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種棉花的麻煩還沒有完，我又碰上了四川水利方針的爭論。我又受了夾磨，在第一把手的腦子裏留下最惡劣的印象。
四川的農業生產一直不穩定，最根本的就是每年都要程度不同地受到旱澇之災，特別是旱災，比如川東川中一帶的伏旱，幾乎年年都有。因此興修水利，是農業的頭等大事，而采取一個什麽水利方針，就成為我們科學技術部門最關切的事。我們曾經找專家作過一些調查，特別是中國科學院派了許多科學家到四川來進行綜合考察時，我請他們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我陪他們在各地作了考察，開過許多專家和農民群眾的座談會。
這時我們的第一把手也在他親自的考察下，提出一個“以機電提灌為主，提蓄結合”的水利方針，在全省雷厲風行地執行。於是把每年從中央要來的錢幾乎都投入到購買機械提水設備上。錢花得十分可觀了，許多地方都見到溝邊田角安得有小水泵，許多地方都出現幾級提水站。這當然也產生了許多效益，解決了部分問題。
但是中國科學院來的一些水利專家，在四川各地考察後，特別是我陪他們在容易鬧旱災的川北川中一帶考察，並舉行過許多次農民座談會後，他們認為，要根本解決四川的水利問題，首先要大搞綠化，涵養水源。他們在考察中發現，四川的自然植被，破壞得相當厲害。這自然是曆史造成的，大辦鋼鐵，四川不落人後，森林破壞得不少，這且不說。他們認為，為今之計，要留得住水，必須大搞綠化，川中一帶丘陵地區，要叫那些一座座小饅頭山頭，戴上“綠帽子”。
這時，他們發現四川正在學大寨的名義下，大搞改土，炸山頭，造小平原，科學家們以為不可取。這把山頭的綠帽子全炸掉了，水土流失更嚴重，炸出來的**的石穀子地，沒有多年的風化，也無法種植。所以他們提出給小山戴綠帽子的問題。他們不知道，這是我們的第一把手的創造，學大寨在四川的具體實踐，在報上大肆吹噓過的。當時我們有些農學家向我們科委反映，不以為然。但是學大寨那時在全國雷厲風行，是農村頭等大事，而大寨那樣流大汗，促大幹，戰天鬥地，移山倒海，造小平原，豐衣足食的精神，我們正可以炸山頭，造小平原來體現。我們哪敢去表示異議，這是學不學大寨的事，也就是革命不革命的事。這是當時普遍的說法。
陳永貴後來到四川來視察，我陪他坐車去視察學大寨的標兵重慶堡堂大隊，在路上他也這麽對我說過。在路上他指一指兩邊的小饅頭山說：“你們喜歡吃饅頭，我們喜歡吃燒餅。”我一時沒有領會過來，他用兩個手掌壓一壓的手勢說：“你們把那些饅頭壓成燒餅嘛。”
哦，我明白了，他希望我們戰天鬥地，把那些饅頭山都改造成小平原。我也不知天高地厚，當時竟然對這位北京來的大人物說了一句頂牛的話：“大寨那些地方是土山，好壓，我們這裏是石頭山，這饅頭要壓成燒餅，難呀。”他馬上立起眼睛看了我一眼，說：“要革命，還怕難嗎？”我再也不敢吱聲，我知道這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呢。
現在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對於四川學大寨，揭綠帽子，炸小山頭，造小平原表示異議，認為有問題。我們也知道有問題，但這是學不學大寨的問題，我們隻好存而不論，還是說眼前水利怎麽搞的問題吧。
這些專家就眼前四川的水利方針，提出與省委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四川的水利方針應該是“以蓄為主，提蓄結合”。有的地方要安提水站，是永遠必要的。不過就是水抽上去了，也要用水庫塘墊把水蓄起來備用才好。因此他們認為搞水利的錢，不應該大量投入在機電提水設備上，而應該投在蓄水工程上。
我知道所謂四川的水利方針，其實就是第一把手首先提出來的方針。科學家提出與省委不同的水利方針，其實就是和第一把手不同的水利方針。這使我很為難。兩邊無疑都具權威性，雖然權威的性質不同。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勿寧尊重科學家的權威性。因為水利問題是一個和自然打交道的技術問題，自然規律並不因為誰在政治上有權威性而屈從於誰，相反地，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你要不服從自然規律，你就要受到無情的懲罰，你想怎麽發揮政治掛帥的威力，也是無濟於事的。這一點，在“大躍進”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這種懲罰（經濟的嚴重衰退，普遍餓肚子招來人的大量死亡）是夠慘重的了。我是搞科學的，不想再看到違反科學而受到自然懲罰的事。
而且我陪科學家在川中舉行農民座談的時候，我親自聽到農民對於“以機電提灌為主”的水利方針不滿意的說法。有的農民說：“你安一個抽水機在田坎上，天旱來了，田裏沒有水，溝裏也沒有水，你抽個球！”他們的意思，有沒有抽水機不要緊，要緊的是叫溝裏留得住水。有了水，用桶挑也可以挑到田裏去。那個時候有抽水機當然更好。農民的一席話，簡直就是給科學家們提出的“以蓄為主，提蓄結合”的水利方針，作了最形象的說明。群眾觀點不是我們的基本觀點嗎？就群眾觀點來說，我也應該讚成科學家們的水利方針。
但是在我處的環境裏，不承認政治上的權威性，就可能有現實的懲罰落到我的頭上來。在種棉花的問題上，我已經嚐到了苦頭，不想再落入這樣的怪圈裏去。因此，——現在說來自己還臉紅，也可以說我真是卑鄙！——我建議他們在報告中可以如實寫，但是不要在口頭匯報中說這個問題。他們考慮到我的難處，也這麽辦了。可是我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通，結果還是讓第一把手知道了。因為科學家們在學術界做學術報告時，還是說出他們認為正確的四川水利方針。通風報信的人總是有的，甚至我懷疑有以這為職業的人，很快就反映上去。而且立刻就反饋回來：這又是馬識途在搗鬼，是我在頂著幹。當然是分析和估計，因為在哪裏也找不著我反對水利方針的話。
怎麽辦？有前例可緣，進行“學術爭鳴”嘛。於是在黨報上又大爭大鳴起來。不過一仍舊貫，一麵倒。一切爭論文章都是說“以機電提灌為主”的水利方針，是多麽正確，多麽合於實際。因為提出這樣的水利方針，是領導親自做了大量調查才做出來，自然是多麽正確和英明了。這種文章的諂媚，我現在是記不清楚了，但我當時讀了感到的肉麻，卻還有殘餘的記憶。這回爭鳴中沒有再點我的名，不勝感激。但是那字裏行間有所指，還是看得出來。而且可以觸發人的聯想，指的是誰。我沒有再理會，也無從理會，聽之而已。
但是我怎麽想息事寧人，想苟且免災，也沒有逃脫。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有一天，我們的部長忽然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到他的辦公室去。聽那口氣，我就心裏發虛，不知道是“哪一河水又發”了。
我到了他的辦公室，才坐下，他就指著攤在辦公桌上的一張報紙上的一篇長文，問我：“你看到這篇報道了嗎？”
我一看，是一張最近的《人民日報》，題目是《南方水利方針座談紀要》（大概是這樣的，記不很準確了，查當時的《人民日報》一定可以查到）。這篇大文登了半版，已經被部長在那上麵用紅筆劃了許多紅道道，有的大概認為很精彩，加畫了圈圈，我一看，是說到四川的有關部分。我的確還沒有看到，便率直地說：“我沒有看到。”
“你看看。”他用命令的口吻。
我奉命讀了。原來是一些農業和水利專家座談南方農業和水利方針的一個《紀要》，我認為記得很好。其中談到四川水利方針時，明確地提出“以蓄為主，提蓄結合”。大概這就是部長認為的文章的要害了。然而更關鍵的是文章的作者。作者不隻一人，其中有一個是署的“張先婉”，名後注的是“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他指著名字問：“這個人是你們分院的吧，你認得嗎？”
張先婉，我當然認得，是我們下麵生物研究所的一個女研究員，工作很不錯，經常在農村跑，吃得苦。我下去看，她打起光腳板，在田間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就回答：“認得，生物所的骨幹研究人員，很不錯。女的，是一個共產黨員。”
他問：“她在這篇《紀要》中寫到四川的水利方針，是經過你同意的吧？”
他一下就把矛頭指到我的胸前了。他想一定是我在玩陰謀，指使專家故意這麽寫，來和第一把手頂著幹的。其實是以他之心度我之腹，我完全不知道這回事情。我說：“我完全不知道。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開的這個學術座談會，我也不知道。”我隻能如實回答。
他不大相信的樣子，但是沒有確實證據，不好硬說是我指使幹的。但是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在背後已經研究過，一定以為是我在搗鬼，要理抹我。他一時沒有辦法，便說：“她是你們下麵的人，還是一個共產黨員，敢於公開反對省委的水利方針，你不應該負責嗎？”
我真不想負這個責，我說：“過去中國科學院沒有這樣的規定，研究專家參加學術會議，發什麽言，要經過領導審查。這個會議，這篇文章，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我真想補充說“要說負責，你是正院長，不是你首先要負責嗎？”但是我不敢這麽說，咽了回去。
他沒轍了。過一會兒，他終於說了：“專家，她首先是共產黨員，敢於公開反對省委（他絕不敢說是反對第一把手，其實明明是這個意思，不然他為什麽這麽著急地來清查這件事？）的方針政策，這是政治錯誤，應該進行批判。你回去就組織這個批判。”
領導的指示，我不能表示反對，但是我要明確責任。我說：“好，我回去就說是奉你院長的命令，對她進行批判。”
他想不負責任，說：“怎麽這麽說？就是你們分院黨委決定的嘛。”
我說：“那我回去還要開一次黨委會才行，能不能通得過，我不能保證。”我的確沒有把握說在院黨委會上能通得過，因為黨委的人都是多少具有科學知識的人。
“你是黨委書記，為什麽不能保證？”他好像以為在我們那裏也當然應該是“書記說了算”。
我說：“我盡力而為。”
臨走時，我回過頭去，對他冷冷地說了一句：“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我們追究一個在中央黨報上發表文章的作者，如果反映上去，那是什麽問題，請你考慮。”我轉身就走了。
我回去還沒有召開黨委會研究，第二天下午，他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來，沒有找到我，晚上打電話到我的家裏，找到了我。他問我：“昨天說的批判會，還沒有開吧？”
我說：“黨委會還沒有研究呢。”
他說：“不要開了，這是學術問題。學術問題嘛，還是百家爭鳴吧。”
“哦。”我哦了一聲，他把電話掛斷了。
到了第三天早上，他又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裏來，對我說：“昨天說的那個批判會，不要開了，你聽清楚了嗎？”
我說：“聽清楚了。”
我在琢磨，他為什麽這麽著急打兩次電話來，叫我不要開批判會呢？他一定是把我昨天對他最後說的那一句有分量的話，匯報上去了，上麵的領導不會不想到，一個地方竟然批起《人民日報》的作者來，那不是在鬧獨立王國嗎？風聞北京早有四川鬧獨立王國之說，這不是提供新的證據嗎？所以打電話叫我不要批判了。大概還不放心，所以第二天又打一次電話來。
這真是有趣的事。
種棉花和水利方針的爭論這兩件事情，在領導的記憶裏，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采取把我下放的動作後，大概還覺得不夠過癮，於是**一開始，把我拿回來祭旗，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