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北京回來後，先和家人會麵，我問他們聽到什麽沒有，到底我被“解放”沒有？他們都說沒有聽到什麽。我說起我在北京收到省委書記打來電報的事，大家聽了自然高興。顯然的，我是已經被解放了。打電報叫回來，一定是要我“出山”了。現在還是革委會這麽一個格局，北京也還是風雲莫測，現在出山去挑擔子好不好？但是說來說去，也隻有先去見了省委書記再說。
第二天上午，我到省革委機關門口，把電報亮給他們一看，那個隊長打了一個電話進去，馬上就有人出來，帶我進去，直接到了省委後院省委書記大章同誌的家裏。他是我的老上級，對我也一直比較好的。大家都經曆過一場劫難之後，再見了麵，我以為他會說點滄桑舊話。卻不，他開門見山地就說：“你已經解放了，應該出來工作了。”
我說：“我才回來，還沒有想到馬上參加工作，再說，現在這樣的政治局麵，我一點也不清楚，我這樣犯過嚴重錯誤的人，馬上出來工作合適嗎？”
他說：“現在四川的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劉、張和他們那一批人，已經被打倒了，現在是部隊支左的一批幹部在支撐局麵。他們對於地方工作到底不熟悉。中央要我出來作省委書記，把應該解放的幹部解放出來工作，已經有一批老幹部恢複了工作。這不就是叫你回來參加工作嗎？”
關於政治局勢，我在北京時，倒和一些解放了的朋友細談過。大家的看法是，那些造反派和新貴上台，到底搞不好工作，把經濟弄得一團糟。部隊支左，能力也有限。解放大批原來的幹部出來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林彪叛逃後，震動很大，那些跳梁小醜王、關、戚之流，早已被拉下台，關了起來，連“文革”組長陳伯達也垮了。軍隊方麵他們雖然把幾個老帥打倒了，卻根本無法掌握，成千上萬的學生已經被安置到農村裏去，他們靠著上台的造反力量大大削弱，社會基礎沒了，難成大的氣候。現在各級具體工作部門，越來越多地依靠支左部隊幹部和解放了的老幹部，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雖然他們還盤踞中央要害，可以假旨發號施令，但已經顯得色厲而內荏。
我回來後，和朋友談起，四川的情況和全國差不多。劉、張和他們那一批新貴被打下去了，造反的主力學生都弄到鄉下去了，造反派的頭頭們，有的和劉、張一起垮了，有的在北京和四川上學習班，跳不起來了。少數進了各級革委會任副職，擺樣子的，既無威信，也無人緣。現在當權的是部隊幹部和地方解放幹部。照這個情況看，我是可以出來工作的了。不過我還是說：“我還沒有得到被解放的通知呢。”
他說：“還要什麽解放通知？省委已經決定，為你發了任命的通知了，到宣傳部去工作。那裏已經有結合幹部做部長，你去做副部長，主管文藝。”
哎呀，我的媽，我心裏叫起來。又把我拖上這條道上來拉車了。因為我原來在西南局宣傳部任過副部長，我原本最怕的就是被“解放”後仍然做宣傳工作，更害怕管文藝工作。宣傳這條戰線，我是再也不想涉足了，意識形態的事情太複雜，難以捉摸，搞不好就要犯錯誤，糊裏糊塗就被拉進“閻王殿”裏去當幫凶，下不了台，當反革命整。中國的文藝這個堂子的水更深，更燙，摸不透底，跳進深水，遊不好要淹死人的。我馬上就說：
“大章同誌，我本來是想被‘解放’後，好好休整一下的——我沒有說逍遙一下——，你打電報叫我回來，我隻得回來。你要我馬上工作，我也沒有說的，但是叫我做什麽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想再搞宣傳工作，更不願意再管文藝工作。過去在這方麵我犯的錯誤不少，這回挨的整更不少，我已經受夠了，不想再在這方麵犯錯誤了。”
他說：“過去挨整，哪裏是因為你搞宣傳文藝工作，不搞宣傳文藝工作的人不是一樣挨整嗎？至於犯錯誤，哪個不犯錯誤？隻要工作，就難免犯錯誤。”
我隻好把心裏話掏出來說：“意識形態的事，太難以捉摸，文藝方麵的事，更是複雜，實在不好搞，容易犯錯誤，一犯錯誤就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就不得了，往死裏整，哪個受得了？”
他卻說：“正因為文藝方麵的事難搞，才叫你回來搞的。你熟悉這方麵的情況，你又是這方麵的行家，你來搞最合適。你不搞誰來搞？”
看來他正在這方麵物色人，把我瞄準，抓住不放了。我推說：“說到四川的文藝情況，再沒有比李亞群更熟悉的了，他一直在省委宣傳部管文藝工作，在文藝界的威望也高，比我更合適，為什麽不叫他幹？”
他說：“我們考慮過他，一則他還在彎丘五七幹校，沒有解放，二則他的身體實在不行，體弱多病，他承不起這個擔子了。我們想來想去，隻有你最合適。”
我還是不想答應，我說：“我……”
他不讓我說下去，插話說：“你看，中央要我來挑書記這副擔子，大家不來支持我，我怎麽辦？你是我熟悉的老部下，連你也不來支持我，行嗎？一個光棍還要三個幫襯呢。”
他以感情來說動我了，說到這個份上，我不好再頂住不答應，隻得說：“讓我回去考慮一下吧。”
他斷然地說：“還考慮什麽？通知都已經下發了，你叫我們收回成命？明天你就到組織部去拿介紹信，到宣傳部報到。”
他看我還有一點猶豫時，對我說：“有什麽事情，部裏解決不了的，來找我好了，我來承擔。”
他把話說到這樣的地步，我還有什麽好說的呢？他就這麽死死地把我套上了籠頭，非拉起車往前跑不行了。
第二天，我到大門口，對門衛說我到組織部，他打一個電話，馬上得到回答，叫我進去。我到了組織部，他們早知道似的，給我寫了介紹信。組織部的部長請我上樓，熱情地寒暄。我正要問他呢，很想說：“怎麽哪，我們在一個樓上辦公，不認識了？為什麽遲遲不批解放我的報告？”他卻對我說了：“你的解放報告，我的確沒有看到，不知道壓在哪裏了。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查問了一下，是該批準，正等你來找我呢，你沒有來。大章同誌也問起你，正在找你，後來聽說你去北京了。”
他這麽一說，我還能說什麽。隻是說：“是大章同誌打電報給我，我才回來的，一回來就給套上了籠頭。”
他說：“大章同誌也很難，希望我們支持他。”又問：“去宣傳部報到的介紹信拿到了嗎？”
我點一下頭，就告辭出來回家了。
回到家裏。我找家裏人來，告訴他們我明天就要去宣傳部上班的事。他們雖然知道我擔的這副擔子不輕，卻總以籠罩在我頭上的烏雲已經散盡，已經落到頭上的一場大禍真的解除了而高興。
晚上，我馬上寫了一封信到重慶，告訴老王，我明天就要到宣傳部上班的事。並且引秦觀的《鵲橋仙》詞句說：“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我馬上向組織寫報告，不久我將到重慶迎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