場會，來進一步推廣種棉花。西南局和省市黨政領導部門的許多領導同誌都來了，真是一個盛會。那花壇種的棉花，雖然還有一些沒有爆開，或者說得好聽點，還沒有來得及爆開的棉桃，但是爆開的也不少，真是蔚為壯觀。大家看了，都不禁歎為觀止，爭先恐後地點頭稱好。我們的第一把手自然是眉飛色舞，正在得意地向身邊的同誌解說，介紹經驗。我也在其中。不過我除開聽，而且看。這個花壇地勢高亢，而且向陽，地不卑濕。看來肥料下的不少，營養充足。一周圍是水泥地麵，陽光反射溫度較高。這些都是得天獨厚的能獲高產的優良條件，一般大田是不可能具有的。因此我沒有不住點頭和跟著讚不絕口。第一把手自然是看到了的。
我正在看，現場會宣布開始了。首先由他講了幾句話，當然講了種棉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講了事實證明，說這裏不能種棉花，至少不能高產，是錯誤的。然後由他的那個技術員把他早已總結好的經驗，拿出來給大家介紹一下，盛讚領導的重視和親自動手，是高產的關鍵。接著就是大家表態，盛讚這花壇上獲得豐收的棉花，紛紛表示要向先進經驗學習，回去好好抓種棉花的事。
講得最好的要算我們的一位同事了。我果然期待到他的精彩的發言。而這，恐怕是大家早就料到的。過去開什麽會，隻要是第一把手主持的會，他大半都做過精彩的發言。他講得非常生動有趣，有時甚至不惜出點不傷大雅的小洋相，以致逗得第一把手笑出眼淚來。這一套官場洋相，雖然難免招來有些同誌的非議，但對於仕途之道，卻是一種有用的創造。怪不得人家封他為第一把手的心腹人、“救火隊長”。今天他講的讚揚話，的確有他的獨到之處，不卑不亢，恰到好處，比那些爭著表演，亂捧一氣，太直太露的發言，要高明得多。他很有分寸地講道：“對於提倡種棉花表示異議的人，應該從現場會得到啟發了。”這顯然是有所指的，大家心照不宣。
第一把手把眼光掃到我的臉上來，有所期待的樣子。他不能點我的名，但是顯然希望我發言。因為我是西南局管科學的，管科學的人說的話，當然更具有科學的權威性。我要發言對於第一把手提倡種棉花表示支持，這當然比其他行政領導幹部表示擁護，更有力量些。但是正因為我是科學部門的人，說話更要具有科學的可靠性，人家會說，科學部門的人都說對頭，那一定是科學的了。第一把手開這個現場會，無疑是要我以科學頭頭的態度，發言對他表示支持的。但是他又不能硬指定我發言，他隻能以期待的眼光看著我。
但是說實在的，我對於第一把手提倡普遍種棉花的科學性，一直感到懷疑，從農民群眾那裏聽到的看法，增加了我的懷疑，從中國科學院科學家們的論斷，我更堅信第一把手以權力強製推行他的主張，是不科學的。我不能表示支持，在這種場合我更不能這麽辦。我要取得領導好感，順杆爬，特別是在這種大庭廣眾中，熱烈表示支持，那將對我的升遷一定有利。但是農民群眾知道了，特別是我認識的那些來四川考察的科學家們知道了，會怎麽想呢？不會罵我是一個躋身於科學部門的無恥的官僚嗎？豈不破壞了我在科技界的形象？
我認為我在科技界的形象，還不算惡劣，大家認為我還算是比較有知識和文化的人，在科學上還可以算是懂得一點“目錄學”的人。在他們麵前沒有開“黃腔”胡說八道。和他們也還處得來（當然我不得不為此而讓人家給我戴上一貫“右傾”的帽子）。至少不像我們第一把手“欽定”的西南局科委兼主任和科學分院兼院長那樣外行得出奇。第一把手總不放心我主管科學部門，但是又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隻得讓我幹。於是找他最可靠的人，也就是我們宣傳部的第一把手，來兼任科委主任和兼任科學分院院長，大家戲說是派來了一個“監軍”。但是這位“監軍”大概感到有些為難，總推說工作忙，沒有時間，從來沒有到我們這邊來上班，連辦公會議也沒有來參加過一次，和科學家們見麵，討論科學問題，他更是推托不來。有人說，他的那點文化和科學知識，來討論科學，恐怕是一開口就會滿嘴“黃”。一個中國科學院分院的院長開了黃腔，豈不成為笑話嗎？所以他有自知之明，從不在我們這邊露麵，隻是叫我們隔些日子去向他匯報工作，他作一點不著邊際的指示，無外乎是政治要掛帥、思想要先行那樣一些流行口語。
今天這樣的現場會，他雖然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可是大家並不認為他是代表科技界發言。而我這個科技界的人又遲遲不發言。不特不發言，還借口到那一頭看棉花長勢，而從第一把手的身邊溜到一群人背後去了。現場會圓滿結束了，大家都陸續散去。我也正要走，第一把手卻不知怎麽走到我的身邊，冷冷地對我說：“馬識途，你這個管科學的人，不科學呀。”
這一句話是很平和地輕言細語說的，但是我聽來有如晴天炸雷。我這個管科學的人不科學，那當然是沒有資格再管科學的了。我明白我的處境不妙，他既然出了這麽個“起講”，下麵就有許多文章要做，而會做文章的人，他手下多的是。
就像“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又遇打頭風”，不久我就戳了一個紕漏。那個時候，第一把手正在重慶召開省委的棉花會議，西南局的辦公廳李主任去列席。我和科學家們到四川各地跑了一圈後，有些見聞，我記了一些資料，寫了一些雜記。《光明日報》副刊編輯部來信約稿，我便根據我出行寫的資料和雜記，寫了一組短文叫《走馬行》寄去。他們分期刊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科學家們認為四川有些地方，不適宜於種棉花。這一下捅了馬蜂窠了。不知道是哪一位隨時在觀察階級鬥爭動向的人，讀到了這篇文章。好家夥，馬識途竟敢在省委開棉花會議之際，公然在全國大報上寫文章，反對政委提倡種棉花，這還了得！於是向政委報告了。政委的看法如何，我不知道，隻聽說會議上如開了鍋，大家嚷嚷：“把馬識途拉到重慶會上來批判！”聽說領導也有這個傾向，把我弄到重慶去，要我在會上說清楚。但是後來聽說又有謀士說，這是省委開會，不是西南局開會，下一級黨委的會，把上一級黨委的部委級頭頭弄來批判，恐怕不妥。又有人說，這是一個學術性爭論的問題，進行大會批判，恐怕難以服人。第一把手果然英明，說不要把我叫去了，學術問題，我們就來展開學術爭論吧。
西南局辦公廳的李主任連忙回來，在辦公會議上向常務書記報告。當時我也在場。李主任對我說：“老馬，這回你這篇文章寫出大問題了。”
我聽了大吃一驚，沒有想到在這個當口闖了大禍。我辯解說：“我並沒有反對種棉花，我隻是說有的科學家認為四川有的地方不適宜於種棉花呀！”
常務書記沉默，沒有說話。隻是聽到說要把上一級的人拉到下一級的會上去批判，冷冷地說了一句：“他也是西南局的書記嘛。”看得出來，他說這個話，好像是解釋第一把手把我弄到省委會上去批判的合法性，實際上是說，反正西南局和省委的書記都是他，他愛怎麽辦就怎麽辦，誰也莫奈何，知道我的日子會不好過的了。
我惶惶然回到機關，我不知道什麽禍事將要落到自己的頭上來。
過不多久，“學術爭論”展開了。在報紙上出現了討論四川能不能種棉花的所謂學術文章。而且據說作者也是一位農學家。那立論有理有據，如從空間上說，四川各地曆來就種棉花，如從時間上說，四川古代就種棉花，說那時叫木棉花，張籍的詩裏就提到。如此等等，道貌岸然。這一下就充分證明，我這個搞科學的人說四川不能種棉花是多麽得不科學，多麽得荒謬。把我完全駁倒了。接著又發表了幾篇看來是論辯其實是批判的文章，以這個單位，那個機關種棉花都獲得高產的實例，來證明我反對種棉花的錯誤。還有群眾的義憤填膺的抗議。緊鑼密鼓，唱得煞有介事。最厲害的是《光明日報》上也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竟然點我的名。在全國的大報上點名批判一個作者，實屬罕見。這就是說，在四川把我批臭還不夠，還要在全國叫我丟醜。不過在《光明日報》刊出那篇批判文章以前，副刊部給我來了一封信，向我作解釋，說因為我的那篇《走馬行》是在他們報上刊出的，他們受到了領導的追究，不登四川權威方麵送來的這篇批判文章不行。他們說，事非得已，這並不代表他們的態度，希望得到我的諒解。既然事先他們給我打了招呼，我還有什麽可說呢？
既然是學術討論，那就應該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文章，同時發表才是，可是學術討論在我們這裏卻是一麵倒，而且氣勢洶洶，真是伊歟盛哉。我固然已經為好心人勸告不要再發表意見，隻得噤若寒蟬。連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送到報社，也不予刊出，以致有的寄信給我，表示同情。為什麽？因為既然是討論，卻見不到對方的辯論文章。而最根本的是，批判文章說得文不對題。我在《走馬行》一文中說的是有科學家說四川有些地方不宜於種棉花，而批判文章卻說是我說的四川不能種棉花。“有的科學家說的”和我“說的”，以及“四川不能種棉花”和“四川有的地方不宜於種棉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從來沒有說過四川不能種棉花，科學家也從來沒有這麽說過，而硬給我先加上一個罪名，然後進行審判，而且是缺席審判，這成什麽王法？給人的臉上抹上屎，卻說人家多麽不講衛生，這種荒謬的事，竟然公然而行！打屁股的人沒有錯，挨打屁股的人卻錯到家了。而且不能出聲叫一聲痛。而且最好是挨了屁股，還要高興地叫：“打得好，該挨。這鞭子打在屁股上是多麽的清涼舒服呀。”
不要說這是荒唐事，我就真的做了這樣的荒唐事，當然不是我誌願做的。
不久，西南局開委員會，我也列席了。第一把手在會上談工作的時候，就在種棉花的問題上，點了我的名，指出我的錯誤。這回不是省委開會，是西南局的會了，西南局的書記要批判下屬部委領導同誌，自然是合法的了。是不是合理，當然也合理的，不然我為什麽要檢討呢？是的，在那個會上，當著西南局和各省的領導同誌，我起來作了一個檢討發言。我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我從常務書記和那位好心書記的期待的眼神中就看得出來。我隻作了幾分鍾的發言，無非是說我聽信了資產階級專家的話，反對在川西壩子種棉花，我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這樣一些話。這個檢討似乎沒有引起大家注意。
休會以後，我回到錦江賓館我的房間裏。還不到吃飯時候，我到對麵房間去坐，有我們宣傳部的部長在，還有辦公廳李主任在。我們的部長見我還是滿不在乎，毫無一點心情沉重的表現，很不滿意。在他看來，既然我犯了冒犯第一把手這樣大的錯誤，就應該如喪考妣，寢食不安，惶惶然如丟了魂的樣子，並且懾如也，恭如也，隨時準備接受無論什麽樣的懲罰才是。我們的部長馬起個臉，厲聲地對我說：“哦，你以為你今天這樣輕描淡寫地檢討幾句，就算完了嗎？”
我正想反說兩句，對於他在報紙上組織的這一場批判，文不對題，實在不算高明時，辦公廳的李主任，顯然是同情我的，他也為我的不在乎著急。他勸我說：“老馬，這件事情是不好輕易了結的，你可不能滿不在乎喲。”接著他又說：“老馬，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寫個申請，下去親自種一年棉花，力爭高產，然後你再寫一篇文章發表，說你經過實踐證明，四川種棉花可以高產。這件事情或者就可以了結了。”
那晚上我回到家裏，想了一夜，看來我是走投無路了，隻有照李主任的辦法辦，或者可以得到從輕發落。於是我回到會上，寫了一份申請下去親自種一年棉花的報告，送了上去，馬上得到了批準，要我用實踐來檢驗真理。於是我在開春後，卷起被卷，下到我們科學分院的華西壩基地，這樣我還可以種試驗田和照顧工作兩不誤。我在基地要了一畝地，認真地種起棉花來。
為了要奪高產，我也學有的機關那樣，不惜血本，下大功夫，把麵上的表土完全搬開，重施一層混合肥作底肥，把鬆土再搬回來，在泡酥酥的沙土上種棉花。我每天親自侍弄，像繡花一樣，真下了功夫了。棉花長勢的確不錯，隻是有點瘋長，我在技術員的指導下，減肥打尖，到了時候，開花結桃，一切正常。叫第一把手滿意的文章，看來是寫得出來的了。
但是有一天，一個附近的老農民又來到我的試驗田邊。他過去常常從這裏過路，和我成為點頭之交，我種棉花的過程，他幾乎都看到了。看來他是一個老把式，我就問他：“你看，我這一畝地能收多少斤棉花？”
他笑而不答，隻是邊走邊說：“像你們這樣種棉花，隻該穿紙。”
這一句掃興的話，完全敗壞了我的興致，也使我慚愧。我這是在幹什麽呢？是在搞科學嗎？是在搞經濟生產嗎？在老農看來，純然是胡鬧。農民群眾對我們的批評，不該引我們思考一下，回想一下，“大躍進”以來，我們幹過多少既不經濟也不科學的蠢事嗎？
然而我現在想到的是如何從厄運裏逃出來，顧不了那麽多了，一切為了那篇讓第一把手滿意的文章出台而奮鬥。我這個倒黴蛋！
到了秋天，討厭的連天陰雨，使我的滿有希望高產的棉花，大受挫折，棉桃老是爆不開，不斷地掉在地上，真叫痛心。我把掉地的棉桃一個一個撿起來，放在火**烤，希望棉桃爆開來，給我提供哪怕是死疙瘩的石棉。我憂心忡忡，害怕達不到機關過去報出的畝產超過一百斤的紀錄。當然更沒有希望達到第一把手所創造的高產紀錄了。
但是這已經是1964年的深秋，一個更為偉大的“四清”運動展開了，第一把手為了更其嚴重的政治原因，強製把我下放到南充去了。我的那篇皇皇大文，終於沒有寫成，因而第一把手要我用實踐來檢驗他的真理，結果也沒有檢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