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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惡是迄今最未受到充分思考的題目：一個永遠讓人感到太危險的題目。良心，名譽，地獄，有時甚至還有警察，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與費厄潑賴不能相容；在道德麵前，就像在任何權威麵前，人是不許思考的，更不許議論：他在這裏所能做的隻有服從！隻要這個世界存在一天，就不會有權威願意自己變成批評的箭垛；將批評的刀斧加諸道德，把道德看作一個問題，看作值得懷疑的：好啊！這不就是過去所謂不道德嗎？這不就是今天所謂不道德嗎？——然而，道德不僅使用各種恐嚇手段，使批評之手和刑具不能加諸其身：她的安全更有賴某種勾魂藝術，對這種藝術，她運用自如——她知道如何“迷人”。由於這種藝術，她通常隻要秋波一轉，就會使批評意誌癱瘓，甚至投入她的懷抱；在某些時候，她甚至知道如何使批評者反戈一擊，像蠍子一樣把毒刺刺入自己的身體。道德自古以來就擅長搖唇鼓舌：沒有哪個演講者，包括我們今天的演講者，能離開她的幫助。（看看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怎樣演講吧：為了說服別人，他們說起話來是多麽道貌岸然！最後他們甚至自稱起“正人君子”來了。）哪裏存在著演講和勸說，哪裏道德就表現為一切豔婦嬌娃中最迷人者和——這一點就我們作為哲學家來說是更重要的——哲學家的真正的喀耳刻。為什麽柏拉圖以來的每一位歐洲哲學建築者都勞而無功？為什麽他們鄭重奉為“比青銅更久遠”（aere perennius）的一切都搖搖欲墜或已經躺在廢墟之中？那種直到今天仍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回答是多麽不得要領：“因為他們全都忽略了這樣一種建設的先決條件，沒有考察基礎，對理性進行批判。”——這就是康德的著名回答！他並沒有因此使我們現代哲學家腳下的土地變得更結實一點、更可靠一點！（——而且請想一下，所謂一種工具應該批評它自己的有效性和適用性，所謂理性應該“認識”它自己的價值、能力和界限，這種要求不是頗為奇怪嗎？它甚至不是有點荒唐嗎？）正確的回答其實是：包括康德在內的所有哲學家都是在道德的驅使下工作的；他們表麵上追求“確定性”“真理”，實際上追求的隻是“宏偉的道德大廈”：再次借用康德的天真自白說，他那“不輝煌但並非無價值”的工作和勞動的目的，就是“為那宏偉的道德大廈平整和夯實地基”（《純粹理性批判》，II，頁257）。可惜，他的目的未能實現！我們今天不得不說，恰恰相反！康德如此熱心向善，無非因為他是那比任何其他世紀都更盲目而熱烈的世紀的兒子，以及幸而還是這個世紀的某些更有價值的方麵的兒子（例如他在其知識理論中大量采用的感覺主義）。道德毒蜘蛛盧梭同樣盤踞在他的心頭，道德狂熱主義的觀念同樣使他坐立不安，而這種觀念的執行者、盧梭的另一個學生——即羅伯斯庇爾——對此直言不諱：“在地上建立智慧、正義和道德的王國”（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gesse, de la justice et de la vertu，1774年6月7日演講）。另一方麵，如果一個人心懷這樣一種法蘭西狂熱主義，他不可能以一種比康德更少法國味、更徹底和更“德國化”——如果“德國”一詞今天仍然可以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話——的方式進行工作：為了給他的“道德王國”開辟地盤，康德認為除了安置一個不可證明的世界，一個邏輯的“彼岸”之外別無選擇，——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需要他的純粹理性批判！換句話說，他本來是不需要它的，如果不是有一件事兒對他來說如此重要和刻不容緩：使他的“道德王國”成為理性攻擊不到的，最好是理性把握不了的——因為在他看來，事物的道德秩序在理性攻擊麵前無險可守，全無屏障！麵對自然和曆史，麵對自然和曆史的全然非道德性，康德像每一個真正的德國傳人一樣，是悲觀者；他信仰道德，不是因為自然和曆史證明了道德，而是因為他決心置自然和曆史的一再反駁於度外。為了理解這種“置之度外”，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另一個偉大的悲觀者路德身上的某些相似之處。路德曾以他特有的大膽告誡他的朋友：“如果可以通過理性理解降下如此多苦難和災害的上帝的仁慈和公義，我們幹嗎還需要信仰呢？”“因其荒謬我故信之”（credo quia absurdum est）：這種推論對每一個真正的羅馬人來說都是反聖靈的罪過，但從來就沒有什麽比這種玩火的推論更能刺激和“打動”德國人的了。正是由於這一推論，德意誌邏輯第一次進入了基督教教義史：即使一千年後的今天，我們這些德國人，我們這些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已沒落了的德國人，仍然在黑格爾當年用以幫助德國精神征服歐洲的著名辯證法的背後嗅到了某種真理，某種真理的可能性：“矛盾推動世界，一切事物都自相矛盾。”——因為，即使在邏輯領域，我們也是悲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