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來找我調查什麽案子呢？他們發問後，我才知道他們的確是大有來頭的。他們來調查的是一件“禦批”要案。一件據說是長期埋伏在我們黨內的國民黨大特務的案件。這件案子他們說是經過“中央文革”領導江青批準立案審查的案子。
而這個案子，隻有我才說得清楚。
聽說“文革”開始不久，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最緊的“中央文革”。突然發現，黨的隊伍嚴重不純。且不說上上下下的各級領導機關，揭發出成千上萬的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還發現混進到黨內來不知多少叛徒、特務、內奸。首先發現的就是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一個叛徒，混入黨和國家高級領導機關，接著更駭人聽聞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是叛徒、內奸、工賊。接著各地都揭發出許多駭人聽聞的叛徒特務，也都混入黨內，擔任各種領導職務。要就那些造反派辦的“革命”報紙上揭出來的叛徒、特務數量以及他們所竊取的領導崗位來說，的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政權遠不止有三分之一不在革命派的手裏了。不能不佩服遠處於台灣小島的國民黨特務機關，竟然有這麽大的本事，把這麽大量的特務和叛徒埋伏進我們黨內和政府裏來，進行了十幾年的罪惡活動而竟然沒有被發現，直到英明的“中央文革”上台領導革命，才紛紛被揭發出來。這不能不說是天下奇觀。然而“**”時代，本來是出奇聞、奇事、奇觀的偉大時代呀。
我們四川地下黨，本來抗戰時期在延安整風時，就有被康生進行“搶救”的“光榮”曆史，“文革”一開始，甚至“文革”以前，便有四川地下黨裏叛徒很多的傳聞，以致我們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不能不為了保持黨的純潔，而決定對地下黨員重新進行審查。可是才開始動手，便來了“**”，打亂了原來的部署。不過新上台的“新生紅色政權”，比我們的第一把手還要革命一些，於是把在地下黨中清查叛徒的神聖責任接過去，擔當起來，有些地方的“新生革命政權”竟然發出紅頭文件，把地下黨和國民黨、三青團、特務並列起來，下令清查。各地都把地下黨員集中起來，說是辦學習班，實際是抓起來關上，進行清查，並用造反派的“革命行動”，加以幫助。於是文的武的鬥爭方法都用上，這下可就苦了無辜的地下黨員了。我自然是被懷疑為頭號叛徒，先被造反派抓捕於前，後又被省革委投入昭覺監獄於後，三拷五審，沒完沒了。全國各地都在“抓叛”，而我領導過的地下黨員又很多，於是到這個監獄裏來找我“外調”的人，一批接一批地來。
這次從北京來找我外調的人，就以為他們的來頭大，擺出“欽差大臣”的架勢，想從我的口裏榨出他們需要的材料，查實一個他們認為十拿九穩的潛伏大特務，回去向他們的江青同誌匯報，領取頭獎。但是客觀實際和他們的主觀願望相隔太遠，矛盾不能不激化，於是演出上麵說的那場鬧劇。
他們所要調查的是原來由我們地下黨川康特委領導過、長期埋伏在國民黨四川省特務機關身居高位的地下黨員老黎同誌。老黎是抗戰初就由南方局安排，利用他的有利條件，混入到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裏去的。他長期埋伏，經過十年的努力，混到特務機關省特務委員會裏的情報負責人地位，很巧妙地向我黨提供大量機密情報。南方局搬到南京後，把他的組織關係交到川康特委，由我們領導。當時隻有特委書記和我這個副書記知道。在1947年的“六一”全國大逮捕前，他就把我們地下黨和進步分子二百多個上了黑名單的人名，抄了出來，千方百計地傳給我們。由我執行通知疏散。凡是通知到了的，都及時走避，幸免於難。他為黨立了大功，這是鐵的事實。1948年秋，國民黨特務為了更好地控製軍隊，調他去南京，被派到一個整編師（相當於軍）裏去當特務頭子、新聞室主任，控製部隊。當時我們很舍不得他被調離四川，但是他們軍令如山，非去不可，不去，老黎就可能暴露，我們隻得讓他去，但是組織關係還留在我們手裏。因為他的調走，我們在特務機關裏失去耳目，後來造成1949年初川康特委機關遭到破壞，書記和一批黨員被捕犧牲的損失。
他在國民黨防守南京的部隊裏，當我解放大軍即將渡江時，他所在的部隊自南京潰逃。因為沒有得到黨的指示，他雖然眼見就要解放了，卻隻能隨軍逃竄，很可能逃往台灣，繼續作艱苦的地下工作。幸得他們潰逃到杭州附近時，被我解放軍包圍俘獲。他自己慶幸獲得解放，然而解放軍卻以為捉到一個大特務。他在接受審訊時，才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要求報告中央社會部。中央社會部裏自然是可以查到他的本名的，並且知道他的組織關係已交到川康特委，於是轉由中央組織部找到我的名下。當時我已經到了解放了的武漢，住在華中局組織部。我們就要隨二野戰軍西上解放四川了，我正在找他，因為他才知道四川特務的情況。於是中央命令部隊，把他妥善保護，送到北京，然後轉到武漢來找到了我。大家都是在風浪中行走的人，一見麵有說不出的驚喜。
我們來不及訴說各自的遭遇，忙著準備隨解放大軍入川。老黎的任務更緊迫，要他馬上把他所知道的國民黨特務在四川的活動情況，特別是特務在四川可能潛伏的線索寫出來，以便大軍入川後，可以捉拿特務歸案，徹底粉碎敵特潛伏陰謀。他閉門寫了好多天，把他所知道的敵特情況，全寫出來，交給保衛部門。他即隨二野大軍入川到重慶，我則把他寫的有關成都方麵的敵特情況，帶到西安交給準備南下解放成都的一野領導。後來重慶和成都的軍事管製委員會公安部門，根據這些材料，真叫按圖索驥，對敵人殘留在四川的特務，特別是潛伏特務，給以重大的打擊。又根據突擊審訊所獲得的線索，擴大戰果，把國民黨留下的特務，基本上肅清了。老黎又為黨立了一大功。他被任命為西南公安部的辦公室主任，後來調到中央公安部公安學院任領導，又隨調到青海省任書記的公安部長王昭到了青海，在省府工作。像他這樣出生入死地為黨工作，立了大功的人，能有什麽問題呢？
然而聽說“中央文革”的人，從在押特務的檢舉材料中，發現老黎這個線索，便以為捉到一條大魚，報到江青那裏。江青以為，這還得了。王昭長期包庇了一個國民黨的大特務！這可是一個大發現，證明身為公安部長的王昭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走資派。於是立了專案，進行審查。結果老黎受到了特別嚴酷的鬥爭，是可以想到的。老黎怎麽說明當時情況，也得不到相信，文鬥武鬥，更加殘酷，而且還累及王昭，受到嚴厲的批判鬥爭，促進他的死亡。這是後來我見到老黎時，他告訴我的。
老黎碰到的麻煩是，除了我外，他說不出第二個證明人來，中央社會部的全部檔案早已封鎖，不準查檔。而我當時也正被懷疑為叛徒和國際間諜，接受審查，自然是不足可信的人。但是他們要結這個案子，不找到可靠的證明，是不行的。所以他的專案組出於無奈，隻得派人來找我外調。他們來，自然是想從我這裏獲得老黎是大特務的“口供”。然而再三問我，我隻能實事求是地說出當時的真相，實在難以滿足他們的願望。他們自然就惱火了，對我發脾氣，毫無效果。於是使出胡蘿卜加大棒的辦法，一麵威脅我說我這樣頑固不化，隻能自取滅亡，必將對我重判；一麵又鼓勵我“立功贖罪”，爭取自新之路。
他們簡直把我當作犯人看待，我也火了。我說：“我不是犯人，我有什麽必要自新？我有什麽罪可贖的？”
那個第二號也生氣地說：“你不老實交代，就是有罪，就是死路一條。”
我說：“我說的都是真話，你們不相信，要我說假話，那是辦不到的。這個矛盾是你們自己造成的，解鈴還須係鈴人，隻有你們自己才能解決。”
他有幾分諷刺意味地說：“你自己說是說的真話，一個叛徒為一個特務證明，都說是說的真話，我們到底相信哪一個好呢？”
他這一句話可把我氣壞了，我反問他：“你怎麽知道我是叛徒？你從哪裏看到我是叛徒的結論？你得把話說清楚。既然你認為我是叛徒，說的話不可信，你還來找我外調幹什麽？那麽我不再回答你們的提問了。”
於是我沉默不語，他們知道不能再以提審犯人的強迫態度對待我，登時造成了僵局。
還是那個第一號頭腦比較健全些，性情比較和善些，他以緩和的口氣說：“現在隻有你們兩個互相證明，你是不是叛徒，我們沒有資格來判斷，但是黎某是特務，我們卻有充足的證明。”
我說：“老黎名義上是特務，這自然很容易證明，因為他的確奉黨之命，參加了特務組織。但是他是白皮紅心的特務，是為黨工作的‘特務’。”
那個第二號以為抓到把柄了，他說：“你說他是紅心白皮的特務，我們得到的證據，他卻是紅皮白心的共產黨。”
我問：“何以見得？”
他說：“他的特務身份，就是由我們關在監獄裏的大特務揭發出來的。他們說他們就是由黎某介紹參加特務組織的，並且在他的領導下做特務工作的。介紹人參加特務組織的人，怎麽反倒不是貨真價實的特務呢？”他說罷有相當的得意，以為這一下可把我夾住了。
我卻說：“這很容易解釋。老黎的確發展過特務，也領導特務進行一般性的特務工作。可是這都是經過黨組織同意的。他不這樣做，他能自我掩護，沒有暴露達十年之久嗎？有的人他不發展，別的特務也會發展的，與其如此，不如由他發展，受他控製和指揮，少做壞事更有利。”
那個一號似乎認為我說的有道理，但是他還不相信。他說：“我們怎麽來證明他是白皮紅心呢？你能提出第三者證明你說的是真話嗎？”
我說：“這很容易。如果老黎是真牌特務，假牌共產黨，他能把特務機關要進行大逮捕的黑名單，冒險送出來給我們嗎？那可是二百多人的一個大黑名單呀，許多同誌因此而逃脫了敵人的搜捕。這些那次脫險的人，現在都還在，而且可能大半都成了走資派，被圈起來了。我在這裏顯然不能給他們通風報信，你們可以去問一問他們，有沒有這麽一回事：1947年的6月1日前，他們得到我的通知，告訴他們已經上了黑名單了，特務馬上就要來逮捕他們，限令他們立刻轉移。他們奉命及時轉移後，都沒有事，而遲遲不走的人都出了事了。”
他們大概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便讓我開列了約十個同誌的名字和單位，他們去作調查。
這次外調算是收場了。過不多久，他們又來找我。這次可是客氣得多。他們告訴我說，去找了那些黨員，都說有那麽一回事，他們還另外提供了一些證明。於是他們要我寫一份材料，讓他們拿走了。
1978年我到北京見到了老黎，他的問題已經解決，調回北京治好病後，被派到公安大學當黨委副書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