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療養院住了一期，三個月過去了，外麵的局勢還不明朗，那裏的醫生有一位是我過去在大學的同學，他似乎也理解我的處境，便主動提出，讓我再住一期。我當然是求之不得了。可是沒有等我住滿這一期，禍事卻落到我的頭上，是禍躲不脫呀。
我住在療養院裏，外麵的人還是不斷來療養院裏找我。因為我是主管文藝的，部裏這方麵的事，誰也不想插手，都推到我的頭上來，我不過問不行。特別是於會泳那個“文化公安部”，下達指示，全國都要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創作反走資派的節目。在北京專門開了會，下了指標，四川峨眉電影製片廠要拍一部反走資派的電影片。這部片子一定要在1976年國慶節作為獻禮片，國慶節前要拍好送到北京去審查。這真是火燒眉毛的事。
說實在的，我對於拍什麽反走資派的電影——我自己就曾經是所謂走資派——下意識地反感。把文藝作品作為為那些佞幸之徒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的工具，作為批判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的武器，我打心眼裏厭惡。但是去開過會的同誌回來匯報，文化部說得很嚴重，完成不完成這個“光榮”任務，是政治問題，是忠不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試金石。不拍是不可能的。我們給部裏說了，同意叫峨影創作和拍攝。什麽藝術不藝術，質量不質量，能拍出來交卷就行。須知那時已經是1976年的春天，隔要交卷的時間不過半年了，拍電影的劇本還八字沒有一撇呢。
峨影這時發現四川作協的一位作家，正有一個以描寫四川知青下放雲南西雙版納為題材的本子，把它改成反走資派的本子就行。雖然勉強，也隻得這麽辦了。那位作家還好，願意支持。於是匆匆地改寫了本子，名叫《寄托》。峨影廠的領導把本子送到療養院來，要我看一下，最後拍板。他們已經組成攝製組，準備馬上開到西雙版納去，爭取在那裏雨季到來以前，把外景搶拍出來。時間是十分緊迫的。
我隻好把本子接受下來，趕著看了一下。說實在的，那本子上寫的所謂走資派，實在不過是一個犯了錯誤的老幹部。這樣一個犯了一點錯誤的老幹部，怎麽可以當作敵人來批判和打倒呢？峨影的人來看我時，我把本子交給他們，我說：“這本子上的走資派，實在不過是一個犯了錯誤的老幹部。不像走資派。”
我就說了這麽一句話，就脫不到手了。
那時全國正當“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頭上，成都各方麵的造反派，都跳了出來，滿街貼大字報，首先是把大字報貼滿省委外麵的街頭，以致貼到省委大院裏來，滿牆滿壁，都說是“走資派還在走”。又開始揭發省委的書記們，更不用說下麵各部委組局了。有的老幹部也跟著鬧，跳得老高。聽家裏人說，我住的宿舍樓上，就常見一些造反派頭頭來和老幹部接頭議事。形勢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以致造反派開始揪鬥省委領導同誌，省委為了堅持工作，有些領導同誌不得不轉入地下。有的省委書記被他們揪住，一同弄到北京告狀去了。有的省委書記在回答問題時，竟然被造反派動手打了。眼見形勢嚴峻，說不定我們這些人也遲早會被揪出去。即使我躲在療養院裏，哪怕躺在病**，他們也是可以揪出去上鬥爭會的。我坦然地等著這一天的到來。
峨眉電影廠的造反派，從“文革”開始，就是在成都出名的。現在他們豈有不聞風而動的？但是他們現在擔負著北京的特別拍攝任務，不能不拉起隊伍趕到西雙版納去。在這個攝製組裏是有幾個跳得起的，且看他們如何動作。
果然沒有過多少天，峨影的人來說，《寄托》攝製組，到了西雙版納，停機不拍。打電報回來說，要我和峨影廠黨委書記到西雙版納去，說清楚問題，才能開機。否則他們就要把隊伍拉回成都，揪起我和省委領導到北京去告狀。峨影的同誌說，如果真是這樣，在西雙版納錯過了時間，5月雨季一來，就拍不成外景，要8月把“雙”片送北京審查，就來不及了。到時拍不出來，北京怪罪下來，說四川反對拍反走資派電影，那就是滔天大禍降臨了。
這的確是一個嚴重問題，省委也吃罪不起。省委現在正處在十分困難的時刻，他們要拉起隊伍回成都，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我看這件事情沒有別的辦法，隻有我和峨影黨委書記老李，趕到西雙版納去，“說清楚問題”，也就是說，他們要追究我說的那句話，那就讓他們批判鬥爭一番。隻要他們馬上開拍，或者邊批邊拍，在雨季到來以前，按時把外景搶出來就行。
我從療養院回到省委，去找了一下省委杜秘書長。書記們躲起來了，他也正弄得焦頭爛額。現在又出了這麽一個麻煩，如何是好。他考慮一下，說隻得委屈我和峨影的老李去雲南走一趟，妥善處理，不要聽任事情變得更複雜化。我說：“看來，我不去不行，批判鬥爭隨他們吧，我見得多了。不過省委要給我一句話，同意他們拍反走資派的電影。”杜秘書長說，他去請示一下告訴我。他和我比較熟，就大發起牢騷來，他說，這成什麽世道？省委被迫轉入地下。他於是又說出他常說的那套“文盲加流氓”，“鬧而優則仕”的話來，以泄積憤。他還擔心我的身體吃得住不。我說，自我感覺還算良好，好不好總得去上陣嘛。
杜秘書長向省委書記請示後，告訴了我，同意我的意見。於是我和峨影的老李便坐飛機到昆明，我們一下飛機，住進賓館，就發現昆明的形勢已經很緊張，看到大街上造反派正把雲南省委一位書記抓來放在公共汽車頂上的沙發裏遊鬥。我和老李馬上轉往西雙版納景洪拍攝現場。4月7日，我們坐車到了墨江，從廣播裏聽到中央電台廣播，宣布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廣播氣勢洶洶，令人膽戰心驚，我們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事已至此，隻好硬著頭皮，準備挨鬥。
可以想象得到，我們一到了那裏，就上了造反派為我們擺的大批判戰場。反正是那些已我聽得耳朵起繭子的話。不過出乎我們的意料，當我正式宣布，省委已經同意他們拍反走資派的電影時，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什麽話好說了，有幾個造反精神特強的，還扭住想做文章，不斷製造點小麻煩，讓他們搞吧，隻要外景能搶拍出來，其餘都不在話下。我的大兒子對我的病體很不放心，跟我一塊去了景洪，以便照顧我。我在挨鬥爭時，他時常發火，雖然他的塊頭不大。卻幾乎要和人打起來。我阻止了他。
我們在那裏呆了一個半月，時不時地挨批。一直等到外景拍得差不多了，我們才離開那裏回來。到了昆明後，老李年輕些，他覺得他的身體沒有什麽問題，天天出去跑，我卻突然感到身體不舒服，心裏難受。我到醫院去住了幾天，進行調整，然後和老李一塊坐飛機回成都。我感覺很好，而老李卻在回來的當天晚上，便突發心髒病，結果得了腦血栓，半身癱瘓，至今未愈。算是**賜他之“福”。
我們回到成都後，向省委匯報，領導表示滿意，造反派沒有借口了。我本來還應該回療養院的，可是要督促這部反走資派的“獻禮”片的拍攝，以便按時向文化部交卷，隻好不療養了。到了8月，到底把供審查的“雙”片按時送往北京文化部，使省委卸下了“包袱”。但是誰知道呢，我因為被說成是反對拍反走資派影片而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四人幫”垮台後，我卻被說成是支持造反派拍反走資派影片而受到審查，兩頭不討好。要不是省委杜秘書長仗義執言，使想整我的人沒有的事，不然我就該倒大黴了。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