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王德威
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曾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係講座教授。
一九〇〇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少年中國說》,力倡少年為國家新生之本。相對於“老大帝國”,“少年中國”憑其青春朝氣,不僅振衰起敝,更投射出中華文明繼往開來的願景。“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梁啟超本人率先將“哀時客”之名改為“少年中國之少年”,一時如應斯響,各種以少年為名的聲音——從“鐵血少年”到“突飛少年”——此起彼落,成為庚子以後的中國文壇學界之莫大契機。
即使一個世紀以後,梁啟超及其同代人倡議“少年中國”的熱情仍然讓我們深深感動。“少年”一詞古已有之,卻是在二十世紀初被賦予了前所未見的豐富含義。“少年”擁有承先啟後、迎頭趕上的情操;而在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少年”也襲取了物種進化、日新又新的寓意。青春與文明、身體與國體形成了有機對話關係。
從文學角度來看,“少年中國”也是我們想象現代、敘述中國最重要的修辭策略之一。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創辦《新小說》雜誌,親撰烏托邦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描寫青年誌士投身革命、再造中華的壯舉。在此之前,梁啟超已翻譯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並發表於《新民叢報》。一九〇五年,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吳沃堯開始寫作《新石頭記》,署名“老少年”。《新石頭記》以《石頭記》為藍本,敘述賈寶玉的現代曆險,老少年為其中關鍵人物。吳沃堯與梁啟超對少年的構思因此形成微妙對話。梁的“少年”富有無限青春動力與希望,吳的“老少年”卻讓我們反思究竟是少年老成,還是未老先衰。無論如何,這樣的對話為五四以後的少年辯證論述預為伏筆。
由“少年”所召喚出的青春想象在民國時期有增無減,並擴大為“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等創辦《青年雜誌》。他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以“初春”“朝日”比喻青年的朝氣蓬勃,期勉中國新生代奮力創造未來。次年,李大釗繼之以《青春》《〈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等文,宣稱“蓋青年者,國家之魂”(《〈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惟真知愛青春者,乃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惟真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種精神與氣魄。惟真有此種精神與氣魄者,乃能永享宇宙無盡之青春”(《青春》)。
而五四期間奉“少年”之名而起的活動,首推“少年中國學會”。該學會於一九一八年由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創立,學會的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之後得到各方響應,分會甚至發展到國外。胡適曾以《少年中國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李大釗、王光祈、惲代英等也先後就“少年中國”的內涵各抒己見。時值五四運動狂飆卷起,“少年中國”成為不同路線和立場,不同方法和對話的交鋒所在。麵對國是,有誌青年應該投身運動還是勤工儉學,追求革命救亡還是啟蒙淑世,成為當時熱議的話題。
五四文學對少年——以及延伸而出的青年與童年——的思考和描寫,是彼時作家和讀者共同的焦點,而其風格複雜幽微處遠遠超過當時流行的論述。魯迅作品其實飽含自己成長期間的悲哀與猶疑——《父親的病》寫盡人子麵對父係傳統的曖昧情懷,《在酒樓上》則暴露兩位“老少年”回顧五四的虛空與悵惘。鬱達夫白描青春欲望的域外“沉淪”;郭沫若翻譯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成為中國少年的煩惱;蔣光慈則以《少年漂泊者》號召革命與浪漫的先鋒到來。
一九二七年後,敘事文學形成複雜的少年與青年論述。葉聖陶的《倪煥之》記敘同名主人公的成長與冒險。啟蒙還是教育,戀愛還是婚姻,革命還是家庭,種種考驗此起彼落,讓曾充滿抱負的少年一蹶不振,甚至付出生命代價。《倪煥之》娓娓敘述了一個青春不再、理想幻滅的故事,不啻為彼時混沌不明的曆史環境寫下預言。而小說所沿用的敘述方法又恰恰與西方“教育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形成對話。後者著眼少年成長、進入社會、完成教育,葉聖陶卻反寫此一模式,以初始長成的少年開始,以含恨早逝的“老少年”告終。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教育小說”形式出現的小說風靡一時,敘述以主人公不加入社會,反而加入社會對立麵的革命為**。茅盾的《虹》由五四時期四川一位女學生梅行素的啟蒙教育開始,一路描寫她所經曆的婚姻、事業挫折,以及對革命的向往與猶疑。茅盾書寫女性情懷一向拿手,此作可見一斑。小說**,五卅罷工遊行中,曾經天真爛漫的女學生已經站在上海租界街頭搖旗呐喊搞革命了。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及其他著作才真正帶出三十年代“少年中國”的要義。《家》中的高覺慧也出身四川世家,親曆傳統禮教的虛偽與敗壞,以及無數青春生命的犧牲。高覺慧的**與鬱憤、呐喊與彷徨曾經引起多少同輩讀者的共鳴,而當他決心衝破網羅、承擔改造中國的艱難使命時,又曾經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時刻!
與此同時,沈從文寫出迥然不同的故事。沈從文來自湘西,他筆下的少男少女長在青山綠水的苗寨之間,遠離革命啟蒙喧囂,另有一番風情。但他們畢竟要接受成長的洗禮、愛欲的磨煉和死亡的威脅。於是有了蕭蕭、三三、夭夭的癡迷和悵惘,或貴生、虎雛、龍朱的向往與絕望。我們不曾忘記《靜》裏女孩嶽瑉在亂世獨立危樓一角,悵望未來的孤單身影;《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中那個身陷情網的小兵,見證愛與死的恐怖心情。而《邊城》中情竇初開的翠翠如此清純卻遭受命運撥弄,成就三十年代中國最為**氣回腸的愛情故事。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寫自己的成長小史,從邊城到古都,從少年軍人到五四文青,早已是啟蒙文學經典。
四十年代的中國戰亂依舊,書寫青春的文學因此形成更為獨特的論述。在大後方,一方麵有鹿橋的《未央歌》寫出西南聯大學生烽火中的真情歲月;另一方麵有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寫出流亡跋涉途中的兒女悲歡。兩位作者都以早慧知名,而他們的作品也不啻是自身告別少年歲月的寫照。此時,上海淪陷區的張愛玲、偽滿洲國的梅娘也各自以其細膩世故的筆鋒,寫出少女成長的代價。張愛玲《燼餘錄》見證死亡的虛無、《第一爐香》刻畫情欲的凶險,還有梅娘《蟹》探討家庭關係的變奏,都是亂世的異質書寫。相對於此,解放區的趙樹理以《小二黑結婚》,袁靜、孔厥以《新兒女英雄傳》這類作品突出了革命戰爭中的青春願景,一心一德,反顯得無比可愛天真。
在台灣,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被殖民統治的青年頹廢沉鬱,仿佛有無限難言之隱。最知名的作品莫過於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即自書名已經道盡一代台灣作家的心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發現的旅日少女作家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記敘日本戰敗後十四歲的作者隨父母幾經輾轉、遄返大陸定居的過程,除平實記敘少女情懷外,亦極富史料價值。在香港,黃穀柳的《蝦球傳》則以孤兒蝦球從社會底層力爭上遊、加入革命的故事,投射當時流亡文人的政治想象。沙平(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幻想海外少年棄筆從戎、遨遊祖國,既有天馬行空的科幻奇想,也有呼應時局的政治情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文學書寫充滿破舊立新的**,仿佛“少年中國”的夢想一旦實現,人人必得極盡嗬護之能事。但因此形成的頌歌或批判,浪漫或寫實的拉鋸,反而導致驚心動魄的糾葛。這期間直接呼喚青春的重要作品一為王蒙的《青春萬歲》,一為楊沫的《青春之歌》。前者白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群高中女生的情感與意識形態洗禮,並以這群學生偶遇國家主席為最**。後者敘述一位少女曆經感情與革命教育成長為革命女性的遭遇,無異延續茅盾《虹》、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傳統。王蒙寫作《青春萬歲》時不足二十歲,本人就是青春的化身,而楊沫曾親曆一二·九運動,並以此背景現身說法,回想一代青年投入革命的因緣。但兩部作品命運截然不同。《青春之歌》曆經修改,出版後一紙風行;《青春萬歲》卻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方才問世,而其間作家本人所經的滄桑更“不足為外人道也”。同是青春掛帥的作品,孫犁的《鐵木前傳》卻往往被忽略。此作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背景,以兩小無猜的人物為主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北方農村作出生動刻畫,極具藝術特色。
“少年中國”的曆史、政治實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高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會見青年學生,直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諄諄期許之意,不啻回應梁啟超在世紀之初的宣言:“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
跨海過去,我們可以感受台灣六七十年代的青春書寫。白先勇早期有《寂寞的十七歲》,寫少年男女成長的虛無與對情愛的模糊渴望。女作家李昂的成名作《花季》也寫的是寂寞的十七歲故事:女高中生因為逃課而墮入一場似真似幻的冒險,因此一夕長大。李昂寫作《花季》時的確隻有十七歲,初試身手之作到今天依然觸動人心。七十年代,王文興以《家變》震驚台灣文壇。此作反寫教育成長小說公式,描寫一個少年長大成人後認識到父親的平庸與無能,最後老父不堪羞辱,被迫離家出走的故事。從巴金的《家》到王文興的《家變》,現代中國父子關係至此徹底翻轉。《家變》驚世駭俗,曾讓衛道之士群起而攻之。但論七十年代最為風行的青春寫作,當屬朱天心的《擊壤歌》,此作寫青春少女的如歌歲月,情真意切。而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在胡蘭成指導下,和同伴組織《三三集刊》,頌讚中華,應是二十世紀台灣最後的“少年中國”呼聲。
在上述的背景下,當代青春敘述次第展開。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以及老鬼的《血色黃昏》等,便是眾多作品的選樣。他們曆經身心的鍛煉,筆下紀實有了感傷與鬱憤,更不乏遐想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城的“三王”係列,寫下鄉知青的傳奇遭遇,寫化外村野的有情天地,如此扣人心弦,一時傳頌海內外。另一方麵,老鬼作為楊沫之子,顯然借《青春之歌》為對話對象,銘刻另一世代的青春之歌。蒼山如海,黃昏如血,少年子弟江湖老,筆法又何其跌宕蒼茫。
也正在此時,老作家汪曾祺的回歸顯得更為難能可貴。汪曾祺四十年代開始創作,此刻以《受戒》《大淖記事》等作重新將抒情風格導入寫實傳統。他寫小和尚的浪漫追求,小錫匠的江湖情懷,急切抽離曆史政治元素,充滿民間氣息,卻絕不流於一廂情願。
八十年代崛起的尋根、先鋒作家多有名作重新銘刻“少年中國”的前世今生。蘇童的“城南故事”係列、“楓楊樹”係列白描南方小城裏的男孩女孩如何在潮濕狹仄的街頭巷尾,尋尋覓覓那似乎尚未到來、卻已忽焉已過的歲月。韓少功則把焦點置於楚文化的奇山異水間,一聲“爸爸爸”的呼號,一次“歸去來”的行旅,陡然將我們的主人翁拋向那幽深莫測的楚地文明。莫言筆下的少年或在“大風”“秋水”間尋覓安身立命的可能,或在“紅高粱”地裏品味家族、地方史的盛衰。而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更具有象征意義,小說中的少年在十八歲生日到來之際被父親推向獨行的征途,但這趟旅行漫無目的而又意外重重,最後以暴力和荒謬不了了之。餘華的文字飄忽曖昧,點染莫名所以的巧合與錯位,卻生動傳達八十年代的一種“感覺結構”。
在二十世紀末書寫青春,作家和讀者又有什麽發現?王朔的《動物凶猛》同樣是以“文革”為背景的成長回憶,但多了一分意外的憊懶和放肆。他寫出“文革”日常生活縫隙裏,意外竄出的感情牽引。陽光燦爛的日子,幼獸的“凶猛”欲望何處可棲,引人深思。王朔更為大眾矚目的卻是他的“痞子文學”:我們不禁莞爾,曾幾何時,“頑主”淩駕了“新青年”,成為後新時期的主體姿態。
就在王朔風靡大陸的同時,台灣的張大春推出《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我妹妹》《野孩子》等作,以插科打諢的風格模擬當代台灣青少年的無聊生活和無厘頭的反抗,引起巨大反響。一時之間,“大頭春”成為台灣文化偶像。仔細閱讀張大春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內蘊其中的世代焦慮和彷徨並不亞於王朔諸作,兩岸的少年表述因此有了對話餘地。除此,旅台馬來西亞華裔作家張貴興的《賽蓮之歌》不妨視作馬華版的《動物凶猛》,但抒情風格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回顧二十世紀末的敘事,我們發現王小波才是後來居上、獨領九十年代**的作者。他的《黃金時代》等,直麵暴力、性和非理性的**,繼之以深沉的反思或嘲弄。他體現了世紀末版的“老少年”精神。而他的英年早逝,更為他的傳奇平添一抹宿命色彩。
二十世紀末的女性作家不遑多讓。林白、陳染各以私密敘事風格,娓娓道出《一個人的戰爭》的慘烈無助,或《私人生活》的**挫折。在一個劇烈變動的社會環境裏,不論是在邊城或是在京城,女孩成長為女性必須付出的巨大代價。在這方麵,她們是六十年代的李昂、四十年代的張愛玲和梅娘遲來的對話者。而更新一批的女作家,已經迎頭趕上。
到了世紀之交,另有一批少年書寫者崛起。韓寒、張悅然、郭敬明等以青春素人之姿脫穎而出,形成“萌芽派”的作家群。他們的出現也代表80後作家登場。既生在“大時代”以後,他們宜乎成為“小時代”的代言者。《葵花走失在1890》《三重門》《幻城》等作有青春期的成長呢喃,有反抗父權母權的**,更有世紀末的耽美和遐思。這些作家廣受歡迎,未必隻是嘩眾取寵的結果,也更因其自覺的理念和經營,曰個人主義、曰小資風格、曰裝腔作態,似乎都未能盡其意,要之與前輩作家的立場截然有別。這批作家都以少年形象出道,也都形塑安全尺度以內的叛逆姿態,而他們與網絡世界接軌已經預告下一波文學生態的展開。對他們作品的評價見仁見智,重要的是,他們本身的形象與行止已經是一個“作品”,甚至品牌。這是後現代與後社會寫作的雙結合了。
而到了又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文學書寫、閱讀方式因為網絡天地的展開而呈現前所未有的多元發展。但在“古典”文字書寫的世界裏,專誌的作家一如既往。王安憶以《啟蒙時代》重新引領我們回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啟蒙時代》恰恰形成對話的是薑戎的《狼圖騰》。上山下鄉的知青故事被書寫成為寓言,仿佛當代都市叢林的教戰法則,至於閱讀大眾辯論不休的國族寓言層次反而猶其餘事。
王安憶和薑戎的書寫畢竟是一輩作家向往事致敬之作。同在此時,比他們晚一輩的70後作家路內書寫《少年巴比倫》,將九十年代工廠生活推向台前。底層青少年成長的艱難,愛情與性的**,似乎是熟悉不過的題材,然而時代已經改變,中國的變化來到又一個階段。無獨有偶,雙雪濤《聾啞時代》也寫出了一輩東北少年成長的悲歡故事。台灣的新時代作家楊富閔以《花甲男孩》一作寫世紀之交台灣南部農村的轉型,以及置身其間的少年的心事,有落寞,有滑稽,成為另類“老少年”記錄。但與這些作家相比,旅台馬來西亞華裔作家李永平的“月河三部曲”——《雨雪霏霏》《大河盡頭》《朱鴒書》——才是扛鼎之作。李永平來自婆羅洲,羈旅台灣半世紀,驀然回首,方才了解成長經過賦予了此生魂牽夢縈的歡樂與悲傷。三部曲從紀實到虛構,從懺情到幻想,越寫越奇,字裏行間盡是曆史感喟。論二十一世紀中文少年敘事,當自此始。
張學昕教授主編的“人文閱讀書係”所介紹的諸位當代作家,俱是一時之選。較為資深的劉慶邦和賈平凹各以極富寫實色彩的地域紀事或鄉土素描享譽,但他們筆下的少年與青年故事卻展現一種感時傷逝的風格,仿佛與未來生命的潛在對話。葉兆言、蘇童和畢飛宇是當代江南敘事的三大代表人物,也各在創作中以少年投射了成長的苦澀、浪漫,甚至凶險經驗,其中蘇童的“香椿樹街”“城北地帶”係列尤其膾炙人口。而格非筆下所凝造的淒迷而感傷的青春景致,一樣扣人心弦。但談到當代小說的浪漫情懷,無人能出張煒其右,他所特有的玄思色彩在銘刻少年生命的作品裏已可見端倪。出身楚地的韓少功以沉鬱取勝,回想曾經的顛簸歲月與蛻變考驗時,所展現出來的真誠令人動容。阿來的作品富有藏地史識,也不乏抒情情懷,但他借少年故事所蘊藏的塊壘更耐人尋味。東西是近年異軍突起的作家,寫小城風俗、變調人生都令讀者心有戚戚焉,他如艾偉的細膩誠摯,海飛的收放有致,都是上乘之作。而麥家借翻譯密碼,翻轉出各色人性之幽微,告訴我們文學猶如冒險,重要的不是天分,而是在成長的道路上,時時警惕變乖巧的危機。最令人注意的是兩位女作家——葉彌與遲子建。她們都有溫婉的慧心,但筆下文章,卻不為其所限,或細膩曲折,或剛健蕭颯,較男作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少年中國”的呼喊到“少年巴比倫”的沉吟,從“鐵血少年”到“花甲少年”,我們不禁感喟倪煥之、高覺慧、蔣純祖、林道靜們的時代。然而回顧一百年來“少年中國”敘事的發展,我們仍然驚豔於其波瀾壯闊,風格多元。曆史嬗變,青春依然在每一時代留下光影,或神采飛揚,或桀驁不馴,或低回宛轉,或妙想層出。從“新青年”到“老少年”,現代中國敘事文學生生不息——而我們這一時代的少年正要出門“遠行”,邁向裏程。遙想一九〇〇年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還我少年,再造中華,正是此其時也。