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幾個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回到成都。我一上班，看到一些文件和簡報之類，我聞到一股氣味不對，看到了“複辟回潮”這個新詞。可以明確地看出來，其矛頭是對準像我們這樣重新出來工作的幹部的。北京在開始批判一些新戲，我記不清楚了，不知是不是《三上桃峰》之類的。那聲勢不小。四川也有一個劇本《針鋒相對》被點了名。這是重慶創作的一個劇本，是寫上黨戰役的。我看也沒有什麽問題。但是也許是我以修正主義文藝觀點來看的吧。於是奉命檢查，請重慶市委宣傳部長來匯報，還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艾蕪的《高高的山上》的事還沒有了，又出了新問題。我看得出來，現在在北京很得“文革”旗手寵信的文化部長於會泳，正是炙手可熱，正如我曾去參加過的全國文化會上他殺氣騰騰地宣告：他的文化部，就是“文化公安部”，就是搞文化階級鬥爭的。他指向哪裏，鬥爭鋒芒就對著哪裏了。這一回連指我們四川兩件作品，難道是偶然的嗎？
我的心裏一直懸吊吊的。隻得人在機關坐，等著禍從北京落了。果然不久，在北京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傳來消息說，北京開了聲勢浩大的群眾誓師大會，當然由“文革”旗手“親愛的江青同誌”和一批革命幹將主持大會，並且由她作了一個殺氣衝天的報告。奇怪的是，這麽大的事情，事先沒有讓正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總理知道。周總理是臨時被通知去參加的。為什麽采取這樣的突然襲擊辦法？原來江青他們發起這個運動，口說是“批林彪”，而且莫名其妙地聯上“批孔老二”，實際上滿報告是批判“複辟回潮”。
接著“金棍子”姚文元就在全國輿論界掀起一個聲勢浩大的批判複辟回潮的勢頭，號召革命的造反派起來，誓死保衛“**”，反對複辟回潮。說搞複辟回潮的孔老二是一個，還有周朝那個周公也是一個。這就很清楚是把矛頭對著“現代的周公”——周總理（過去大家都習慣叫周總理為“周公”的）了。就是說是周總理在否定“**”，在搞複辟回潮。
全國各地都掀起批判複辟回潮的浪潮。成都按照“中央文革”通知的規格，開了動員大會，也有大報告，也舉出四川也有複辟回潮的事實。於是有人上去點了被文化部點過名的作品，說是複辟回潮的標本，這一下矛頭指到我的頭上來了。
過不幾天，省委外麵的街上貼滿了清一色的反對複辟回潮的大字報。連省委宣傳部的進門過道上也貼出了大字報。不言而喻，我又成了風頭人物了。沸沸揚揚地越鬧越凶，造反派的大字報貼到我住的小院裏來，以致貼在我居室的門板上，大有封門之勢。我想這一下壞了，我大概難逃厄運，說不定什麽時候又要罷我的官，把我揪了出去，當作複辟回潮的典型來批判了。老伴埋怨我出來工作就抓文藝，還那麽積極。已經遲了。我的確是禍由自取，悔之晚矣。
我們兩個在家裏密議，說不定什麽時候造反派會破門而入，又來抄我們的家，我們必須防備。於是她偷偷在家裏，把一切可能被造反派當作證據的片紙隻字，都加以燒毀。最痛心的是，我們不得不把我們在渝蓉兩地往來的情書，我們的《兩地書》也燒掉。那是凝結著我們的愛情，我以為頗有真情的作品。我把它裝訂得好好的，藏在箱底。我們取出看了又看，很舍不得，欲投又止者再三。終於還是以保命為先，把它付之一炬。至今引為遺憾。
我憂心忡忡地去找了大章書記。他所說的卻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麽嚴重，他說：“讓他們跳吧，無非就是幾張大字報，你怕什麽？”他這樣說，我才安了心。我斷定他決不會翻臉不認，罷我的官，把我拋給造反派去整了。他到底是大權在握呢。事實上在街上被貼出大字報的，也不隻我一人，差不多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都挨了大字報。比如出來擔任生產組長的原省委書記楊超，他挨的大字報比我還多。我不相信把這麽一大批頂著杠子幹工作的人都擼下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果然造反派也不過是跳一跳而已。他們到底有如強弩之末，大勢已去，雖然他們還掌握著“中央文革”這塊令牌，有時還可以呼風喚雨，製造麻煩，然而要想獨霸天下，軍隊和老幹部這兩個坎子翻不過去，是搞不成的，即使他們得到最高當局的卵翼。
然而我卻是驚弓之鳥，從此知道大事不可為，我以後要謹小慎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