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灣來了新的扛把子
1906年元旦，蘇曼殊和大名鼎鼎的國學大師劉師培及好友陳獨秀一起東渡日本，這是蘇曼殊自1903年回國後第一次返日。劉師培的聲名鵲起是因為他剛剛寫過《中國民族誌》、《攘書》等一些反清的小冊子，成為僅次於章太炎的反清輿論領袖。
劉師培的舞文弄墨顯然讓清廷感到不悅，聽到風聲的劉師培和蘇曼殊、陳獨秀趕緊跑路，他們這一行要見的人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拉起了隊伍，在筆杆子上卻出了問題，革命的指導思想是什麽？這個問題變得極為緊迫。我們都知道槍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對於一個革命黨來說，用筆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也同等重要。袁世凱最後的失敗也在一個側麵告訴我們，別得罪文人，也別亂聽文人的鼓吹。
蘇曼殊東渡日本，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幫助革命黨建立指導思想，讓大家知道為什麽要革命、怎麽革命。
當時的《民報》社人才濟濟，有張繼、宋教仁、陶成章、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都是後來民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但是大家有的主張西方的民族革命思想，有的推崇日本的君主體製，有的主張起義，有的傾向暗殺，思想極不統一。孫中山認為，身為宣傳機構的機關報《民報》尚且如此，成員中的思想混亂情況或許更甚。
這樣的狀況怎麽可能和保皇黨、立憲派抗衡呢？所以，統一思想是根本大事。
恰值該年六月，章太炎從獄中獲釋，孫中山邀其前往日本，加入同盟會並主編《民報》。蘇曼殊和章太炎也算是老友了，章太炎在獄中潛心佛學，蘇曼殊則是遊曆東南、南亞諸地，此番見麵，感情自然不同於1903年前後在青年會時的情形。經過二人討論，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這次演講算是蘇、章二人為同盟會思想定的一個基調。
演講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第一，為什麽要以佛教促進道德、推動革命？蘇、章二人認為，佛教不僅在社會道德上重要，在革命軍的道德上也十分重要。
民族、民主革命都需要佛教的道德來推進，而孔教、基督教都不適用於革命事業。佛教的華嚴宗和法相宗對於培養革命黨人“大勇無畏”、“眾誌成城”的精神十分有益。二人舉的例證也很有針對性：斷言明末氣節之士抗清而矢誌不變者，其精神支柱不是佛學，就是王陽明的心學，而歸根到底，王學的精神解放主張還是源於佛學；日本的明治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而學佛學也不是什麽都學，而是學禪宗。禪宗的理論可歸結為“自心是佛”、“頓悟成佛”、“無念為宗”這三條，蘇、章二人總結為“自貴其心”。
在兩人看來，學習禪宗，有利於解放思想，確立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章太炎慷慨激昂地說，這樣的革命誌士，“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無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這樣的精神狀態，這種蹈死如飴的誌士仁人，正是當時反抗清廷的革命派所急需的。
第二，佛教有利於增進國民道德。在蘇、章看來，國民道德衰敗的後果很嚴重。周公、孔子、宋明理學等儒家學說，對於增進國民道德沒有什麽實際用處，因為民心裏的“五心”——“畏死心”、“拜金心”、“奴隸心”、“退屈心”、“德色心”都在衰敗。隻有依靠佛教的“無生”、“平等”、“眾生皆佛”等這樣的觀點才能拯救人心。蘇、章二人認為，華嚴宗主張普度眾生，頭目腦髓都可以施舍給人，這在道德上多麽珍貴，法相宗則主張萬法惟心，在自我意識中修行。而儒學最大的毛病就是使人不脫離富貴利祿的思想。所以革命派人士要研習佛學，一心一意投入顛覆清廷的鬥爭中去，不要追求功名利祿。
第三，佛教有利於反封建製度。佛教最重平等，妨礙平等的東西，必須去除；佛教最恨君權，而釋迦牟尼佛原來是王子，出家為僧，他看做王就與做賊一樣，這更與恢複民權的話相合。蘇、章二人為了宣揚民族主義與民權思想，可謂是借佛教的思想與典故來舊瓶裝新酒。釋迦牟尼舍棄迦毗羅國太子而出家，是他深感於人的生死無常這一永恒難題。這和同盟會通常所說的民權思想沒有什麽契合點。
由蘇曼殊起草、章太炎演講的報告大獲成功，同時也將佛學禪宗引入了革命陣營中。時人記載，當時留學生中，人手一本《心經》，以學禪為要務之一。
蘇曼殊，作為革命黨中的佛教界人士，自然更受留學生們的推崇。章太炎的弟子汪東，在當時就曾是崇拜者之一。他記載，他在十六歲時在東京認識了蘇曼殊。蘇曼殊那時還穿著日本衣服，蓄著頭發，這和他的和尚身份格格不入，所以粉絲極多。他為人少言笑，也沒什麽高興或是發怒的表情變化，一切顯得淳然天真，所以大家都喜歡和他親近。那時的汪東隻是革命黨中的小字輩，和這些革命巨子出遊，猛氣如虎，氣場十足，走路都想橫著走。按汪東的說法，當時小弟見了大哥的麵都是要“高揖”（雙手抱拳高舉過頭作揖，古代作為辭別時的禮節）的，而見了蘇曼殊，則是從內心裏折服。
如果說黃興以勇武作為革命的實力派的話，蘇曼殊則以品行作為革命的偶像派。這種說法，不是說蘇曼殊長得帥或者有欺騙性，而是像《孟子·盡心上》中比喻君子時說的那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麵，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就是說君子的德性表現於外，而有溫潤之貌，敦厚之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睟麵盎背”的意思。
光複會的同誌都是實幹家
過了處暑，東京涼意襲來，蘇曼殊與劉師培、陳獨秀又返回上海了。不久，受劉師培之邀，蘇曼殊前往蕪湖皖江中學任教。
安徽是當時除湖南之外新學大盛的又一個省份，皖江中學則是其新學的代表。這所學校由桐城派巨人李光炯創建於長沙，叫“安徽旅湘公學”，後來因為在湖南處境艱難，就搬到了蕪湖。
這所學校雖然叫“公學”，但是沒有固定經費，規模還很大。
李光炯請了當時有名的教師前來任教，比如黃興、張繼、劉師培、陳獨秀、陶成章、謝無量，等等。安徽一時成了國內革命精英薈萃之地、革命運動中心和文化輿論陣地。創辦私人學校的李光炯，從哪裏給這些人弄來錢發工資呢？李光炯想了一個辦法，那就是設法保舉張伯純為官立赭山中學的監督，彼此合作，比如蘇曼殊、劉師培等到皖江中學任教就是由赭山中學開出優厚薪水。
諷刺的是，安徽的“公學”多為私立，教師比如陶成章、龔寶銓這些軍國民教育會的老成員，多是職業的革命者，拿著清朝的工資反清朝。學生們也成了革命的狂熱追隨者，革命黨的活動一時空前頻繁。
蘇曼殊，我們知道，對於入會黨這種一般人望而卻步的行為，他一般是來者不拒的。在皖江中學，會黨勢力最大的就是他在軍國民教育會的老朋友陶成章、龔寶銓主事的光複會，蘇曼殊自然是十分樂意加入其中。
陶成章這個人也比較有意思，少有誌向，以反清為己任，曾兩次赴京刺殺慈禧太後未果。第一次是在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直抵京師，陶欲乘亂刺殺那拉氏於頤和園，沒有成功。陶於是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勢，意圖為日後的刺殺作準備。沒想到回來的途中，經費用完了，隻能走著回來，走了七天七夜，差點餓死。兩年以後，陶再次北上謀刺，亦未果。
後來他隻身東渡日本學習陸軍軍事技術。1906年回國後，聯絡閩、皖各省同誌，成立光複軍，被舉為五省大都督，繼而偕龔寶銓、敖嘉熊赴蕪湖，在安徽公學和蘇曼殊一起任教，同時聯絡嶽王會人和南京新軍中革命黨人。
這個“聯絡”，大家現在看起來可能覺得很容易，無非就是寫封信，派人送去，或者是打電話，發短信。其實並非如此。首先寫信絕對行不通，作為亂黨重要分子，陶、龔都是在衙門掛了號的，就是走官道也得提心吊膽，那麽怎麽聯絡呢？所以我強調光複會很大的不同就在於此：走著去聯絡，為了避開官府盤查，還得專走小道。陶成章就是這樣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往返於浙、閩、皖各地聯絡革命誌士。他經常以麻繩束腰，腳穿芒鞋，奔走於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裏，不辭勞苦”。杭州離他家僅一水之隔，他卻“四至杭州而不歸”。有一次，抵達杭州時已經是臘月二十六，光複會領導人之一魏蘭勸他回家過年，他答：“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係念耶！”
正是光複會成員這種實幹精神，令作為革命的老前輩的蘇曼殊也刮目相看，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在學校中傳播革命思想，廣播革命火種。
但是，蘇曼殊、陳獨秀、章士釗這樣的文化名人本來就很紮眼了，每天訪客也是絡繹不絕，而他們還大張旗鼓地講授西學，直接、間接地將矛頭對準政府。後汪昌麟要“整頓”三校，而蘇曼殊硬說這是因為當時安徽教育司長江彤侯告密，這也有點牽強了。
怎麽回事呢？由於蘇曼殊等旅日者的加入，徽州初級師範學堂、徽州公學和皖江中學便顯得東洋味很濃，清政府派了調查員，發現這三個學校經學科最少，多為東洋課本，有“重外輕內”之嫌。更為嚴重的是，清廷大員汪昌麟視察這三個學校後，認為它們是打著修學造業的幌子，實際上是把學堂作為亂黨的“護身之符”。為保存國粹、國家，汪聲言要對三個學堂進行整頓，弄得一時人心惶惶。其實汪昌麟調查的一點也沒錯，事實還就是這樣，但是這些學堂各有各的保人，汪要下令拿人，得層層上報，這就有個時間和泄密的問題，這讓諸位老師有了準備跑路的時間。
蘇曼殊、陶成章、龔寶銓三人都是光複會成員，心中有鬼，於是決定先到杭州避避風頭。其實他們三人真的隻是去杭州西湖散散心，可是杭州衙門此時對這些革命黨早已是草木皆兵，聽說善於暗殺的光複會魁首來到杭州，杭州知府一時慌不擇路，出兵到處搜捕。恰在這時，杭州城內風傳，陶成章等已經聚集了八府義士三千人，將在近期取杭州。這個謠言弄得滿城風雨，當時的藩司1寶芬是個好大喜功的人，他認為自己的轄區內突然出了這麽多亂黨，正是向朝廷表忠心的好機會，於是不管消息真偽，即下密紮命令杭州知府火速拿人。杭州的警察總辦覺得事情太大，就向浙江巡撫張曾敭請示，張又是一個怕事的人，就讓秘書給陶成章等人傳話，讓他們趕快離開杭州。三人逃過一劫。
借錢過小資生活
接下來，也就是十月末，陶、龔二人繼續周轉聯絡革命，蘇曼殊獨自返回上海，但是他遇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沒錢。
為什麽會沒錢？我們看一下蘇曼殊在1906年夏的行程。
從他到皖江中學任教開始說起。暑假赴上海，識柳亞子、高天梅，歡喜，請客數日；數日後，與陳獨秀赴日本，就是之前說的在東京充任革命的偶像派；八月下旬，返上海；盤桓數日，返安徽皖江中學；恰逢學校學潮，與鄧繩候遊於南京；十月初，三返蕪湖；不久又因教育司要查辦一事和陶、龔赴上海，不歡樂，請客數日；十月下旬自上海赴杭州，讓杭州府誤認為要謀取省城，跑路回上海，住在光複會辦公地點愛國女校，不歡樂，讓人請客數日。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蘇曼殊多次回蕪湖準備好好當老師，無奈這樣那樣的事故導致他三次出走，最後身無分文。就在數月之前，他還是月1明朝時，承宣布政使司為國家一級行政區，是承宣布政使的轄區，簡稱布使司、布政司、藩司，不稱“行省”，負責一級行政區的民事事務。清朝沿明製。
注釋
薪二百元的“教授”，而現在的蘇曼殊，靠朋友接濟度日。
愛國女校，這個名諱不知大家是否還有印象，就是蔡元培當時為了培訓暗殺團的女殺手而建立的，這時的愛國女中已經成了各地革命同誌來滬接洽聯係的大本營。蘇曼殊棲居愛國女校，因經理蔡元培為他提供免費宿舍。但是蘇曼殊竟窮到連剃頭洗身的錢都沒有，窮困潦倒的他甚至向斷交多年的表兄林紫垣發去求救信，還想著回老家要錢，可見，在饑餓麵前，麵子有時就顯得十分脆弱了。
親戚們沒有信來，蔡元培此時似乎收入不好，也有些摳門，蘇曼殊趕緊向老友劉三求救，其信寫得也很有意思，今筆者以評點版示諸位：嗟乎，長者（此處是饑餓的呼號）！情何以堪？
今不得不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著一“再”字而境界全出，言蘇曼殊之前借的錢還沒還），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裏第四弄愛國女校徐紫虯轉蘇文惠收（此句為全信文眼所在。若曼殊無墨，則泣血也要寫上這句）。
今冬長者返申時，當如數奉還（此句是事出無奈加上的，完全可以作為感歎詞讀）。長者菩薩心腸（活佛、菩薩也比不過劉三你），必不使我盈盈望斷也（看著這萌萌的眼神，無辜而善良）。
真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在南京的劉三苦笑著望著這封信，隻得又給蘇曼殊寄去二十元。收到錢後的蘇曼殊，立刻像打了雞血似的，對自己的居住環境感到頗為不滿：這也是人住的地方？要說蔡元培提供的也是免費的地方，條件當然是差了點。蘇曼殊得錢後果斷移居到法租界八仙橋西江路鼎吉裏夏寓，此處雖是同盟會的秘密住所，房租便宜，但是條件極好。蘇曼殊住進夏寓後，終日研習梵文，看看朋友。早上一根雪茄，一提燒賣；中午一個午覺，一頓牛肉；下午一杯咖啡；晚餐邀上朋友，到餐館搓一頓。生活得優哉遊哉，這才是小資生活的標準情調。
時間一晃，已到臘月前夕，上海**雨霏霏，寒氣逼人。劉三的二十元已經告罄，蘇曼殊又麵臨斷飲之危。當時同盟會江蘇分會會長高天梅來滬，見到蘇曼殊，便請求他畫一幅《萬梅圖》，蘇曼殊雖是允諾，但遲遲沒有動筆。很現實的原因就是，為經濟來源發愁中，沒有興致，而高天梅顯然沒注意到上人的窘境。
蘇曼殊想著自己多年前從老家來上海時也是同樣的情景，寒冬臘月，僅有的被子也被人拿走。而如今，也曾富過的蘇曼殊重嚐挨餓受凍之苦，心裏自然不是滋味。一天天地出門蹭飯，朋友家的門檻幾乎都踏遍了，弄得有時一出門來，便覺得種種不便、種種尷尬，想要往前時又想返回寓所，這些情形好不令人灰心喪氣。
現在看蘇曼殊困居上海的處境，可悲可歎。不能說蘇曼殊不會理財，大家有沒有看出來，蘇曼殊其實最缺什麽呢？缺一個能持家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