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權成立時，南明控製的區域，東自黃河下遊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地域廣闊，其物力、財賦、人力也比滿清所控製地區雄厚。當時南明設江北四鎮，高傑駐徐州，劉良佐駐壽州，劉澤清駐淮安，黃得功駐廬州，共擁兵三十萬。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將，綽號翻山鷂。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韓氏本是娼妓出身，韓氏後來與縣役蓋君祿私通，被李自成殺死。不久後李自成掠得邢氏為繼妻。邢氏不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軍資”。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將賀人龍圍李自成於隴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傑假裝向賀人龍約降。不久，賀人龍的軍使與高傑來往密切，似乎假戲成真，所有這一切讓李自成疑竇頓起。同時，高傑一次偶然到軍資倉庫去支糧米，為邢氏的姿色所傾倒，一見鍾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搶到軍中，並不真的歸心，她也愛上了高大魁梧的高傑。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弘光政權（5）
在邢氏的勸說下，又因為擔心李自成知道後會引來殺身之禍，高傑於崇禎八年（1635年）帶著邢氏及一幫兵士投降了明將賀人龍（賀人龍也是米脂老鄉），被授予遊擊之職。
高傑後來多次參加了對農民軍的追剿，累功升任總兵。1644年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自認為對李自成有“奪妻之恨”，不敢投降，於是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取得糧餉。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係。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招攬：“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同時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製。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於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黃得功，字虎山，遼寧人，出身行伍。他自少從軍於遼陽，並因戰功而不斷晉升。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鬆、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禎四年）大淩河之役時任遊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四鎮中數高傑、黃得功兵力最強。其中高傑彪悍驍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認為高傑的部隊雖然紀律渙散，卻是江北各軍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
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將，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1644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隻是由於他們以兵力作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後，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擁兵二十萬，也進封為寧南侯。
四鎮都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軍權。各鎮有權自行征稅，所得收入不必上繳南京，還有權開荒、采礦和征收商稅。各鎮若能從農民軍手中收複失地，則亦劃歸該鎮管轄，並享有同樣的財政、軍事特權。一旦天下重新統一，四鎮統帥將皆進爵為公，並子孫世襲。這樣，四鎮將領就成為實際上的割據勢力。四鎮總兵中立即有人開始通過控製鹽商來經營鹽業。他們還設立關卡，對過往的貨物征收關稅。
分封四鎮之舉在當時遭到嚴厲批評。明朝的將士，特別是曾在前線作戰的將領，紛紛抱怨說，原來的叛賊因殺人劫掠而得封賞，他們反而一無所獲。文職官員也群起反對。左都禦史劉宗周從杭州上疏朝廷，請抑藩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
但此時軍人專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歎氣說：“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還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於此。弘光政權一開始就是在內訌中粉墨登場，一年後又在內訌中崩潰瓦解。
（劉宗周是黃宗羲的老師，在不久後的黨爭中辭職。據《明史》載，高傑和劉澤清懷恨劉宗周曾經上疏請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殺劉宗周，但據說當刺客麵對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時，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為四鎮在出產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劇了將領之間的地方性對抗，四鎮之間因而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老百姓們也普遍鄙視南明軍隊，而黃得功的部隊則鄙視其他的部隊，認為高傑等人是吃皇糧的土匪。
鎮守徐州的高傑一直垂涎揚州的富庶，要求將部下將士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僵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時，他還派兵於城外到處搶掠婦女，**搶劫，無惡不作，使得“民益惡之”。
揚州進士鄭元勳居中調停，出城同高傑麵議，同意隻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但不在城內駐軍。不料鄭元勳剛回到城裏，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揚州巡撫黃家瑞見大勢不好，也逃之夭夭。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弘光政權（6）
高傑大怒，加緊攻城。與此同時，揚州士紳向南明朝廷緊急求援。他們指責高傑的軍隊“殺人則積屍盈野，**汙則辱及幼女”。
高傑如此行徑，如果在平日，不等禦史糾劾，朝廷早會有人挾旨而來，光是高傑攻城搶掠人民的罪過就夠殺他一百個腦袋了。但當時南明內憂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將，對他也無可奈何。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裏，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史可法還一度遭到了高傑的軟禁。
剛好有個叫德宗的和尚在高傑軍中。這個和尚因為“談禍福奇中”，高傑也折節稱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義，勸高傑說：“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並誌，可謂得所歸矣。”高傑聽了，若有所思。
高傑的妻子邢夫人機智有謀，當年李自成也曾經讓她管理後勤調度。高傑經常對人說：“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意思是說他老婆有大將之風，才智還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見史可法至誠，厚為調護，勸高傑歸心。高傑這個人雖然桀驁不馴，對邢夫人卻是言聽計從，於是開始禮敬史可法。高傑在江北四鎮中最強也最難駕馭，史可法大喜說：“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為了表示感謝，史可法還將自己的府邸讓給了邢夫人居住。
經過反複磋商，高傑同意不再堅持進駐揚州，史可法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傑，局勢並未完全穩定。1644年夏天，黃得功率軍由廬州北上。高傑懷疑朝廷勸他撤離揚州是為了將此城交給黃得功。為了阻止黃得功向揚州推進，他在南京東南的土橋對黃得功發起了突然襲擊。在這場衝突中，黃得功險些喪命，部下死亡300餘人。黃得功憤怒至極，認為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叛亂，準備與高傑決一死戰。史可法竭力勸解，據說他拿出自己的錢作為賠償（雖然形式上是由高傑償付的），以平息黃得功的怒氣。由於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當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這些鎮守通往南京之要衝的將領們表麵上暫歸於好。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圍繞南京的四鎮布防基本上是針對農民軍的。直到這時，南明仍然將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並未意識到滿清才是最大的敵人。而滿清的多爾袞則清醒地認識到農民軍是滿清的首敵，所以先派兵追擊李自成。果然如多爾袞所料，南明並未乘機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動的根本原因卻是忙於內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