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句便工”。1644甲申年華夏神州大地上那一場遽變，確實讓一大批文人墨客寫出了太平盛世之吟風弄月所不可比擬的深沉雋永詩篇，吳偉業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跟錢謙益的暗中反清複明和龔鼎孳的公開的及時享樂不同，吳偉業是“江左三大家”中最鬱悶最憂鬱的一個。當然，他也不像錢謙益和龔鼎孳那樣，各有一位聲名顯赫的如夫人。本來，吳偉業曾經有機會娶到“秦淮八豔”中最孤傲的卞玉京的，但卻由於他自己的怯懦，錯過了這段情緣。
吳偉業與秦淮名妓卞玉京的愛情，是一個委婉傷感的故事，它幾乎影響了吳偉業後來的整個生活。尤其在吳偉業的晚年，他寫了許多詩，來表示對這段付出了真心卻沒有結果的愛情的追悔。
然而，有些諷刺的是，吳偉業在後世的名氣卻有一大半並非源於其本身的文才，而是間接來自於另一位秦淮名妓的影響——“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女主角陳圓圓，陳圓圓本人和這句詩的知名度恐怕遠比吳偉業本人要高得多。
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遷江蘇太倉。
吳偉業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學識淵博，著述甚多。他不但工詩能文，而且熟悉音律，擅長度曲填詞、雜劇傳奇、繪畫等。他的詞在婉約、豪放上都有很高的藝術建樹，尤其他的婉約詞，兼吸了周邦彥、柳永兩人詞的長處，後人稱他的詞有周詞之雅而無周詞之隱晦，有柳詞之暢而無柳詞之俗麗。但吳偉業的詩歌創作成就最大，其詩取經唐人，各體皆工，而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體，時稱“婁東派”，世稱“梅村體”，與錢謙益、龔鼎孽並稱“江左三大家”。他一生寫詩千餘首。著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綏寇紀略》、《春秋地理誌》等。其詩多以反映現實為主，早期作品風華絢麗，明亡後多激楚蒼涼之音，尤擅歌行，既委婉含蓄，又沉著痛快。
江左三大家（12）
吳偉業出身在一個沒落的書香之家，十四歲即能寫一手好文章。少時“篤好《史記》、《漢書》，為文不趨俗”（《鎮洋縣誌》），後受學於同鄉張溥，很受張溥賞識。張溥以治學嚴謹而著稱，張溥的書齋叫“七錄”——他讀書必要手抄，每本書抄一遍朗誦一遍，六七遍後就能記得。吳偉業在少年就遇到這樣的一位老師，不能不說他是幸運的，對於他以後的治學之路張溥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崇禎初年，張溥繼東林黨之後倡立複社。複社是當時重要的文學團體和政治團體，影響遍及大江南北。吳偉業是複社的重要成員，名列“十哲”。
崇禎四年（1631年），吳偉業以會試第一、殿試第二的優異成績考取進士。當時有人為了攻擊主考官周廷儒，因為周延儒與吳偉業父親相熟，連及吳偉業。崇禎帝親自審閱了吳偉業的試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詭靡”的批示，這場風波才算平息。其實這件事是當時複社和以溫體仁為首的浙黨的鬥爭。此時，吳偉業尚未成婚，崇禎帝又特賜他歸裏娶親，這樣的榮耀對於新人吳偉業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榮極一時。
以後，吳偉業曆任翰林院編修、東宮講讀官、南京國子監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職。吳偉業入仕之初，即以“直聲動朝右”，他曾上疏彈劾多名政要，是一位很有作為的朝官。後來見複社中人升浮不定，終以國是日非，仕途險惡而歸隱。這一時期，他寫了不少詞藻華麗的詩歌，但大多未能流傳下來。
卞玉京原名賽，又名賽賽，號雲裳。她原係官宦出身，因父早亡，家道中落，與其妹卞敏一同淪落風塵，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一對出名的姊妹花，而卞玉京的名氣略勝，時人因有“酒壚尋卞玉京，花底出陳圓”之詠，被列為“秦淮八豔”之一。後來卞玉京為女道士，號“玉京道人”，於是有了“卞玉京”這個習稱。
（注：“玉京”是道家語，指天界。李白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發受長生”之句。古龍的小說中筆者最愛《七種武器》，其中《長生劍》一篇的男主角叫白玉京，兵器叫長生劍，取的便是李白的詩意。）
卞玉京詩琴書畫無所不能，善於詩，工於畫，尤其愛畫蘭花，“好作風枝婀娜，一落筆盡十餘紙”；又工於小楷，精於琴道，“書法逼真黃庭，琴亦妙得指法”。更兼秉性高潔，居處一塵不染，時人有“愛潔無如卞玉京賽”之歎，雖為青樓女子，卻“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
卞玉京十八歲時遊吳門，居虎丘，往來於秦淮與蘇州之間，成為著名歌妓。她當時與柳如是、顧眉齊名。在當時的某種意義上，她們三人的名氣比著名的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有過之而無不及。
卞玉京久居秦淮，一般見客不善酬對，但如遇佳人知音，則談吐如雲，令人傾倒。這個色藝雙絕的女子感情細膩，頗有傲氣，屢屢拒王孫公子於門前；而她又是至情至性的。在相處日久的知音麵前，這位名噪一時名妓時有哀怨之情流露，隻是當被問及的時候，她卻總是岔開了話題，其敏捷聰慧，文士之中也鮮有能及者。她曾為自己畫像一副，上題小詩：“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頗怪麻姑太多事，猶知人世有滄桑”，詩中可以隱約窺見其不欲言表的感懷身世之幽情。
卞玉京最初的愛是獻給王竹軒的。這是一個風雅深情的年輕俊賢，然而卻偏巧是卞玉京家仇人的兒子。卞玉京對此無法釋懷，冷靜片刻後立即淨手為王竹軒用蠅頭小楷寫了一篇《道德經》，從此絕斷情緣。這大概就是她所詠歎的“人世有滄桑”吧？
崇禎十四年春，吳偉業時任南京國子監司，他在南京水西門外的勝楚樓上餞送胞兄吳誌衍赴任成都知府，在這裏，他第一次遇見了前來為吳誌衍送行的卞玉京姐妹。
宴席上，卞玉京題七絕於扇麵，作為臨別寄贈：“剪燭巴山別思遙，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薜濤”。她的慧麗聰敏，以及高貴脫俗而又含有幾分憂鬱的氣質，都令初次見麵的吳偉業傾倒不已。吳偉業表麵上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很正統的文人，但他的內心卻有些不安份。這種外清內濁的性格，直接影響了吳偉業與卞玉京的愛情。
而第一次遇到名滿三吳的才士吳偉業的卞玉京，也同樣對他一見鍾情，以致這位平素對初見之人一向應酬寥寥的秦淮名花，竟然拋棄了她的矜持和高傲，以那個時代青年男女罕有的大膽直率，在席間對吳梅村表白了愛慕之心，並當場作出以身相許的表示。
此事在吳偉業於《過錦樹臨玉京道人墓》小序中曾雲：與鹿樵生（吳公自號）一見……酒酣附幾而顧曰“亦有意乎？生固為若不解者，長歎凝睇，後亦竟弗複言”。
在當時的封建體製對女性束縛程度來看，這種敢愛並敢於直陳於人前的舉動是極為罕見的，卞玉京對感情的執著和坦誠可見一斑，她率直毫不隱藏的真誠也給在座人帶來深深的震撼。
流水有心，落花亦有意，原本極有可能成就一段佳話，又或成為一段美好感情的開端。誰知吳梅村對卞玉京真誠的表白不是坦然接受，不是婉言回拒，也不是自道曲折，卻選擇了一種自以為聰明、其實卻是感情中相當忌諱的做法來回應卞玉京的真誠：裝傻做戲，“固為若弗解者”，即一再假裝不懂卞玉京的意思。
卞玉京是個“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女子，隻因動了真情，才不顧一切表白心意，但她絕非沒有自尊，死纏濫打之輩，見吳梅村如此推搪，隻是凝望著他，長歎一聲，便即不複多言了。
吳偉業當時對卞玉京是一見傾心的，這由他後來的許多吟詠可以看出，而以卞玉京的個性，若不是吳偉業先在席間對她作出了愛慕的表示（比如他寫的情意纏綿的詞作），則她聊表寸心猶有可能，乍然以身相許的可能性卻非常小。
既然是兩情相悅，為什麽到了話到關鍵，吳偉業又突然裝起傻來了呢？個中緣由，吳偉業自己從未有所解釋。
對於吳偉業的佯裝不解風情，一種說法是：當時明廷嚴禁朝官在自轄的地方納民婦為妾，而吳梅村又恰是是南國子監司業，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還有一層，吳偉業家中已有妻室，而且當年是崇禎皇帝親旨特準他返鄉迎娶，故有“奉旨成親”的說法，他與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點了頭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玉京畢竟是青樓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會傷及他的“官聲”，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悅。
江左三大家（13）
因此種種可能利害關係，吳偉業便有了憾負卞玉京的一生悔恨。明末的名人膽小怕事的居多，吳梅村也是同一族類，枉費了卞玉京的一份深情。與錢謙益和龔鼎孳立場堅定地要抱得佳人歸的決心相比，吳偉業得不到卞玉京也是正常的。
不過，這些顧忌該是吳偉業在向卞玉京示好、與之談情賦愛的時候就已經心知肚明了的，事到臨頭才打退場鼓，也隻能說明他和冒襄是同一路人——談情說愛起來甜言蜜語，談婚論嫁起來推三阻四，說他假意，他真有情；說他真心，他又負不起責任。這種作風，與他後來在涉及千秋名節時的患得患失與臨事怯步是如出一轍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這次宴會之後，心高氣傲的卞玉京的自尊心雖然受了很大傷害，卻仍然未輕易放棄。相反，兩人仍有往來，而且交往日深。但吳偉業畢竟是傳統禮教束縛下的社會名流，對於卞玉京一往情深的一再示意，始終在患得患失中猶豫著。
直到吳偉業離開南京，也沒有接受卞玉京的相許。臨別前的那一晚，卞玉京乘著夜色，為吳偉業吹笛以寄情，卻終究沒能換得他對這份感情的一個承諾。卞玉京終於明白以自己的身份要想得到完整正常的婚姻生活是不可能的，屬於她的隻有日日弦歌、朝朝宴樂和各種各樣的逢場作戲。
吳偉業後來寫過一組《琴河感懷》，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
休將消息恨層城，猶有羅敷未嫁情。
車過卷簾徒悵望，夢來褍袖費逢迎。
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憐卿。
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
由這首詩看，盡管吳偉業沒有給卞玉京任何的承諾，在他離去後的那些日子裏，卞玉京還是一直以“羅敷未嫁”的心意守著這份感情，對門庭若市的追求者們絲毫不假辭色。倘若不是對吳偉業一往情深，又焉得如此？
因此說來說去，症結仍在吳梅村。他說起來對卞玉京情意纏綿，可行動上卻總萎縮不前。
當才子佳人的感情若即若離之時，時局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吳偉業時在家中，聞訊後號啕大哭，欲自縊，幸被家人所覺。吳偉業為此大病了一場。他的好友王翰國約他一起出家，吳偉業以舍不得家人為由拒絕。王翰國獨自焚書出家。其實當時出家是一個很好的全節的機會，吳偉業沒有殉國、沒有出家主要是其儒弱的性格決定的，這與他愛慕卞玉京，卻又顧慮娶她的後果如出一轍。
同年五月，吳偉業在南明弘光朝拜少詹兼侍讀，因與馬士英、阮大铖不合，僅任職兩月，就認為“天下事不可為”，辭官歸裏。此後的很多年吳偉業就在家鄉太倉過著半隱居的生活。
清順治二年（1645年）的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滅。清廷隨即在南京廣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樂籍的女子都在侯召之列，而豔名遠播的卞玉京更隨時麵臨著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假如卞玉京也和尋常女子一樣，遭逢遽變隻知自怨自艾，聽天由命的話，曆史上可能就沒有“卞玉京”這號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這天崩地裂的危難時刻，卞玉京顯示出了過人的膽識與沉著。她雖身在青樓，卻不甘淪為欺侮殺戮同胞的異族的取樂工具，於是悄悄改換了一身道裝，隻帶了少量錢物和一張最愛的古琴，避過清軍的注意，來到了江邊。
在那裏，卞玉京遇到一艘丹陽來的民船，就這樣登山船隻，順江東下，從隨波逐流的命運中機智地抽身出來。正是：“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諸船。剪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黃絁”是道服，“綠綺”是琴名，從那之後，卞玉京慣著道裝，自號“玉京道人”，這便是“卞玉京”的來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軍逼出來的，並不說傳說中為了逃避愛情的困擾。卞玉京的這一身道裝，雖是為了應急才穿上的，其後卻長久地不願脫去，當中正包含了國破山河碎，寧做化外人，不為清朝民的決心。《桃花扇》以史入戲，寫卞玉京因感亡國之痛而斷絕俗塵，入冠為道，雖然有藝術虛構的成份，卻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說，把卞玉京的入道說成單純是為了和吳梅村之間的兒女私情，實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這一身道裝裏包裹著的高潔情操。這個溫婉美麗的才女，為了抗拒清軍的傳召，竟以超乎尋常的勇氣，於兵荒馬亂之間毅然冒險出奔，表示她對滿清殘暴的不滿和反抗；她的膽識和氣節，實在是身受明朝深恩，號稱複社才俊，最終卻屈身事敵的吳偉業所不可比的。
卞玉京這一走，就離開秦淮河長達五年之久，連吳偉業也無從得知她的音訊。
順治七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卞玉京作客拂水山莊，主人錢謙益設盛宴招待。錢謙益因為與吳偉業是摯交，知道他與卞玉京的難解情結，便有意撮合他們，邀他一同赴宴。吳偉業自秦淮別後也是相思成災，念之甚切，接到錢謙益發出的邀請後，很快就來了。
然而，這次卞玉京卻徑自入內室與柳如是交談。錢謙益再三派人延請，卞玉京先是托詞更衣妝點，不久又稱舊疾驟發，異日再訪吳偉業，到最後，終究沒有出現。
咫尺天涯，情何以堪？吳偉業惆悵若失，又悔恨又是無奈長歎，黯然神傷之餘，唯以四首詩賦寄托相思，詩中寫盡“緣知薄倖逢應恨，卻便多情喚卻羞”的追悔之情，這便是著名的《琴河感懷》四首的來曆。
吳偉業寫罷擱筆，悵然長歎：是自己負玉京在先，更可奈何！
江左三大家（14）
從另一方麵可以看到，卞玉京對這一段若有若無的感情是非常懷戀的。如果卞玉京真的已經放下她和吳偉業之間的感情，那就沒有必要避而不見了；正因為剪不斷，理還亂，不知相見之後如何為情，才會有托病不出之舉。倘若吳偉業再積極主動一些，比如作出迎娶的表示，恐怕兩人之間的故事就不是綿綿無盡的悔恨。
候方域對李香君，吳三桂對陳圓圓，都是傾心之下，當即下訂，更不要說錢謙益對柳如是、龔鼎慈對顧橫波的鄭重其事，迎以妻禮了。和他們相比，吳梅村對卞玉京的“愛”由始至終都隻是停留在口頭筆頭上的柔情蜜意，可他心中到底有幾分誠意，打算如何安置這段感情，是否有對卞玉京的終身負責的念頭，沒有人能看得出來，卞玉京也一樣無從把握吧？既然無法天長地久，就隻能是此恨綿綿了。
兩人此後還有一次會麵。
數月後，卞玉京帶著一身料峭春寒，攜琴踏春，在虎丘與吳偉業會晤，極訴盡離別之情。那次，卞玉京披淡黃長衣，作道人服，平淡雍容。她說及清人入關後燒殺搶掠的情景時道：“吾洎淪落分也，又複誰怨乎！”然後解琴為吳偉業歌彈一曲。
卞玉京借著撫琴歌彈傾訴了南京陷落前後自己的親曆親聞，發出了深沉的浩歎——整個神州河山都已經殘破不堪，自己一個人的淪落又哪還值得哀怨呢？“翦就黃絁來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這一曲情出嬋娟，韻著綠綺，卻不拘泥個人恩怨沉浮的血淚悲歌，浸透著對民族興亡的心心牽念和良深感慨，故國之思，黍離之悲，盡在五弦之中，深深震撼了吳偉業。《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這首沉鬱蒼涼、寓意深遠的時代悲歌，便是由此而來。
詩中道出了卞玉京在這十年中的情景，點出了清軍下江南、玉京“弦索冷無聲”，一派淒涼狀況。吳偉業在這首詩中，還用追悔傷感的語氣記述了他與卞玉京的纏綿悱惻、悲切哀惋的愛情豔歌。這首詩沒有《圓圓曲》著名，但吳偉業在寫這首詩時所投入的感情和抒發的感慨，尤深於《圓圓曲》也說不定。因為他和卞玉京之間，畢竟有著一段付出了真心卻沒有結果的情緣。
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吳梅村那首傳世名作《圓圓曲》的創作，也正是完成於這次聽琴之後的不久，與《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份屬異曲同工之作。隻因卞玉京在“彈琴歌”中講述了自己親睹的江南陷落後許多佳麗被清軍劫掠淩辱的悲慘遭遇，二人又回首往事，想到整整十年以前，陳圓圓恰於此地被挾行北上，從此之後輾轉萬裏，“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飄泊腰枝細”，不勝今昔之感，這才引發了吳梅村借陳圓圓的身世浮沉來唱諷興亡的意念。“然則駿公於一年之中甚近之時間，賦此兩詩，以陳卞兩人前後同異情事為譶，而家過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
《圓圓曲》以史實為據，文采斐然，幾乎到了因詩代史的地步。開首即以“鼎湖當日棄人間”起興，抒寫出深摯的遺民之慟，表達了他對於明王朝的眷戀之情以及江山易主、韶華盡去的哀婉。他諷刺當時權勢熏天的吳三桂寫下了“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全家故國空從難，異姓真王獨拜恩”這樣的詩句，由此可見他對明王朝是很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對於吳三桂與陳圓圓的愛情，很難說吳偉業到底是用同情還是諷刺的語氣來描寫。
這次相會成了吳偉業與卞玉京的最後一次見麵。從此，他們到死也沒有再相見。可以想像卞玉京轉身離去時，對依舊毫無表示的吳偉業是何等的失望。
南明政權覆滅以後，吳偉業閉門不出，他既沒有能力像陳子龍一樣堅持抗戰，也沒有勇氣自殺殉國，但更不願媚顏事敵，而準備做遺民，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對異族政權的不合作。這期間，他親曆國變，飽經憂患，寫下了不少憫時傷世之作，詩風趨於沉鬱蒼涼。他的詩作，感傷時事，悲憤淒愴，對明末的社會矛盾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其心係魏闕、不忘家國之情，灼然可見。
然而，當時尚未完全鞏固其政權的清王朝如何又能容忍一個持消極抵製態度的遺民的存在？愈是有聲望的遺民，便愈有危險。吳偉業在入清以後是毫無疑問的海內宗主，更是清廷必欲羅致的首要對象。
清順治十年（1653年），江南初定，清朝吏部侍郎孫承澤推薦吳偉業出來做官，說他堪為顧問之職；他的女婿禮部尚書陳之遴和大學士陳名夏也極力推薦。
吳偉業當時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潔身自好，進退維穀，極為矛盾。所以他在這一段時期對元末明初的曆史人物很感興趣，例如楊維楨（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們兩人雖然曾應元人之召入朝，卻顯然並未失節。
就在吳偉業複出之說甚囂塵上的時候，複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致書規勸：不可出的理由有三。侯方域認為吳偉業蒙崇禎皇帝重恩，舉科名第一，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數年吳偉業就被崇禎提升為大臣，這是第二不可出；侯方域認為吳偉業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會有所損失，這是三不可出。
明亡後侯方域曾經與吳偉業相約終隱。但侯方域終究還是參加滿清的順治八年（1651年）的鄉試，引來無窮無盡的非議和誹謗，此時他已經永遠地失去了自己的愛人李香君，以及士大夫最重要的名節，正處於無窮的追悔之中。侯方域以自己切身的悔恨來規勸吳偉業，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吳偉業當即寫了一封回信，慷慨激昂表示：“必不負良友”。
可是當權者是不會放過他的，威脅利誘一起襲來，吳偉業不得不在父母淚水中準備出山，同時由於憂鬱又是一場大病。“問華佗，解我腸千結”？“浮生所欠隻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從這些寫於當時吳偉業去北京的路上的詩詞可以看出當時他的心情是悲憤的，他個人的意願是真的不願意與清廷合作的。
吳偉業曾經涕泣謂人曰：“餘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鬥供菽水耳。”意思是說他是為了保全母親而不得不出仕。時人卻認為是推諉之詞，顧炎武當時堂上也有老親，卻堅持不肯赴詔。自然，無論是氣節還是抱負，吳偉業都不能與顧炎武相提並論，甚至比起江左三大家中的另外兩外，吳偉業也遠遠不及。這是性格使然，性格決定了他的行為和命運，包括他與卞玉京的愛情悲劇。
吳偉業出仕之前，曾受錢謙益委托調和當時的社事，當時慎交、同聲二社積習很深。順治十年，吳偉業召集兩社人等共舉虎丘大會，他想集九郡的人才，兩社的同誌成立一個象複社一樣的組織。虎丘大會雖然還算圓滿，就連歸莊這樣的人也都參加了（歸莊是複社重要成員，以性格孤傲怪癖著稱。時人將他和顧炎武並稱為“歸奇顧怪”），但是裂痕依舊。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少年投函吳偉業，信上極盡嘲諷地寫著一首詩：“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吳偉業看了信後，立即站了起來，但默然無語。
江左三大家（15）
吳偉業出仕後不久，卞玉京出人意料地出嫁。這其中多少有些對吳偉業徹底絕望的因素在裏麵，否則時間上不會如此巧合。卞玉京嫁給了浙江一戶世家子弟，但婚姻並不如意，在她心中，大概始終無法忘記吳偉業的影子。不久後由她的侍女柔柔以身相代，卞玉京自己則乞身下發，依附於吳中良醫鄭保禦。
鄭保禦已經年過七十，是卞玉京前夫的親戚。他不僅是一位名醫，也是一位名士。他對卞玉京的人品才情極為敬重，特地為她建築別宮，贈以厚資，使她可以安渡餘生。於是卞玉京就在那裏長住下來，開始潛心修道，持課誦經，戒律甚嚴，在晨鍾暮鼓中度過了餘生。她感於鄭保禦的恩德，用三年的時間蘸著自己的舌血為鄭保禦寫成一部《法華經》，作為對他的報答。
卞玉京身上有一種縹緲的氣質，這樣氣質的女子竟然無時不體現出毅然和決然，實在令人驚異。她一生頗多坎坷，其為人又心誌頗高。她一生中傾心於兩個男子，而這兩個男子卻都深深地傷害了她。命運安排給她太多淩利的衝突，想來除了遁世獨立，也別無出路了。
十幾年後，卞玉京在平靜的生活中去世，死前鬱鬱寡歡，不知是不是含恨而終？卞玉京死後葬於無錫惠山柢陀庵錦樹林中。身後每有路經此地者賦詩憑吊，悲憫她的命運。
康熙七年，年屆六十的吳偉業來到墓前，以一首極其傷感的《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並序》為他們的半生情緣劃下句點。
吳偉業在北京也不過做國子監祭酒的閑職，心情頹傷。順治十三年，吳偉業的第二任妻子鬱氏過世，吳偉業更是悲歎：“爾死顧得歸，我留複為誰？”對於自己的這次失足降清，吳偉業也毫不原諒自己，認為是“誤盡平生”的憾事。
同年，吳偉業伯母張氏病故，吳偉業是張氏過繼的兒子，所以借機乞假歸裏，回到家鄉的吳偉業已經無意複出。就在這時候，好友侯方域病逝的消息傳來，更增加了吳偉業的沉痛心情。
侯方域的心思與吳偉業有幾多相似，侯方域自認為自己的錯誤無可遁逃，一直處於極為消沉鬱悶的狀態，年僅三十七歲的壯年而下世。回想當年侯方域的規勸，吳偉業寫下：“生死總負候羸諾，欲滴椒漿淚滿樽”。侯方域在《壯悔堂記〉自言：“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餘之不能悔也？”吳偉業的悔與侯方域的悔幾多相似。然而，這兩個人除了悔恨，還是悔恨。
吳偉業從此不複出仕。但對於自已的仕清，他終身悔恨。在其《自歎》雲：“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鬆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又《過淮陰有感》雲：“浮生所欠止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在其臨終時所作《賀新郎·病中有感》詞中更說：“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在這些詩詞中，與其說是為自己作辯解，毋寧說更多地表現了個人在曆史的變遷中難以自主的悲哀。這是懺悔的靈魂的呐喊，是吳偉業漂在無盡的黑的海麵上的心靈無助的呼告！
順治十五年（公元1685年），這年吳偉業五十歲。他的女婿陳之遴革職問罪，以陳名夏、陳之遴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再次失勢於朝廷，而同年的江南科舉案更是牽連很廣泛。被吳偉業譽為“江左三鳳凰”之一的吳兆騫被發配寧古塔，吳偉業寫詩贈送悲憤萬千：“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菲死”；“受患隻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政治的翻雲覆雨往往是吳偉業這樣的文人所沒有辦法明了的，對於當時的黑暗的政治狀況吳偉業用手中的筆記下了一切，而好友的責難他也隻能苦澀麵對。在他五十歲生日那天，願雲和尚（即吳偉業的好友王翰國）贈詩一首，責備吳偉業有負入山之約。“半百定將前諾踐，敢期對坐聽鍾聲”。願雲和尚曾多次約吳偉業入山，吳偉業以雙親家小為念而拒絕。直到吳偉業死的時候，才遺命家人為自己穿上和尚的衣服，總算是踐了願雲和尚之約。
晚年的吳偉業專心著述，《春秋地理誌》《春秋氏族誌》都是在他晚年作成。用盡他半生心血的《梅村集》也付刊。他還對佛教產生了興趣，並在生前的最後幾年裏，同錢謙益的老師弘儲和尚一道研習佛學。
康熙十年，一代詩人吳偉業吳梅村在家鄉病逝，他留下遺言：“吾一生際遇，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曆艱難，無一刻不嚐辛苦。實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袍，葬我於鄧尉，靈岩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聞其言者皆悲之。
吳偉業在他的最後時刻依然是矛盾的，斂以僧袍，也是無奈的選擇。他的本意可能更願意以明朝的官服入斂，可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給他的官服他心靈深處是不願意穿的，墓前題字也是一樣的心態。
吳偉業在臨死時，對他與卞玉京的那段愛情仍然不能釋懷，念念不忘那位紅顏知己，作了一首《臨終詩》：
忍死偷生廿載餘，
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債須填補，
總比鴻毛也不如。
黯然傷神，哀矜至死。
據說連後世乾隆皇帝讀了吳偉業的詩後都連點了三下頭，“梅村一卷足風流，往複披尋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秋”。
1918年，鬱達夫有八首詩詠及唐宋以來各家詩人，其詠先於吳偉業降清的錢謙益雲：“虞山才力軼前賢，可惜風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詩太俊，獄中清句動人憐。”而詠吳梅村則雲：“斑管題詩淚帶痕，阿蒙吳下數梅村。冬郎忍創香奩格，紅粉青衫總斷魂。”很顯然，鬱達夫十分同情吳偉業的遭際，他透過“梅村體”**的表象，看到了一顆被痛苦折磨的心。對於同樣被脅迫降清、同樣知道懺悔的錢謙益，鬱達夫也表示了相當程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