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一句話，造反派常常說，老幹部也常常說，我們朋友相聚，發起牢騷來，更是常常說。這句話就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全都要報”。我們就是不相信眼前這樣的局麵，會萬世不朽。即使這些跳梁小醜，依靠政治投機，獲得中央相當大的權勢，儼然想窺竊神器，搶班奪權，在中國實行封建法西斯統治。但是他們反曆史潮流而動，是不得人心的。他們現在上下跳躥，神氣活現，其實已經是回光返照。他們和他們支持者和擁護者，早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
1976年的中國，是多事之秋。一月，周恩來總理走了，一棵大樹倒了。全國人民同聲悲悼。北京人民為了紀念他，也為了發泄心中的憤懣，在四月清明節前後，不約而同，成群結隊，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掛挽聯，係白花，唱悼歌，念悼詩，人山人海，日夜不斷。花圈堆成山，紙花飛滿天。許多“走資派”帶著傷痛，扶著手棍，也公開地或秘密地趕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接著全國各大城市也群起仿效。眼見一股衝擊“中央文革”那一幫子人的人民怒潮就要形成。他們慌了手腳，於是謊報軍情，假傳“聖旨”，硬把這場民主革命運動，說成是“反革命事件”。而且生拉活扯地把鄧小平綁在一起，大張撻伐。進行批判，乘機把鄧小平擼下去，除了他們的心腹大患。這就更惹惱了全國人民，眼見更大的人民民主怒潮，更加洶湧澎湃。他們在全國掀起“追謠言”的逆流，已是強弩之末，沒有多少人理會了。
七月，朱德朱老總走了，又一棵大樹倒了。接著唐山發生大地震，死了二十萬人。真好像是應了古代的傳說，天降大難，必有妖孽，國祚不永似的，國家將要出現大事情。果然，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撒手歸天。不出一月，十月六日，又出現了大家久已期盼著的粉碎“四人幫”的鬥爭。
毛澤東這位偉大的曆史人物，幾十年來，的確身係中國之命運。中國百年來屈辱和奮鬥的曆史，鑄造了這樣一位偉大曆史人物。他和他的戰友們，順乎天命，應乎潮流，體現人民意願，領導中國人民，經曆千難萬險，百折不回，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他的功勳，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要說一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毛澤東算得是在中國現代曆史上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物了，無論從哪一方麵說，都是如此。他的去世，引起人民的悲痛，是自不必說的了。然而他的去世，卻也給“**”畫上了句號，使幾乎瀕臨崩潰的國家，在粉碎了“四人幫”，總結了曆史教訓後，轉上改革開放的輝煌發展的道路，這也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這個道路也不是平坦的。
毛澤東的去世，大家在悲痛之餘，理所當然地引發了更多的思考。中國將往何處去，誰來接他的班，都是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雖然毛澤東去世前，曾經指定華國鋒接班，但是“中央文革”那一班子人，正在虎視眈眈，陰謀奪權，早就聽說他們在精心策劃，想玩過去宮廷“矯遺詔”的老把戲，華國鋒能把握得住嗎？而且華國鋒的資曆、威望、能力，能孚眾望嗎？如果稍有失誤，“中央文革”那幫人陰謀得逞，那將天下大亂，千百萬人頭要落地了。當然，大家都看得出來，那時還實際掌握著軍權的留下的老帥們和實際上還掌握著中央和地方相當大一部分權力的老幹部，能聽任他們陰謀奪權而無所作為嗎？
我們都在竊竊私語，大張著眼睛看著。這關乎國家的命運，也關乎我們個人的安危。我們每天都仔細地聽廣播，看報紙，企圖從每一條新聞、每一篇文章的縫隙裏，每一張照片的背後，看出一點消息來。我們看到毛主席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排序和追悼大會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詞人名單，感到忐忑不安。除了華國鋒，那一幫子人占優勢，如果華國鋒被他們架空，抓到了最高權力，他們就可以以多數興風作浪，矯詔奪權。這真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呀。
這年的五、六月間，我作為一個管文藝的宣傳部長，不得不在北京那個文化部的催逼下，叫峨眉電影製片廠趕快拍那部反走資派的電影《寄托》，特別是文化部長於會泳去昆明回京路過成都，我陪省委杜秘書長去機場迎接，他問起這部影片的拍攝情況後，杜秘書長更催我抓緊。他私下對我說：“這件事不抓緊，有個三長兩短，省委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這個我當然明白，於會泳早就說過，他的文化部就是“文化公安部”，是專門對文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到時候拿不出影片，他到江青麵前奏上一本，誰吃得消？但是偏偏這時又出一件令我心煩意亂的事。
當北京天安門那股風傳到成都，成都的群眾也紛紛抬花圈上街，在街頭唱悼歌，念悼詩，徹夜不歇，各種對於“中央文革”那幫人不利的謠言滿天飛。我也偷偷乘夜間上街去稠人廣眾中聽群眾念悼文和詩詞，我也興奮不已，得到了一種從來沒有享受過的痛快。這時，我不知從哪裏得到一份《周恩來遺言》的傳單。我明知周總理恐怕不會留下這樣的遺言，但是那上麵說的卻也發人深思，令人感動，即使是有人編造的，但也反映人民的心聲，讀起來也可得一時的滿足。我把這個傳單給我在大邑中國計量科學研究分院工作的女兒看了，她把這傳單傳給她的在哈爾濱工作的好友，她自然也是個“走資派”的女兒。這時這個傳單傳得相當廣泛，我女兒的單位裏也有這樣的傳單。
後來“中央文革”矯詔把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後，一紙命令下來，追查謠言，把《周恩來遺言》當作最重要的謠言來追查。不知怎麽的，從哈爾濱我女兒的朋友那裏追查到我的女兒身上來了。由於她是罪名昭著的“現在還在走”的走資派的女兒，她單位的“為王前驅”的革命領導，對她追得很緊，並且聽說報到成都市公安局備了案，要當反革命事件來追查的樣子。他們不準我女兒離開單位，用連續轟炸的辦法，連夜不讓睡覺的辦法，進行“談話”，要她說出她的謠言從何而來，她的“黑後台”是誰。很顯然地，那些革命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把這個謠言的“風源”追到我的頭上來，以為在這樣一個小女子身上下功夫，她豈有不招認的？這樣一來，他們就拿到打擊我的殺手鐧了。我的機關裏自然也不乏喜形於色的人，大有要叫我“說清楚”之勢，等著看我“原形畢露”了。我一時也無法知道我的女兒是否說出她從我這裏看到這個傳單的，搞得我相當緊張。幸喜我的女兒在這許多年的顛沛生活中經受了鍛煉，也麵對過一些考驗，竟然沒有被逼出口供來。好在這時她的單位裏有一個同事，主動說出是她給我的女兒看的，我的女兒也的確從她那裏看到過這份傳單，隻是我的女兒不想牽連她，沒有說出她來。她卻勇敢地站出來替我女兒擔風險。這個同事是工人階級的女兒，那自然是“心紅根子正”的了，於是追查不下去，不了了之。我這個老走資派更是鍛煉有素，什麽也沒有說。心想大河大江都淌過，現在反正是有理也沒有理，要來的就來吧。幸得那個過去當過大造反派政委的同事，現在正和我一起在抓那部電影，她證明我和她一起一直正忙著抓工作，沒有聽到我說過什麽，這才算無事了。她當然不知道我的確上過街聽過街頭詩朗誦，也的確聽到過一些“謠言”的。隻是我的確沒有敢向她傳過這份傳單。
這年夏天，不順心的事很多，成都也“鬧”地震，天天在戶外睡覺，有時還遇到下雨，同時還要抓我很無興趣的工作，太叫人心煩了，隻覺得這日子怎麽這麽難過呀。毛主席去世後，又看到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跳得老高，大概都將位居極品，將來這天下是誰的，很不明朗，我們這些人往後的日子怎麽過呢？就這麽忐忑不安，一直到十月六日一聲驚雷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