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進錦江賓館二樓客房後，終於發現，關在這樓上的不隻我一個，從我的房門一晃走過去的人中，我發現了很多熟人，大概都是標準的走資派。不準我們打招呼，不準我們出門，也不向我們宣布什麽，把我們到底當一種什麽身份的人呢？對我們如何發落呢？
關了幾天，我發覺了，住在這裏的走資派大概都是案情重大的人，正在輪流地被揪出去批判鬥爭。我說的是揪出去，不是請出去，不是叫出去，不是帶出去，甚至也不是提出去，真正地是幾條漢子進門去，不由分說，揪住手膀子，就往外拖，稍微表示異議，還要輔之以拳腳和惡言。我是從揪我對麵房間裏的房客時親眼得見的。
有一天早上，在走道裏聽到雜遝的腳步聲，走到我的房門外停下了，我想這回大概輪到我了。不是，是來揪我對麵房間的人的。隻見得幾條漢子，其中好像還有係著什麽紅袖套的人，走進房間把那人雙臂揪住，就向房門外拖。那個人大概說了什麽表示抗議的話，便聽到一個大漢在罵：“你這個小爬蟲！”把他拖起出了房門，往走道那頭走去了。我從報紙上看到，現在正在抓小爬蟲，我不知道小爬蟲是什麽東西，現在我知道了，我的對麵房裏就有一條，他們是來抓小爬蟲的。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麽能和爬蟲聯係在一起。過了兩個鍾頭，那條“小爬蟲”被拖回來了，看樣子已經整治得軟粑粑的了，如果不是有兩條漢子把他揪著拖進房間裏去，他大概隻能像爬蟲一樣爬進房間裏去了。原來他是才去上了批判鬥爭會回來。
我想，住在這樓上的人，大概是難免要被拖進拖出的。我也得有這樣的準備。
又有一天，幾條漢子的雜遝腳步聲在走道裏響著過來了，我，其他住在這走道兩邊客房裏的人恐怕和我也一樣，正在揣度著輪到自己被揪了。從我的房門走過去了，沒有進我的房間裏來。大概是進入到我的斜對麵哪一間房間裏去了。不一會，就聽到從那房間裏傳來吵鬧的聲音。其中聲音最高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從這聲音裏馬上聽出來，這是鄭某的聲音，她是我們省委書記的夫人，省婦聯的主席。她在大聲地抗議，拒絕出去。我和這位女同誌比較熟，她是一個秉性耿直，性格剛烈的女人，我知道她是會被那幾條漢子狠狠“修理”和“糾正”一番的了。
不覺有一股無名怒火要從我的胸中爆發出來，這成什麽話？然而我到底還是已經在無數次的批判鬥爭會中得到了鍛煉，也體會到中國那句諺語，“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按住自己內心的火氣，背著門狠狠地在窗台上擂了一拳頭。
又有一天早上，在走道裏又出現雜遝的腳步聲，走到我的房間門口停下了，而且走了進來。我想，在劫難逃，這一回是輪到我了。我心裏坦然，讓他們揪走就是。我願意很好地配合他們的揪鬥，一切滿足他們的要求。說我是十惡不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都行。隻是不承認我是叛徒、間諜之類的誣蔑。他們進門來了，卻沒有動手揪我，隻是很平淡地對我說：“搬家。”
原來他們今天是來叫我搬家。“搬家”這個詞語，在地下黨的字典裏，就是把獄底坐穿，坐到生命的盡頭，該要“出去”了。我的案子遠還沒有結，也沒有對我進行審判和宣判，不會是弄去服刑吧？我問：“搬哪裏去？”他們說：“你別管，跟我們走。”
不願意告訴我，走就走吧，這有什麽了不起？最多是上殺場吧。我收拾一下東西，提起就跟他們走出房門，走過走道，但不是下樓出門，卻是叫我跟他們上樓梯，到了六樓，進另外一間客房，說：“今後你就住在這裏。”
他們走了，我環顧一下，同樣好的客房，為什麽要叫我搬到這裏來呢？我用不著想這些事了，既來之，則安之。一切都沒有變，還是那個夥房師傅送飯。不同的是那個看管我們的自稱是班長的青年戰士，我一住下，他便來向我傳達種種的約束，不準這樣，不準那樣。這些進來時都已聽過了。不過他自己加了一條，不準我趴在窗口往外邊看。得令。後來他還比較頻繁地進房間來光顧我，看我在做什麽。我在做什麽？除了看報紙，還是看報紙。最多是更多地躺在沙發上沉思冥想。
後來我無意中從送飯的師傅的埋怨裏，才得知他們把我搬到六樓來，是怕我逃跑。他說：“聽說你從二樓跳樓逃走過，你被關在二樓，他們看你天天在窗口東看西看，所以把你搬到六樓來。這裏跳下去，那是死路一條喲。”
原來是他們了解到，我曾經從電訊工程學院教學大樓二樓跳樓逃跑過，看我常常在窗口張望，便以為我又在圖謀不軌，於是把我搬到六樓來。那送飯師傅勸我不要想在六樓跳樓，那是死路一條，自然是一番好意。我苦笑一下，沒有說什麽。我為什麽要去尋死呢？
我舊性不改，還常常到窗口看外麵的風光。對麵就是大禮堂，許多批判會大概就在那裏進行，我常看到在開會，聽得到又喊又叫的聲音。還看到時常有成群的小車開進開出，那自然是革命首長們在忙著革命了。那個看管我的班長警告我幾次，我還是舊性不改，倒不是對那令人膽戰心驚的批判會有興趣，而是那窗外明淨的天，悠然的浮雲，自由的飛鳥和蔥蘢的綠樹叢，對我更有吸引力。那是我汲取生活勇氣的所在。
我的眼鏡腳斷了，用一根線拴起來還是斷了，我請那位班長轉報他們上級，通知我家裏把我的另外一副眼鏡送來。那班長看一下，說：“這個容易，我拿到外麵配上一條腿就行了。”我很感激他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拿去的第二天就拿回配好的眼鏡，問要多少錢，他說三塊錢。我知道物價再漲沒有漲得那麽快，一條眼鏡腳，三塊錢是高一點，但是我不說話，馬上取十塊錢給他，請他找回。可是他拿去後，再也不見他找七元錢給我，我也不好催問。從此他再也沒有提起。我不信他吃我的黑錢，大概是忘記了吧。從此以後，他就常常來問我，有什麽需要買的東西沒有，他一定給我辦到。有時又給我訴他們農村的苦況，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再也不敢托他買東西，更不敢幫助他解決家庭的困難，雖然我看這青年還純正。我倒不是為了幾個小錢，而是如果被他的上級發現了，走資派腐蝕解放軍的罪名我擔不起。
我在這個高級賓館裏做了快半年的高級囚徒，除開他們專案組來人和我核對一些材料外，再也沒有人來把我揪出去批鬥，大概是我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批倒批臭，引不起革命群眾的興趣了。在核對材料時，我發現他們手裏拿著的材料，有的就是我在被紅衛兵俘虜時寫的材料，可見他們本來是互通聲氣的，說不定我的無端被俘，就是他們串通起來，一定要在我的身上找出叛徒的證據而搞的花樣。
我的材料就那麽多，翻來覆去地審查，還是沒有叛徒的蹤影。關在這裏快半年了，看他們怎麽收場，抓人容易放人難呢。
收場的時候來了，不是放了我，而是把我投入他們設在昭覺寺的文明監獄裏去。有一天，那個班長早早來給我通氣，說：“你們又要搬家了。”果然那天上午，有革委的幹部來叫我們收拾行李，也不說幹什麽，隻叫我們自己拿起行李到樓下去上車。我收拾一下提起行李下樓，已經看到一位老人正在努力從大卡車後頭爬上車去。我一看，這不就是赫赫有名的誌願軍司令員、因為牽進彭德懷的案子而貶到四川來當副省長的鄧華將軍嗎？我是認識的，我扶了他一下，上了車。他好像自知罪孽深重，習慣地低著頭，不和我打招呼，雖然他是認識我的。
卡車直開進昭覺寺，一個小院門口，叫我們下車。我們又到了一個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