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關在昭覺寺監獄裏，不知寫了多少這裏那裏來索要的證明材料。我作為地下黨的負責人，要對現在正陷於困境的同誌們的政治生命負責。許多的情況，我要不出來證明，他們就要無法找到更有權威性的證明，不得翻身了。我寫的材料是認真的，負責的。雖然有的單位因為我寫的材料，不能滿足他們想把一個黨員打成叛徒的願望，一再來糾纏我，我仍然隻能實事求是地寫。因此，常常和那些來找我調查的革命家們發生矛盾，以致發生衝突。
有的外調組到這裏來找我寫材料或者核對材料，比較客氣，我也以禮相待，並且盡我所知，不厭其煩地不特把所調查的同誌的情況說清楚，還把和他有關的某一件事所產生的曆史背景介紹清楚，便於他們進行分析判斷。談完以後，他們都要給我看一看記錄，以免記錯。隻要我在記錄上簽一個名，以示負責，而不像有的調查組那樣一定要我在記錄上按手印。
有的調查組來找我作調查，卻不是這樣，他們以為關在這裏麵的自然是犯人，是反革命，他們懷著階級仇恨的樣子，居高臨下，目空一切，說起話來，咋咋呼呼。對於那時的情況一無所知，卻不懂裝懂，主觀臆斷，硬要我提供合於他們主觀願望的材料。最可笑是一坐下來，便拿出那本紅寶書來，打開來念幾段“語錄”，嘰嘰咕咕，煞有介事。有的是為了自己壯膽，如像“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之類。有的則是為了震懾我的，比如“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之類。他們以為這樣就能把我懾服，就能照他們需要的內容提供材料。他們不知道我這個人就是不大信邪，不買他們的賬。甚至我隻就他們那種不著要點的提問作答，不多說一句話，我明明可以給他們提供查找證明的線索，我也不想說了，讓他們自己去摸索，去走冤枉的黑路吧。至於他們想在證明材料的末尾，要我在他們帶來的印泥盒裏用手指沾點印泥，按上手指印，我就是不幹。我說我已經負責地簽了名，為什麽要我按犯人按的手指印？這是證明材料，不是犯人的口供。說著說著就吵了起來。他們還想用高壓辦法，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我還是不理會，我看你們敢像在外邊那樣對我動腳動手起來？最後還是這裏的監管領導人出來，勸他們不要這麽幹。他們隻好悻悻而去。
但是有一回來了幾個從北京來做外調的人，卻和我發生尖銳的衝突。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我那回旋無地的鬥室裏作轉身活動，忽然那個值班看守在窗口叫：“馬識途，出來。”接著聽到開鎖的聲音，門打開了，一片光明突然湧入我的鬥室，幾乎叫我睜不開眼，看不清楚。雖然同樣是叫“出來”兩個字，我卻是常常要從他們叫那兩個字的聲音高低、大小和堅硬程度，來猜想這次出去將要麵臨什麽命運。如果猜想是叫出去上外邊的什麽鬥爭會，那就要事先作一些應變的物質準備。比如把那件棉坎肩穿在裏麵，棉花的彈性可以減輕我的肩背在遭受“觸及皮膚”時的痛楚。又比如把家裏趁送衣服時偷偷夾帶送來的護膝套在膝蓋上，以免在強迫跪下認罪時，那堅硬的水泥地以致有時碰到特別優待的碎瓦片不會給我的膝頭帶來創傷。
今天這位對我老看不順眼的看守，發出頗有力度的叫聲，這次出去是幹什麽？
我想作點應變措施，他卻不容我遲疑，馬上要我跟著他出去。我隻得跟他走了。我們走在那院子裏的大樹下，我猛然發現，那大牆邊一片青翠的竹林，掩映著深秋大樹上的飄飄紅葉，真夠美的，這樣美好的世界，是值得為它而活下去的。
“走快點。”手裏提著二十響手槍的看守在催促我，我隻得放棄看風景的雅興，跟他走到一間陌生的大房間門口。我一眼看到門上貼著一張紙，上麵寫著“提審室”三個字。這是什麽地方？我皺眉頭了。
往常叫我出來，都說是外麵來人向我作“外調”來了，怎麽今天卻把我叫到這間我過去從未來過的什麽“提審室”裏來呢？“提審”，我準確無誤的理解是對犯人進行審問的。怎麽，今天他們要把我當成犯人來進行審問嗎？我什麽時候變成犯人了呢？我沒有經過任何法庭的判決，怎麽就把我當作犯人了？我對這間屋子貼的“提審室”三個字，反感透了。
“喊報告。”看守催促我。這間屋子的門明明是開著的，他卻要我喊報告。在這裏，喊報告本來已經成為習慣，可是今天我卻不想喊。
“喊報告。”看守又催我。
我還是不作聲。
門裏走出一個人來。我舉眼望去，看到門裏的擺設一副公堂審犯人的架勢。一張大桌子放在上頭，桌子後邊坐著兩個故意裝得很威嚴的人。自然是穿的當時流行的沒有領章的綠軍裝，隻是沒有佩帶上紅衛兵的袖套，也沒有拿著紅衛兵的隨身武器——帶銅頭的皮帶。在桌子一側，坐著一個準備作記錄的人，那當然是公堂上的“書記官”了。向我走來的這個人是什麽角色，我不知道。他走到我的麵前，劈頭就是一句：“為什麽不喊報告？”
“門已經開了，我還喊報告做什麽？”我也有氣呢。我是有意地對他這麽說的。
“你！”他想發作。但是坐在上首的小首長開口了：“叫他進來坐下吧。”
他們讓我進去，叫我坐在下邊一個小凳上，的確是問案子的架勢。
上首那個小首長模樣的人發話問我，一派官腔：“你叫什麽名字？年齡，籍貫，原來是幹什麽的？”
我聽了很不高興。你不知道我姓甚名誰，叫我來幹什麽。我一句頂回去：“不知道我是誰，叫我來幹啥？”
“這是提審犯人的規矩，你不懂嗎？”第二個提審員說。
他們的確是名正言順的樣子把我當作犯人來審問了。我窩著一肚子火，卻不發作，我想先問個明白。我說：“過去我出來一直是來回答外調人員的提問的。你們今天來找我，不是來做外調的嗎？”
上首的人說：“我們是作外調的。我們來提審你，要你老實交代問題。”
我弄明白了，我就有說的了，我說“我不是犯人：你們為什麽提審我？”
“你住在這裏麵，怎麽不是犯人？”第二個人說。
我說：“我不是犯人，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法庭接受過審判，也沒有任何判決書告訴我是犯人。到這裏麵來，也從來沒有人說我是犯人。我現在仍然是黨員，沒有哪裏宣布開除我的黨籍，一個共產黨員怎麽能是犯人呢？”
那個第二號笑起來，大概以為我這個人這麽迂，抓到這裏關起來了，完全喪失了自由，還不承認是犯人。很有趣的。
其實我何嚐迂？我們的確是被抓起來關在這個沒有掛牌子的監獄裏了。一切都當犯人看待，初進來時那個管理員也向我說過：“這是監獄”。但是這裏的領導對我們講話，從來沒有一次講過這裏是監獄。他隻是說奉省革委之命，對我們實行監護，為的是接受專案組的政治審查，等到做出了結論，就可以放我們出去。這就和機關裏常用的“隔離審查”，是一個意思了。這就是說，省革委明明把我們投入這個文明監獄裏來，卻絕不說是坐牢，而是監護。隻要他們一天不敢公開說我們是在坐牢，而是要保護我們，接受審查。我就可以抓住他們這塊“監護”的遮羞布，不承認我是犯人，因而可以拒絕外麵來做外調的人把我當犯人來提審。
我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犯人，我不承認你們有資格可以提審我，因此我拒絕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如果你們是來外調的，那麽就按外調的規矩辦事，我可以回答你們的問題。”
那個充作書記官的人，在一旁頗為生氣，站了起來，走到我的身邊，大有施出他的拳腳來的樣子。笑話，我還吃你這一套嗎？我看你敢對我動手！我處之泰然，不說一句話。
那第二號也怒不可遏的樣子，“啪”的一聲，把桌麵子作為他發泄的對象，打了桌子一巴掌。說：“你被關進這裏，還這麽猖狂。我看還沒有把你鬥爭夠。把你拉出去，開十萬人的批鬥大會，一個人給你吐一口唾沫，就把你淹得死了。”
他以為用把我拉出去批鬥，就可以懾服我。我還是不吃那一套，大聲地說：“你們出來搞外調的人有本事，就去請省革委批準開我的批判會吧。十萬人的大會，我見過了。”我是量定他們幾個搞外調的人，沒有什麽資格向省革委申請把我拉出去批鬥的。那個第一號似乎明白說這樣的大話，是鎮不住我這個老資格的走資派的，他自己下台階了，說：“你這樣地頑抗，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我回了他一句：“我沒有想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好處。”
局麵便這麽僵住了。
這時，我們這裏麵的總管團長來了，他大概已經聽到我們在吵架。他過去就知道我和外調的人頂過幾回杠子，我的脾氣不好，他來調解來了。外調的第一號趨前去和團長說了幾句什麽，團長也對他說了幾句什麽，然後團長走過來對我說“你怎麽老是這麽不冷靜？不要吵嘛，他們是來向你作外調的，他們提出什麽問題，你如實回答就是了。”
我說：“他們硬說我是犯人，是來提審我的，我什麽時候變成犯人了？”
團長當然很明白，這裏是不能公開說我們是犯人的，隻是監護審查。他對來人說：“你們是來外調的，就按外調辦事吧。”
這幾個外調者大概以為他們是大有來頭的，他們來調查的人又是有重大嫌疑的人，以為擺出這種提審的方式，就可以威逼我說出他們需要的材料吧，結果適得其反。第一號不得不改變口氣，緩和地說：“好吧，我們就是來外調的，請你回答我們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吧。”
“你們早這樣說，還有什麽問題呢？”我說。
於是第一號叫我坐近他們的桌子，開始向我提問題，我也開始回答問題。
但是我偶然發現，那個記錄者，還是在《提審紀錄》的標題下作記錄。我說：“不行，你要還是當作提審紀錄來記，我拒絕回答問題。”
第一號告訴記錄者：“換一張紙記錄吧。”
那個人，“書記官”沒有做成，隻得乖乖地換一張紙，寫上《調查紀錄》幾個字，我才開始回答問題。
一場外調風波才算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