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離開南京親臨揚州，暫時緩和了四鎮之間的矛盾，但他過早離開朝廷卻加速了黨爭的到來。明後期的黨爭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於萬曆以後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
滿清這個時候，原隻望占據北京，並不敢想全吞中國；在吳三桂的接引下，占領了北京和畿輔地區已屬意外。所以多爾袞入京後一日，就下令強迫百姓剃發，到二十四日，即又將此令取消。而其傳檄南方，亦說“明朝嫡胤無遺，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爾袞初期的意圖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這對於南明弘光政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鑒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苟且偷安，因而對清方代平“流寇”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財賦充盈之地，依然可以過著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聯虜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上策。
然而，滿清的政策很快發生了變化。根本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複存在，北方對南方有經濟上的依賴性。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都仰賴於南方漕運的糧食和其他物資。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占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製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多爾袞一再辟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裏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麵。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動，給了滿清廷以可乘之機。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上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為監軍副使招撫山東。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鼇永以戶、工二部侍郎名義招撫山東、河南。同月初十日，多爾袞派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統兵收取山東，十四日派固山額真葉臣領兵收取山西。覺羅巴哈納、石廷柱先聲奪人發出檄文說：“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同時又以平西王吳三桂名義大張文告，雲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納等帶領的清軍進抵德州。德州知州張有芳惟恐貽禍地方，拜表歸順清廷。畿南、山東大批州縣就這樣拱手讓給了清朝。從此以後，多爾袞等滿清決策人認定沒有必要承認南明弘光朝廷，幹脆以清代明，走統一全國之路。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弘光政權（7）
而這個時候，南明朝庭中正紛爭不休。史可法此時已離開朝廷，東林黨和複社成員們便將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風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為侯方域之父侯恂與左良玉的關係十分密切（侯恂曾是東林黨成員，魏忠賢專權期間辭官還鄉。他曾為左良玉被劾貪汙軍餉一事辯護，因而被認為能駕馭這位不識字的粗魯將軍），而左良玉是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軍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滿足於留在湖廣，而無心幹預朝中政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東林黨和複社別無選擇，隻好使出他們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過對官吏的銓選和品評來控製文官。這樣，當時最優秀的名士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鬥角。
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權，開始對東林黨人試圖占據政府重要職位的努力進行反擊，第一步就是推薦阮大铖為兵部侍郎。阮大铖是複社名士們的死對頭，但同時也是馬士英的舊交。
東林黨和複社對馬士英的提議群起攻之。但另一位東林巨子錢謙益的表現更具特色，為了換取馬士英讓其繼續任禮部尚書，他公開支持對阮大铖的任命。關於錢謙益為何會如此，我們將在談及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一篇中詳細論述。
阮大铖，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石巢、百子山樵，懷寧（今安徽安慶）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與馬士英同時得中會試。天啟年間任職給事中，因丁憂辭官回鄉。天啟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職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於頗有聲望的同鄉左光鬥，覬覦吏科都給事中這個頗有實權的人事監察崗位。負責考察官吏的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為阮大铖“輕跺”，不可擔任如此要職，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铖暗中買通太監，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經過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人。為了和東林黨人作對，他依附於魏忠賢，與“閹黨”骨幹分子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結成“死友”，編寫攻擊東林人士的《百官圖》，通過倪文煥之手送到魏忠賢的案頭。
阮大铖為人陰險，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東林人士報複，《百官圖》事件後還不到一個月，急忙辭官而歸。不久，楊漣左光鬥諸君子被“閹黨”迫害致死，阮大铖詡詡自矜。之後他被起用為太常少卿，向魏忠賢極盡獻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變，魏忠賢不足以長久依靠，每次覲見之後，就重賄魏府門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跡。幾個月以後，工於心計的阮大铖還是辭職離開了官場這個是非之地。
這個阮大铖，《明史》說他“機敏猾賊，有才藻”，對他的刻劃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賢而升官，既要獻媚義要不露痕跡，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從官場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機敏猾賊”的表現。
崇禎帝上台之後，雖以“逆案”為名鏟除閹黨，然而，阮大铖“見風使舵”，逃過此劫。當左光鬥在朝廷中炙手可熱之時，阮大铖便又攀附於左光鬥。後來，左光鬥因在黨爭中失利死於監獄。阮大铖卻在這場權力的角逐中，“幸免於難”，隻是處徒刑三年，準許納贖為民，但永不敘用。正如黃宗羲所言：“先帝（崇禎）初立，左魏頌怨，皆操戈於阮大铖。”
崇禎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開始招納遊俠，談兵說劍，圖謀以“邊才”的身份而被起用。這個並不懂軍事的文人顯然很想在亂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擺脫“永不敘用”的尷尬境地。
為了衝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掃除“永不敘用”的障礙，他在南京極力討好東林黨與複社名士，企圖改變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複社人士所察覺，擔心阮大铖成為魏忠賢第二，決定聯手予以迎頭痛擊。陳貞慧起草了聲討阮大铖的檄文，以顧杲、陳貞慧等人名義，密函分寄各處，征求陳子龍、方以智、楊廷樞等複社名士的支持。
崇禎十二年（1639年），複社人士趁南京鄉試的機會，在淮清橋桃葉渡的冒襄寓所，召開複社金陵大會，複社名士與天啟年間遭“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遺孤，紛紛聲討“逆案中人”阮大铖，並正式發表《留都防亂公揭》。這是一篇聲討阮大铖罪狀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獻策魏璫，傾殘善類”、“陰險叵測，猖狂無忌”，並指出如果阮大铖得誌，“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
在《留都防亂公揭》上簽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領銜的是東林弟子代表顧杲和黃宗羲。
《留都防亂公揭》發表後，“大铖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因為這件事，阮大铖與東林複社黨人結下深仇大恨。
後來，阮大铖還曾經不惜重金，撮合複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後來為侯方域覺察，設法籌集資金，將錢退還給了阮大铖。阮大铖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雖惡，卻頗有才華，詩文俱佳，尤善詞曲。他所作傳奇戲曲情節曲折離奇，關目布置和曲辭科白都很下功夫，藝術上有相當功力。錢鍾書先生曾在《談藝錄》中說，對於阮大铖“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隻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戲班在南京很有名聲，阮大铖自己也能親自執板唱曲。（附阮大铖詩碑圖）
如同他本人擅寫的傳奇，阮大铖的死亦頗有傳奇性。順治二年（1645年）南京為清兵所破，阮大铖逃至浙江方國安軍中。次年，投降滿清，並領清兵破金華，從攻仙霞嶺。仙霞嶺是從浙江進入福建的天險，當時楊文驄在那裏設伏。
楊文驄字龍友，明末大畫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當時知名的畫家。楊文驄是馬士英的親戚，但他與複社人士來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還是幾社的創辦人之一。楊文驄曾經出錢幫助複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攏（楊文驄與阮大铖是舊交，當初梳攏李香君的錢就是阮大铖假托楊文驄的名義出的，目的是為了拉攏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卻是——將李香君鮮血染紅的白絹扇畫成了灼灼動人的桃花圖。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弘光政權（8）
（梳攏是妓院行話。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結為發辮的，接客之後才開始梳譬，叫做梳攏。所以梳攏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當時的風尚，如果哪位客人鍾情於一個妓女，隻要出資舉辦一個隆重的儀式，再給妓院一筆重金，這個妓女就可以專門為這一位客人服務了。）
在仙霞嶺，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正當阮大铖與楊文驄遠遠相對、相互怒目而視的時候，阮大铖突然中風，頭麵腫脹，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嶺一役，清軍大勝，楊文驄重傷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這兩位穿針引線的人物就這樣死在了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黨爭的話題。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他總說：“天下事，有老馬在”，把軍國重事委托給馬士英，自己則同一班佞倖幹著昏天黑地的勾當。在這樣的狀況下，馬士英大權在握，這場黨爭最終以東林黨和複社的失敗而告終，也是不足為奇的。兵部侍郎呂大器、大學士高弘圖、薑曰廣、吏部尚書張慎言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阮大铖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書、右副都禦史等職。
阮大铖走馬上任後，據李清著《南渡記》載：“大铖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阮大铖惟利是圖的德行可見一斑，當時的民謠唱道：“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阮大铖機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報複那些曾經打擊過他的東林黨和複社名士們，他對馬士英說：“孔門弟子三千，而複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機會果然來了，阮大铖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東林黨人投降過李自成，於是他很容易地將江南士民的激憤引向那些曾經投降過李自成的東林黨人，比如我們在前麵的篇章中提到過的陳名夏。於是那些從北方逃來的投降過大順政權的前明官員被禁止進入南京。
史可法當時正在揚州撫慰高傑，他在揚州城外的大營中得知這些變故後十分震驚，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讚成拒絕北方官員南下的作法。他建議：“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
但此時在馬士英和阮大铖的慫恿下，吳地縉紳卻群情激憤，堅決反對寬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隨即頒布了楊汝成、項煜、陳名夏、徐汧等“北都從賊諸臣罪狀”，楊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員為主的暴徒們的襲擊。這種狀況迫使那些孤立無援的從賊官員又紛紛逃回北方，加入了滿清政府。
阮大铖抓住機會，開始對複社成員進行打擊報複，《桃花扇》對此有如下描寫：
凶凶的縲絏在手，
忙忙的捉人飛走；
小複社沒個東林救，
新馬阮接著崔田後，
堪憂！
昏君亂相，
為別人公報私仇。
侯方域顯然是阮大铖尋求報複的主要目標，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搶先逃去揚州，投到史可法門下。而他的愛人李香君則被阮大铖報複性地強嫁給僉都禦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