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省委宣傳部去報到。見到了部長，對我熱情歡迎，有人幫助他來挑這副最沉的擔子，當然高興。見到了上上下下的許多同誌，他們大半是原來四川省委宣傳部的老人，我原來所在的西南局宣傳部沒有一個人在這裏，他們對我好像一見如故，都知道我是大難不死，為我慶幸。對我表示熱情歡迎。
他們給我安排了一間辦公室。我走了進去，晃眼一看，和我過去用過的老辦公室一樣，一張大楠木辦公桌，上麵疊放著公文夾。一套皮沙發，還有一個可以轉動的安樂椅，還有文件櫃、報架和茶幾水瓶之類的東西。所不同的是在牆上除毛主席掛像之外，還用剪紙貼了三個大紅“忠”字。那忠字下邊的心剪成三顆紅心，顯然是“三忠於毛主席”的意思。我在這裏看到毛主席像，好像和我在監獄裏牢房牆上看到的毛主席像不一樣，那裏是那樣的威嚴，這裏卻是這樣的慈和，雖然我明知是一個版本印製的。
我初進辦公室，看到這一切，不禁愣了一會，無窮的感慨湧上心頭。我就是從這樣的辦公室被揪了出去，上了批判台，接著被抓了起來，監管勞動，最後投入監獄的。當時後悔不迭，心灰意懶，隻想到案子結了後，不知是送到哪裏去勞改，如果有幸回來，能像我們機關門口的大老陳那樣在機關做一個看門的收發，或者做一個我當時做過的清掃大院樓道廁所的雜工，工作一完，就泡茶休息，我還可以看點雜書，那種與世無爭的生活，該是多好。誰知轉來轉去，又轉到這樣的高級辦公室裏來，坐上安樂轉椅。我坐進那個安樂轉椅裏，順勢轉了一圈，看，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位置上了。人事滄桑，竟然如此，不能不叫我感慨萬端。
我到文藝處去和同誌們見麵。他們談了一些文藝方麵的情況。聽得出來，現在的文藝工作，就是跟著江青直接領導的由她的寵幸於會泳當部長的文化部轉。他們批什麽，就批什麽，他們提倡什麽，就跟著提倡什麽。我聽了心裏冷了半截。但是我沒有說什麽，隻是和大家相約，我將下到我們主管的十幾個部門，一個一個地了解情況，然後研究工作。
經過一個時期的了解後，這些部門如何開展業務，還是毫無頭緒。這些部門都是最早起來造過反的，差不多都分成不同觀點的派係，台上台下經常扯皮，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怕誰，而藝術活動是一種集體活動，誰也離不開誰，如何把他們捏到一起來工作，就是最不好辦的事。還算好，他們都知道我是哪一派也不沾，過去我的為人，也多少知道一些，總還算不拒絕和我交往，討論藝術工作。有的也聽話聯合起來作點練功、排練和演出活動，小有進展。我和許多有藝術造詣的人交談，使我相信他們中大多數還是不想叫業務生疏了，希望搞藝術活動，隻要搞起藝術活動來，派性也會逐漸化解的。我這個做法，得到領導的首肯和支持。
但是有兩件非常燙手的事，落到我的名下來處理，叫我傷透了腦筋。一件是有個不懂行的支左軍代表，貿然為省革委搞了一個下發文件，下令把所有的川劇團都解散。這一下不得了，四川的川劇團有一百多個，好幾萬人靠此謀生，一下解散，他們衣食無著，流落街頭，出現了凍餓而死的，跳河上吊而死的，於是成群結隊到成都來上訪，要飯吃，賴著不走，鬧得省革委不得安寧。我一上班，手上就接到這個火紅炭丸，要我處理。過去這些當權的真是胡鬧，怎麽能把川劇團都解散呢？省革委發的文號是九十九號，於是有“九十九，脫不到手”的民謠。我接上手，來成都上訪的演職人員不少，他們生活無著，又哭又鬧，我也是脫不到手，弄得焦頭爛額。我們隻好請省革委再發一個糾正的文件，要求各級革委妥善處理，能恢複的川劇團立即恢複，合於演出條件能收回的演職人員馬上收回，不合的盡力安排轉業，老弱殘予以生活救濟。我提出糾正省革委以前發的錯誤文件，自然引起某些“革命家”的不快，以為我一上台就敢於“糾正”他們，這在政治上是什麽性質的問題？我實事求是地辦事，是為了不給省革委帶來困難，然而在政治上卻要冒風險。我是想過的，我不能為了自己平安當官，置幾萬演員生活於不顧，我斷然力爭糾正錯誤，行不通，最多是再揭下烏紗帽，罷官下台。我更樂得下野當老百姓。省革委領導到底權衡利害，同意我們的意見，發了糾正文件。這事才算平了。但是我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給我留下隱患。
另外一件事，更不得了，惹了北京的權貴。我上台後，到“文革”初就已經被解散的省文聯去開座談會調查，各文藝家協會翻來覆去地造反，結下許多恩怨，現在從五七幹校回來，已經無反可造，那麽多藝術人才，都賦閑在家，無所事事，該怎麽處理？大家都覺得應該做點事情，但是北京的權威，隻顧精益求精地搞他們那幾出樣板戲，對於各地這些屬於“徹底砸爛”的部門，到底怎麽處理，一直沒有政策。要照我的也許要說是修正主義複辟的觀點，我主張恢複文聯和各協會，開展文藝工作。這麽多人才，水平並不比那些有幸參加搞樣板戲的人的水平低多少。大家也讚成，可是我沒有那麽大的膽量。隻是要求大家好好學習，等待時機。機構不能恢複，我卻主張辦一本雜誌，不是恢複《四川文學》，而是新出的《四川文藝》。編輯和作者，當然還是那批舊人，駕輕就熟嘛。這件事是經過省革委批準的，我們馬上幹起來，出版創刊號。為了以光篇幅，我特別去動員才得解放的老作家艾蕪，請他提供一篇小說。他果然寫了一個短篇《高高的山上》，主編作了一些修改後，給我看，我又把感到有問題的地方，打磨一下，退給編輯部，他們作為頭條在《四川文藝》上發表出來。刊物一出來，文藝界群情振奮，就好像一艘破冰船打破堅冰，就要駛向春天了。
但是這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願，現在距離真正的春天還遠著呢。不久，我們就看到由於會泳作部長的文化部發的一個簡報上，登出一篇情況反映，說《四川文藝》上第一篇小說《高高的山上》問題嚴重。我看了嚇了一跳。那個時候，最怕看文化部發的內部參考之類的情況反映。那上麵常常看到批這批那的點名文章，都是劍拔弩張，無限上綱。反正是謹防走資派還走，牛鬼蛇神又跳了出來的意思吧。他們這麽點名批判，是不是針對我和艾蕪老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明白，我主張辦文藝刊物，主張登艾老的作品，肯定是叫一些革命家紅了眼，告到北京去了。這件事驚動了我們部的領導，驚動了省革委領導，以為大禍臨頭。我則處之泰然，我想通了，最多是把我再擼下去吧，我求之不得。但是我算得了教訓，形勢並不如我想的那麽樂觀，文藝界的事比我想象的更複雜，前麵的道路是險惡的。我得更謹慎一點，更“無為”一點。
這時，原來管文藝的李亞群副部長，從五七幹校回來了，住在附近，我特地去看望他。一見麵他一揖到地，說：“好，好，我算取到‘替代’了。”取替代，這是四川一種風俗，說是凶死的人，比如跳河死的吊頸死的，要想轉生，就得找一個人跳河或吊頸，取了替代，便可超生。他領導文藝工作，倒黴了幾十年，現在才總算把這個燙手的火紅炭丸，交到我的手上，替他作了替死鬼。我當時正在下不了台，我自認倒黴，說：“我真的給你當了替死鬼了。”
他心滿意足地大笑起來，我卻氣不打一處出，後悔也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