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峨眉山中過著快活的日子，真是怡然自得，與世無爭，大有王維的“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複問，白雲無盡時”的意境。外部世界的牛頂死馬，馬踢死牛的血腥爭鬥，何必管他。在此終老一生，也值得了。
但是好景不長。從成都傳來了消息，說那裏的造反派造反聲勢愈來愈大，西南局和省委都已經被造反派奪了權，正在四處捉拿當權的和不當權的走資派。有的走資派躲起來了，有的已經被捉住，受不盡的淩辱和折磨，有的受不了，已經自殺了。有的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這種種不祥的消息，傳進山裏來，我膽戰心驚。同時發現那些造反派已經造反造進山裏來。我們發現，有的廟裏的菩薩也受到池魚之殃。造反派把造反的大標語貼進寺廟裏來，給菩薩胸前掛上黑牌子，頭上戴上高帽子，雖然泥塑木雕，無法拉出去上批判會，但是他們也可能把批判的戰場擺到廟裏來。並且聽說他們開始注意到，有的走資派可能藏到山裏來，要進行清查。看起來我的好日子要到頭了。監管組長和成都老宋聯係後，決定馬上搬家。
我們起初搬到灌縣的灌口，沒有住兩天，就有許多紅衛兵，從那裏進進出出，很不保險。經過老宋的安排，立刻搬走。他親自來接我們連夜動身，把我送到蘆山的山裏一個叫苗溪的勞改農場。這下可好了，我沒有被判刑，卻已經具有勞改犯的資格，住進勞改農場了。既然這裏都是勞改犯，有武裝守著，自然沒有造反派到這裏來造反。“這是最安全的地方，隻有這麽辦了。”老宋對我說，“你的名聲大，要把你抓去，現在這麽亂，說不定被糊裏糊塗地整死了，收屍都找不到地方呢。”這麽一說，我隻得同意了。
當然我到底是一個特殊的“犯人”，不和那些勞改犯人住在一起，也不參加他們的勞動。我住在一個招待所裏，並且一人擁有一間房。吃飯也是在幹部食堂裏，不和勞改犯混在一起。我雖然天天看到那些勞改犯在我麵前活動，點名，唱歌，吃飯，出發上山勞動，看電影還得和他們混坐一起，而且一想起我有這麽個身份，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我已經走投無路，不能不接受這個安排。後來聽說，這還是較好的安排，不像在成都的那些大幹部，像漏網之魚。到處奔竄，不得安身，幾乎天天搬家，一夕數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當一段勞改犯，是值得的。在那最亂的時候，我要被抓到，我這個臭名在外的人，加上我的倔脾氣，很難說活得出來。西南局就死了十六個局級以上的幹部，包括四個書記和幾個部委的頭頭。
有一天中午，我到食堂吃飯。隔我不遠的桌子上，坐著一男一女。女的嬌小文靜，十分秀氣，男的則是一個五短身材，圓圓的臉，特別惹人注意的是有一個大而發光的頭，像個學者。明顯看出，他們是一對夫妻。他們顯然不是勞改犯，到底是什麽人？為什麽關到這裏來？最使我驚異的是，我似乎在哪裏見過這個人，卻怎麽也想不起來。他們吃完飯就走了，走向下麵一棟小樓去。大概也是一對特殊犯人。後來吃飯有時見到他們，有時不見。我出去散步，有時也遠遠地望見那個男的。他那落寞的模樣，其心情大概不會比我更好。
有一天我在食堂裏又碰見他們，不知怎的，我忽然差點從嘴裏叫出聲來：“胡風。”但是我沒有叫出聲，我再看他幾眼，心裏肯定地說：“果然他就是胡風。”不過這並沒有引起我的奇怪，胡風被秘密地送到四川關押起來，住在陝西街附近什麽獨院裏，我在西南局時是知道的。但是為什麽把他押到這個深山裏的勞改農場關起來，莫非他被關在四川的事，造反派已經發覺了嗎？
胡風在中國文壇上是一個出名人物，30年代我在上海時，就常常看到他的文章，兩個“口號”那場官司，他是一邊的主角。除開從刊物上看過他的照片或在會上遠遠見過他的容貌，我並不認識他。所以在這裏看到了，便隻有似曾相識的印象。50年代胡風因文藝問題上書中央，結果在全國掀起一個遠不止於文藝界的抓“胡風分子”的運動，聲勢浩大。接著引發為在全國掀起的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這兩個運動如何評價，不在我的思考範圍內。但是反胡風運動曾經牽連到地下黨，卻叫我傷透過腦筋。胡風和他的一批文友（官方文書當時叫“反革命集團”，現在平反了，隻能叫文友。）在白區的四川長期活動過。因為他們進行的是進步文藝活動，和我們地下黨有聯係的進步文學青年，我們黨的外圍組織的一些成員，以致少數黨員，和他們便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反胡風運動一來，可不得了。
在不熟悉白區工作複雜情況的領導同誌看來，特別是我們的第一把手看來，地下黨裏似乎隱藏了不知多少胡風反革命分子。第一把手把我找去，宣布要在地下黨裏清查胡風分子。結果一清，許多地下黨員成為胡風反革命嫌疑分子，弄不好不知道要出多少冤案。我們地下黨的頭頭們在一起開了幾次會，向省委做了報告。說明解放前我們地下黨裏有的黨員和外圍成員，的確和胡風下麵的人有很多往來，也一塊進行過進步活動，特別是進步文藝活動。那是我們知道的。當時南方局並沒有通知我們，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認定，說胡風當時進行的是反革命活動。隻說胡風和他們的一些人都是進步人士，雖然有些人思想上有毛病，但是和我們構成統一戰線，共同反對蔣介石。我們就是根據上級指示來處理和胡風他們的關係的。現在忽然說胡風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於是在雷厲風行的捉胡風分子運動一展開，許多地下黨員便被鬥過來查過去，當反革命來捉，那苦頭自不必說了。結果弄來弄去，還是定了一批胡風分子和與胡風集團有關係受胡風思想影響的犯有錯誤的地下黨員。有的人被開除出黨，有的受了處分，有的成為神經病。而我們竟然不能相救，內心的愧疚，長久難以平複。
後來肅反運動一來，那陣勢更大，鬥得更凶，那些地下黨員又被拿出來，像烤燒餅一樣反複地烤一回。這些地下黨員因為心裏有氣，在1957年我們黨整風，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時，難免就發點牢騷。接著捉右派分子的運動，以前所未見的規模展開了。於是許多地下黨員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弄得家破人亡，禍延子孫。我作為地下黨的領導人之一，實在痛心。但是有什麽辦法？我要在第一把手麵前表示一點獨立的見解，也馬上受到特別的關心，對我進行不能說是很正常的動作。
這些話似乎扯得遠了，但卻是我見到了胡風後，想起地下黨因他而受累，就不能不聯想起地下黨所受的冤屈了。當然胡風也是受了天大的冤屈的。我意想不到竟在這深山裏遇到了他，同病相憐，夜深難眠，我即興又作起詩來。而且不隻一首。隻是沒有記下來，早已忘記，現在能回想起來的有兩首七律詩和一首五古詩。一首七律是：
苗溪勞改農場偶遇胡風
倉皇逃竄到苗溪，
犬逐鷹追命似雞。
大樹飄零憐涸鮒，
秋風怒號哭文師。
禍由自取成欽犯，
罪任人雲笑妄癡。
哪管文章千古事，
是非得失寸心知？
另外一首七律詩是：
深山野嶺遇胡風
深山峻嶺遇胡風，
野老投荒哭道窮。
筆伐千張批未臭，
口誅百舌罵還工。
黃鍾毀棄無憐惜，
瓦釜雷鳴瞎起哄。
漫道依山夕照盡，
危岩且喜挺青鬆。
還有一首五言古風是：
苗溪勞改農場偶遇胡風十韻
嫋嫋秋風起，木落野山稀。
我似喪家犬，奔竄何慘淒。
偶然遇欽犯，初看猶狐疑。
先生蓉城客，胡為流於斯？
相顧兩茫然，無以表心儀。
白眼休向我，我未著錦衣。
若非同病人，安得到苗溪？
此間雖不樂，一枝尚可棲。
長天不明夜，風雨如晦時。
願君多珍重，白雲無盡期。
這幾首詩，是我寫來送給他的，當然無緣得達。我那時在苗溪勞改農場，真有“輒涸之鮒”的感覺，我自覺像一條掉進車道溝裏掙紮的小魚，那裏水少，快要渴死了。真想有一條落入同樣命運的小魚，能相濡以沫，該是多好呢。我忽然發現胡風也在那裏，他不也是一條輒涸之鮒嗎？然而我們同病卻不能相憐，隻能冷眼相看，不能相濡以沫。相反的當我們在食堂相遇時，我雖然看出他來，他卻認不出我。他見我在注意他，他可能懷疑我是一個什麽專案組的人來外調他的什麽問題吧。因此他以白眼看我。他哪裏知道我雖然不是像他那樣的欽點要犯，可也是一個正在水深火熱中的重犯，“若非同病人，安得到苗溪？”“白眼休向我，我未著錦衣。”我自己也是一個準勞改犯人，哪有資格充當像明朝東廠錦衣衛裏穿錦衣的特殊人物呢？然而我卻再也沒有得到機會，向他表示我的心儀之情，把他的“白眼”轉化成“青眼”了，深引為憾。
1991年夏，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成都舉行，我見到了胡風的夫人梅誌，談了起來，說起他們當時在苗溪農場的事，曆曆在目。她送給我一本書《伴囚記》，其中正說到他們在苗溪的生活，我算是確證了那次我在苗溪所見到的人是胡風。此生無緣，除開那一次邂逅相逢外，我再沒有和胡風有一麵之交，我當時寫的詩自然也無法博他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