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昭覺寺監獄裏被放出來，卻又莫名其妙地被關進科學分院造反派私設的監獄，糊裏糊塗地被關了兩月多，又從灰樓搬到“反修樓”底層一間房子裏關起來。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我放進“牛鬼蛇神”的隊伍裏去，把我仍然當反革命來批判鬥爭。又住了許多天，還是始終沒有人告訴我，這是為什麽，我的事怎麽樣了。
終於有人來通知我，要我到分院革委專案組去，地點就在“反修樓”底層東頭。這個“反修樓”就是我們原來為高級研究人員修的一棟住宅，大家叫它“高知樓”，即高級知識分子住的樓。房子其實不算怎麽高級，隻是比一般幹部住的房子稍好一點。可是“文革”運動開始，認為這是我們搞修正主義，把修正主義的知識分子趕出去，改名叫“反修樓”。卻是他們天生有“防修基因”的人住進去，自然就不會“修”。他們的革命辦公室就設在這棟樓裏。
我到了那裏，和專案組的人見了麵。我開門見山地問他們：“省革委的人告訴我說，我的問題解決了，所以叫我回機關參加鬥批改，為什麽一回來又把我關起來？我到底還有什麽問題？”
他們卻說：“這個不是我們管的事，我們是專案組的，隻管複查你的政治曆史問題。”
我理直氣壯地說：“我的政治曆史，西南局原來查過，省革委又查了這麽幾年，犄角旮旯都查遍，我既不是叛徒特務，也不是國際間諜，連任何反動黨團組織也沒有參加過，我一參加革命就入了黨，我還有什麽問題？”
他們說：“我們看了你的全部檔案，（怪不得拖了這麽久，他們要看完我的那一大堆檔案材料，是要費時間的）我們發現你參加革命是實，但是入黨問題，前後交代不一樣。一會兒說是方毅介紹的，一會兒說是錢瑛介紹的，一會兒說是他們兩個介紹的；一會兒說是錢瑛介紹入黨，一會兒又說是錢瑛接收入黨。到底你入過黨沒有？誰介紹的？”
我沒有想到，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來做我的新文章，以為搞了我幾年，始終沒有把我抓住，這一回在入黨問題上，到底把我抓住了。其實這一回他們仍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入了黨是沒有問題的。我反問：“莫非你們以為我是假黨員嗎？真是笑話。”當時，“抓叛徒”一陣風已經刮過去了，一股“抓假黨員”的風又刮起來了。因為在抗戰初和地下黨時期，入黨手續是不那麽周到和嚴格的，有的幾十年中反反複複填表，記憶有誤，是自然的事。黨內搞組織工作有經驗的人是理解的。但是對他們這些想從雞蛋裏挑出骨頭來的革命外行，自然是如獲至寶。
他們說：“你是不是假黨員，等你重新交代，我們調查核實了再說。”
這個要求是合理的，於是我回去重新寫材料，並且把當時辦入黨手續的情況和多次填表可能有小出入的實際寫清楚，把材料交給他們。
於是我的事又如石沉大海，久無消息，還是把我關住不放。我去問，說是派人出去調查去了。我不明白，中國雖大，在目前交通條件下，出去調查，哪怕行萬裏路，哪怕調查人員借外調周遊列國，“調查”遍全國風景名勝地（這種借外調出去遊山逛水，聽說在全國已成通例，花了不知多少人民血汗錢，然而他們說這是在幹革命），花了一年多時間，也該調查回來了吧。
但是這種事我不能批評，因為我還是在革命與反革命兩可之間，是沒有發言權的。而造反派似乎不把我打成反革命，至低限度打成假黨員，就不甘心。而且好像大有希望。他們終於不隻一次地找我去，告訴我說，我說的入黨介紹人錢瑛不承認，方毅更說沒那回事，陶鑄已死，無法對證。如此看來，我不是混進黨內來的假黨員，還是什麽？
以我過去的脾氣，說我是假黨員，我一定會火冒三丈。笑話，出生入死幹了幾十年革命，到頭來我倒成了假黨員了！但是幾年的磨煉，我已經習慣了，何苦作踐自己的身體？我心平氣和地說：“我已經說過，我在鄂東七裏坪黨訓班學習快結業時，方毅找我談話，要吸收我入黨。但因我們一批學員，奉命馬上要轉到湯池農村工作訓練班陶鑄那裏去，由我帶隊，來不及辦手續了。他寫了信交我帶去交陶鑄，由陶鑄給我辦手續，他願意作我的介紹人。我們到了湯池，信交給陶鑄，他還沒有給我辦手續時，卻告訴我說，他得到通知，省委調我到武漢去做工人工作，要我馬上去，他說：‘我給你開組織介紹信，你拿到武漢湖北省委找組織部長錢瑛，由她給你辦入黨手續。’我到了武漢，馬上找到了錢瑛，把陶鑄的信交給她。於是由她和我談了兩次話，叫我填入黨申請表，並說她做我的介紹人。於是由她批準，舉行儀式接受我入黨。這是1938年3月中的事。後來我即前後在錢瑛直接領導下，作了十幾年地下黨工作，直到解放。她怎麽會不承認我是黨員呢？這太荒唐了。”
我問他們：“錢瑛的情況到底怎麽樣了，你們親自見到她了嗎？她是不承認呢，還是記不清楚了？”他們卻含糊其辭，不明確告訴我。我想，幾十年前的事，她又是組織部長，由她批準的人很多，記不清具體的情節是可能的，但她不可能不承認我是黨員。我記起來我入黨後，當時她把我交給漢口職工區委負責的王致中和聶菊蓀，並給我第一個任務，要我到漢口汽車司機工會去工作，限期為周恩來副主席找一個好司機，發展成黨員，送華中局。後來我去那裏工作了一個月，果然發現並發展了一個叫祝華的工人入黨，介紹到周恩來同誌那裏給他開小車，後來長期給他作副官。我把這些情況寫下，並告訴他們王致中在上海市委任統戰部長，聶菊蓀在中山大學任黨委書記，祝華在商業部花紗布公司任總經理。請他們再作調查。
就這麽一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又拖了一年多才解決，我也就無妄地坐了三年牢。這就是造反派賜我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