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對把我們視同他們的敵人的人，實行欺詐，是莫奈何的，甚至是必要的。這好像又是在實行“**”中很流行的一種人生哲學，也就是北京那位次高統帥的次高指示：“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我在昭覺之獄中，用欺騙的辦法，搞地下寫作，竟然在幾年之中，寫出了五十多萬字的作品。
在昭覺監獄裏，有一個優異的條件，那就是無休止地提供稿箋和墨水。我本有鋼筆在身，這就湊齊了。筆杆子，這就是一生伴我的武器，但也是給我一生帶來災難的禍星。然而即便使給我帶來災難，要我放下我選定的武器，是不可能的，即使在這樣不自由的監獄裏。
在這個監獄裏，可能和其他的監獄有所不同。在造反派和那個革委會的人看來，關進這裏來的，都是罪孽深重，有許多罪行是必須交代清楚的。還有，我們這些都有幾十年革命鬥爭經曆的人，自然和各方麵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在審查別的人時，必然要來找我們這些或為戰友，或為同事，或為上下級，甚至或為敵人的有關係的人，調查材料。一回不行，來兩回。兩回不行，來三回，沒完沒了地來叫寫材料。因此省革委就給我們提供了充足的稿箋和墨水。且給我們充足的時間，讓我們寫自己的交代材料，和寫外調的證明材料。每一個人都是一摞摞的材料交了出去。
我因為解放前做過黨的地下工作，而且在全國許多地方做過，在革委會和那些造反派看來，凡是做過地下工作的都是可疑的。何況據說四川地下黨特別複雜呢。在延安整風時，康生就一口咬定說四川地下黨是“紅旗黨”，叛徒特務如麻，對到延安去的四川地下黨實行過“搶救”運動，冤枉了好多人，也有自殺身死的，包括四川地下黨的領導人周鳳平。“**”開始不久，“親愛的江青同誌”也說過，川東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叛徒多如牛毛。而我偏又是四川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外間早已傳言，四川有一個以我為首的叛徒集團。因此，我雖然寫過不知多少次的交代，還認為不老實，沒有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進這裏以後，給我規定的首要的任務，就是不斷地寫交代材料。因為各地的地下黨都在挨整，而這些人差不多和我都有些關係，自然就要來找我寫證明材料。於是這裏對我供應稿箋特別優待，一大摞一大摞地拿來。而且給我充分的時間，讓我趴在那裏寫，寫，沒完沒了地寫。那幾年幾乎主要的活路就是寫材料，我也說不清寫了多少份材料了。
寫材料當然是枯燥無味的事，要進行回憶，把幾十年前的事情寫清楚，又是很傷腦筋的事。但是有一點，卻叫我因而得益。解放以後，我的工作一直很忙，做地下黨時代的往事，早已深埋進我的記憶的底層，有的已經淡忘了。這一回可好，逼得我不得不把腦子裏的記憶裝置翻一個個兒，幾十年前的往事，都一件件地翻騰出來，於是那個時候的許多人和事，都曆曆在目了。特別是那時和我一起戰鬥的許多同誌，都顯現在我的眼前，和我說笑，栩栩如生。更特別的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同誌、朋友、親人，常常在我的夢中來拜訪我，和我有說有笑。有的就直接責備我，說我在解放後，雖然寫過一些作品，讓一些地下黨的同誌，重新在大家的心中活了起來，可是這遠遠不夠，還有許多同誌沒有讓他們活起來，他們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鬥爭事跡沒有寫出來。他們在我的夢中呼籲，他們也有生存的權利。
是的，我有責任，我有義務，讓他們在我的作品中活起來。從那以後，過去的鬥爭生活，便不斷地在我的眼前顯現出來。我分明聽到許多老戰友在責備我：“他們如此攻擊誣蔑我們地下黨，你為什麽不用文學的形式，把我們在南方局的領導下進行的英勇鬥爭，顯示出來？”的確，我是應該寫的，即使在這個監獄裏。我正在想如何來寫，正在結構一個故事時，晚上在我的夢中，便有許多的老戰友和烈士，跳到我的眼前來，自告奮勇地推薦自己，說他可以在我的小說中充當什麽角色。
我記得有一回，我被拉出去上什麽單位的批判會（那時隨時有這樣被拉出去挨批判鬥爭的機會），我被兩個大漢像提小雞似地提到台上去。在台口被按下頭，然後揚起雙手，做成標準的“噴氣式”後，就輪到聽那些人一個一個上台來念他們的批判稿了。但是我一點也沒有聽進去，倒忽然在我的麵前出現我昨晚上想過的一件往事中的人物，他們在我的麵前和我有說有笑，和我研究起他們如何扮演他們的角兒了。我不覺笑了起來。忽然，一個拳頭，重重地落到我的頭上來，馬上聽到有人在叫：“哼，在批判你，你還敢笑呢！”於是我終於被打翻在地了。我那夢中的戰友們一個也不見了。這才冤枉呢，我何嚐是在笑他們批判專家們的批判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熱情激發起來了，我怎麽能不寫？但是真要寫，卻又顧慮重重，我在這裏到底還是一個待罪之人，我為魚肉，人為刀俎的局麵沒有改變，我的作品早已被批判得臭不可聞，如果他們發現我竟然還在寫作品，那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呢？豈不要說我堅持反動，和革命派對著幹嗎？說不定又要掀起一場大風波，把我重新拿出去批判，定為現行反革命，送到“四大監”裏關起來了。
我猶豫了很久，但是那些老戰友，特別是那些烈士，來到我的夢中，催促我，責備我：“幹革命死都不怕，還怕那些跳梁小醜嗎？”對，我的革命勇氣哪裏去了？寫，最多把我已經戴在頭上的反革命帽子再加一頂。當然，我也不能開頂風船，我要和他們玩欺詐，用寫材料的名義來掩護我的寫作。那些天天和我打交道的看守戰士，看來都沒有什麽文化，有的大概近於文盲。我可以放心地用寫材料的紙張來寫作品。就是那比較有文化、來收取材料的幹部來了，我就拿寫著的材料讓他看，他們萬萬想不到我在寫文章。
就這麽辦，在兩年之內，我竟然寫了五十幾萬字的作品和文章。其中我在寫材料時，回憶起過去和大家做地下革命工作時的許多情況，我索性趁時間把我們地下黨的工作進行總結，寫了一本《白區地下黨工作初步總結》，約十六萬字。後來我帶出來，作了修改，交給省黨史辦，他們認為這樣的書還沒有見過，很有價值，於是改名為《在地下》出版了。另外我寫了一些小說初稿，大概有三四十萬字，我後來帶了出來。“文革”過後，文藝的春天到來了，文學雜誌和出版社向我約稿，我就抽出一些改寫成小說，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後來我又在這些素材的基礎上，寫出了幾本長篇小說。從這一點說來，我倒要感謝昭覺之獄，關在那裏，沒有外部的幹擾，又因為逼著寫材料，把我早已沉積在我的記憶底層的過去年代的人和事，重新翻騰出來，讓我想起許多創作素材來。沒有這些素材，我不可能寫出幾部作品。況且在我平反後，又擔負起繁重的工作，要是從頭寫起，那恐怕不可能連續出版兩百萬字的長篇的。這便算是十年“**”，我受盡屈辱後獲得的意外收獲吧。
另外，我趁天天讀《毛主席詩詞》的機會，從思想性和藝術性上做了研究，根據寫的閱讀筆記，我在那裏麵寫了一本《毛澤東詩詞賞析》的書，稿本還壓在我的書櫃裏，因為是按“兩條路線鬥爭為綱”來寫的，已經沒有修改的興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