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社的公子們（1）
１ 秦淮河的風情
從曆史上看來，文明總是從有水的地方來的。且不說生命本身是從水從來，看幾個文明古國，哪個又離得開水呢？正如同黃河之於中國、恒河之於印度、尼羅之於埃及……或者縮小到城市範圍看，如同嘉陵江之於重慶、府南河之於成都、鬆花江之於黑龍江、湘江之於長沙、珠江之於廣州……
秦淮河對於金陵就是這樣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頭。
秦淮河是長江的一條支流，全長約一百一十公裏，是南京地區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龍藏浦”。相傳秦始皇東巡時，望金陵上空紫氣升騰，以為王氣，於是鑿方山，斷長壟為瀆，入於江，後人誤認為此水是秦時所開，所以稱為“秦淮”。
（據《太平禦覽·卷170》引《金陵圖》說：楚威王見現在的南京這個地方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所以叫金陵。秦並天下後，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為防那裏也出個天子，秦始皇派人將連綿的山崗鑿斷，據說秦淮河就是那次鑿山的副產品。）
河橋燈火舊秦淮”（吳偉業《秣陵口號》），因為有了秦淮河，比之於漢唐之都長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獨特的。它沒有長安的恢宏，沒有北京的沉重，卻別有一段脂粉，半邊愁容，讓文人騷客悵恨無窮。
秦淮河在通濟門分兩支，一隻繞道南城牆外向西流，稱為外秦淮河；另一隻通過東水關進了南京城，這才有了“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濟門人城，西行數裏之後又折轉向南的聚寶川方向，在轉彎處有一個渡口便是桃葉渡。
如果說秦淮河是溫柔富貴之鄉的金陵的代表，那麽這桃葉渡則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詩寫道：“桃葉渡頭水悠悠，岸下遊船岸上樓；歸客行人爭渡急，歌船畫肪滿中流。”生動地描述了桃葉渡迎來送往的情形。
桃葉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華，它的名字來曆與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的一段豔遇有關。相傳王獻之常在此與愛妾桃葉相會，後人便把這個渡口稱作桃葉渡了。有人為此大發感慨：“獻之當年寵桃葉，桃葉渡江自迎接。雲客難比美人衣，花豔爭如美人頰。王今風流舊有聲，千年古渡襲佳名。渡頭春水年年綠，桃葉桃花傷客情。”還有一首詠桃葉渡的小詩：“桃葉複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這裏酒樓妓館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燈燭閃爍，引得行人流連忘返，遊子銷魂難捺。水麵上遊船如織，彩燈閃亮，都雇了絕色女子、上等琴師，聽曲子的遊客個個聽得如醉如癡，不知今夕何年。商販們高聲叫賣著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點心，船上河岸穿梭叫賣不停。狎客們則在酒樓畫舫中拍手歡笑，猜拳鬥酒，盡情地喧鬧。人說桃葉渡有“六多”：岸上茶館多，酒樓多，餛飩擔子多，岸旁爭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裏兜攬生意的畫肪多。其實，又何止這“六多”？
“嫖妓不忘憂國，憂國不忘宿倡”。這是晚明人形容當時的社會風氣。
明代的皇帝對士大夫文人的的侮辱和虐殺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曆代明朝皇帝如此態度，文人們也自然產生了各種極端反應，因此明代文人的個性普遍顯得比唐宋時更成熟，他們在追求個性的解放比前人徹底。明代後期還出現了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的李贄，對一直處於統治壟斷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學進行了大肆抨擊。一些文人在有意識地蔑視禮法、張揚個性的過程中，縱酒狎妓成為他們表達自我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說：“名妓失路，與名士落魄，齎誌沒齒無異也。”
後來有人認為明超的滅亡與文人們無心政事而醉心於吟風弄月的習性有關。顧炎武寫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熱衷務虛求空之娛樂，蓋無例外者。可見當時文人們無不以風月為雅事。
有了文人們風月娛樂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場。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說：“燕趙佳人，類美如玉，蓋自古豔之。矧帝朝建縣，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複襲染熏陶，其豔驚天下無宜。萬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間，其妖冶已極。”
至於南京，則有更多的記載，如錢謙益《金陵社夕詩序》雲：“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談者據為樂土。”這還是指萬曆前後數十年間事，到了崇禎年間，風月更盛。
餘懷《板橋雜記》記錄說：“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鬆、重澤、來賓，稱一時之盛事。”又雲：“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瀟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遊龍，車相投也。其間風月樓台，尊罍絲管，以及欒童狎客，雜妓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為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
餘懷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經努力追求“秦淮八豔”中的顧眉。《板橋雜記》記錄有許多秦淮名妓的事跡。上麵餘懷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啟至崇禎十七年間南都坊曲之概況。當時舉世豔稱的名妓如朱無瑕、鄭元美、馬湘蘭、趙令燕、顧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門翹楚。
（白門，本是劉宋都城建康的西門，後成為金陵的別稱；又因為南朝民歌中常常提到白門，所以也被作為男女歡會之地的代稱。）
既然匯集在秦淮煙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們與失路的妓女們在一起，也搞出了許多新名堂，開設花榜成為一時之盛事，和現代評選什麽“都市小姐”相類似。
複社的公子們（2）
天啟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將三十二名妓女分為四類品評：一曰品，典型勝；二曰韻，豐儀勝；三曰才，調度勝；四曰色，穎秀勝。這實際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種風格。崇禎年間，桐城孫武公也曾於南京“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即複社四公子之以的方以智）僑居水閭，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台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樂，進金厄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
花榜之複熾，不僅說明當時妓風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識分子不滿現實的表現。一些主持花榜和參與品題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視功名而無意科舉者，或是科場與仕途的失意者，他們帶著遊戲人生、寄情於紅粉知己的態度出入青樓酒館，消愁解憂。他們以詩文讚頌、以名花名卉來比喻這些被社會上認為是最低賤的女人，而且以科場官場最榮顯的頭銜如文狀元、武狀元等獻給她們，這也是對社會的一種揶揄和諷刺。
於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鏤刻成的秦淮文化，寫就了中國娼妓文化最濃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這使得秦淮煙水罩上了一層旖旎色彩，濃豔得有如錦緞上落滿了桃紅化不開。
明末文人狎妓成風，複社的公子們自然也不能免俗。複社成立於崇禎初年，其領袖人物是張溥、張采，結社目的雖然主要是“以文會友”，“興複古學”，但在政治上繼承了東林黨的遺風，反對閹黨，主張改革，被稱為“小東林”。
1644年前後，南京會聚著大量因逃避戰亂到來的複社名士，包括著名的複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陳貞慧。名士們盡情地領略著秦淮河畔的煙花風情，那裏燈紅酒綠，歌舞不休，與北方地區兵荒馬亂的情形判若兩個世界。時間似乎在秦淮河停滯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難忘。
齊梁詞賦，陳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揚州。
尋思描黛，指點吹簫，從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須救，偏是斜陽遲下樓，剛飲得一杯酒。
——《桃花扇》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兒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時光，很快就因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結束了。
（在吳偉業看來，明朝的覆滅是一種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現，迷人的名妓使士大夫們忘記了自己的職守，從而導致了國家的滅亡。這是吳偉業《桃花扇》寫作的基本出發點，而並非“兒女英雄各千秋”。）
皇帝死社稷，武將死城守。手無寸鐵的文人們在當時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平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意思是國破之際，士大夫隻要不赴難死，那麽，就會被認為是漢奸。甚至按照後來乾隆皇帝的嚴格標準，就連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當了和尚的人與“身事二朝”的“貳臣”也並無區別，隻有自殺才算是忠臣。這種死法，與其說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更確切些。從征服者滿清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任何統治者都會喜歡真正的忠臣，這就是為什麽後來清朝將洪承疇這幹為滿清立下汗馬功勞的降臣反而放進《貳臣傳》的根本原因。
（1777年，乾隆皇帝下詔，令國史館編寫《貳臣傳》。他在詔書中解釋說，將貳臣同明朝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對的，他們的事跡應以其他方式加以記錄。“若以其身事兩朝，概為削而不書，則其過跡，轉得藉以掩蓋，又豈所以示傳信乎？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勳績諒於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跡，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
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時，大學士以下隻有三十多人自殺。消息傳到南京，馬上有憤憤不平的大臣上書建議：真是白養活了這些士大夫三百多年，幹脆廢除科舉算了！
當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繼到來之際，大動**、大轉折時期，各色人物的表現紛呈繁雜，風流倜儻的複社公子們不可能繼續沉醉於歌樓酒館了，他們麵臨著何去何從的嚴重問題，無一例外地要接受嚴峻的政治和道德主義的考驗；而那些“不是愛紅塵，似被前緣誤”的妓女們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曆史的洪流。於是秦淮河邊有了俠骨柔情，有了大義凜然，有了苟利家國，有了生死與之，有了令人敬仰。當然，還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歎息，哀之傷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